“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顔”，杜甫是我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事實上用如何誇張的詞彙來形容杜甫都不過分。我國古代傑出的詩人如過江之魚數不勝數，人傑地靈底蘊深厚的神州大地孕育了無數人傑，而如屈原、杜甫這般既有才華又有人文關懷的，我尤為敬佩。

也唯有如此崇高的品德，杜甫才會寫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佳句，當然有人會說這是杜甫流離失所的感同身受，這是一方面，但如若換做他人，想必是自哀自怨，哪兒還有心思為底層百姓的心酸發聲。

在文學史上，杜甫更為人熟識的是他的“詩聖”美名，“随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詩文傳唱四方，與李白合稱“李杜”。不過，“詩聖”杜甫的詩歌也有着美名，世人多以“詩史”贊之，這是因為杜甫的詩歌中多描述李唐王朝由盛轉衰的曆史真實，以憂國憂民的态度記錄着自己的家國情懷。

事實上，杜甫出身官宦世家，青年時期的杜甫生活在無憂無慮的開元盛世下，“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所以說，經曆了興衰變故的杜甫能夠不感傷于個人得失而是着眼于“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憂思，就這一點而言便是人格魅力的展現。

天寶六年（747年），由權相李林甫主持的一場“野無遺賢”的科舉鬧劇使得士子們皆落榜，杜甫便過起了“長安居大不易”的十年困苦客居生活。天寶十四年（755年）歸家省親的杜甫，在家門口便聽到了哭泣聲，原來小兒子餓死了。即使社會的黑暗腐朽與個人仕途生活的不順也打不倒杜甫，反而堅定了對于困苦大衆的關注，人文關懷在這一過程中一點點的溢于言表。

同年又爆發了安史之亂，亂象流離而杜甫仍執意前往報效君國，卻被叛軍俘虜萬幸有郭子儀救世才躲過一劫。此後，杜甫的正直惹怒了肅宗，“三吏三别”正是被貶途中安史戰亂對于百姓流離的所見所聞。

“三吏”即《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

“三别”即《新婚别》、《垂老别》、《無家别》

《新安吏》中官兵不顧及百姓意願強征兵丁的行為是杜甫所反對的，但是當時平叛安史之亂便不得不用這種特殊手段，因此杜甫也非迂腐固執之人，反而表示理解卻也勸慰道：“送行勿泣哭，仆射如父兄”。

《石壕吏》中“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在這兒凄苦的老婦與氣勢洶洶的小吏便形成了強烈對比，三位兒子不是正在江場便是陣亡，家中隻有襁褓幼孫與剛翻牆逃離的老翁，不過這山野老婦還是選擇了報效國家“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或許有人認為老婦是為了代夫從軍，但也體現了這裡邊樸質的家國情懷。

《潼關吏》則是描述了被勞役的士卒草草了事，詩人叮囑修築潼關需得謹慎憂患，一旦失守便直逼洛陽、長安。杜甫的家國情懷再一次體現了，囑托道：“請囑防關将，慎勿學哥舒”（在楊國忠催促下，倉促出戰，靈寶一戰兵敗被俘，丢失洛陽）。

《新婚别》即新婚燕爾卻又深明大義的妻子鼓勵丈夫保家衛國，“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既有着對于丈夫的依依不舍又懂得家國天下，這種家國情懷方是我華夏屹立不倒的緣由。

《垂老别》中老翁的“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因此決定毅然決然的“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本想着悄悄地離開不忍老伴分離之苦，那成想老伴還是知悉了，哭倒在了路旁，唉這便是時代的無奈。“人生有離合，豈擇衰老端。憶昔少壯日，遲回竟長歎”。

《無家别》中戰場老兵歸家後，眼前卻是一派殘破亂象，“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裡百馀家，世亂各東西”。家鄉早已面目全非，老兵隻能悲戚之餘自言自語道無人可别、無家可别的凄苦。“人生無家别，何以為蒸黎”，隻有奔赴疆場再一次拼殺以慰父老家國才是當下之能。

“詩聖”杜甫的詩歌真切感人至深，對于底層百姓的凄苦無奈有着崇高的人文關懷，以深沉目光報以同情。杜甫本饑寒之士，保全自身尚有氣無力，然而卻心懷濟世之心。“詩史”既反映安史之亂後由盛轉衰的大唐百姓的悲涼，也是杜甫人格魅力的升華，是“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崇高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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