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了春秋戰國的萌芽、發展，中國的史學進入了第二個階段——兩漢時期。和先秦相比，兩漢的史學更加輝煌，也更加成熟，出現了司馬遷、班固、劉向、荀悅等彪悍史冊的人物。随着大一統王朝的建立，兩漢文學又呈現了諸多鮮明的特點，開一代先河，并流傳百世。

春秋戰國，是一個私學興盛的時代，諸子百家通過著書以立說，就連許多史書也是個人所編撰，以表達個人的觀點，如《春秋》便是孔子根據魯國史書編訂的。秦朝建立後，禁止私學，焚書坑儒，開始了國家幹預、壟斷史學的傳統。

漢代廢除了挾書律，民間私學開始發展，但是史學依然被官方控制。漢朝中央有太史公一職專門負責記載曆史，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就擔任這個職位。其他人著史，也必須經過官方同意。一方面，寫曆史必須要參考大量的官方文獻，不是相關職位的人無法閱讀這些書籍；另一方面，漢王朝也想加強對思想的控制。東漢時期的班固就曾經因為“私修國史”而下獄。

漢代的皇帝經常親自主持學術活動。漢武帝曾“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漢宣帝曾舉辦石渠閣會議，裁決古今文之争；漢成帝曾命令劉向等整理、校勘天下圖書；東漢明帝又舉辦白虎觀會議，加強儒學正統地位。史學是學術的一部分，自然也受到政治環境的支配。

漢代的史學，是在秦漢建立大一統王朝的背景下産生的，自然也免不了有大一統的思想存在。首先從著作本身看，春秋戰國的史學基本上都是國别體，質量良莠不齊，但是漢代的史學開始包攬宇宙，總覽人心（思想）。例如司馬遷的《史記》，是中國第一部通史巨著，其所用資料已經涵蓋了過去的所有史料。人們評價《史記》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史記》一書以“萬系一宗”來叙說民族關系，基本将所有的民族祖先都和炎黃搭上關系，這就是反映了大一統時代的民族融合。在思想層面，《史記》《漢書》等巨著都不偏向百家之中的任何一家，而是“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

《史記》和《漢書》都對秦漢的大一統事業做出了正面的肯定，主張時代在不斷進步，反對“是古非今”。例如《史記》明确提出分封制應該被淘汰，而郡縣制符合曆史發展的潮流。

漢代是在秦朝滅亡之後建立的，因此漢朝的史學著作都在有意無意探讨秦朝滅亡的原因，吸收秦朝滅亡的教訓。

漢朝初期，陸賈向劉邦說詩書，劉邦罵道“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賈回答“居馬上得之，甯可以馬上治之乎？”并且講到秦朝滅亡的教訓。劉邦馬上醒悟了過來，要求陸賈總結秦朝滅亡的一系列教訓。于是陸賈著稱《新語》12篇，這就是漢代史學吸取秦亡教訓的開端。

之後的漢代史學家都十分重視總結秦朝滅亡的原因。總結秦朝滅亡的教訓，不僅為漢朝君主治國提供借鑒，也為漢朝的建立樹立正統的地位，例如司馬遷說故漢興，承弊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也”，班固說“漢紹堯運以建帝業”“大漢當可獨立一史”等。

漢代的主流的思想，也就是新儒學，也可以稱為漢儒，是融合了諸子百家的學問而成，其中陰陽學的成分很大。董仲舒就根據陰陽五行學說提出了君權神授、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等。雖然史學家的基本就是求真，但是在主流思想的影響下，史學家也脫不了時代的局限。

包括《史記》《漢書》之類的偉大作品，都認為天上和人間有某一種對應的關系，并試圖進行探讨。其實，古代史官又負責記錄天文天象，史學家研究研究天人關系并不奇怪。研究天人關系，主要是在于給某些天文現象做出神秘的解釋，為政治服務，《魏書》說：“史官欲神其事，不複推之于理”。探究天人關系，成為中國傳統史學的主要目的之一。

但是漢代的陰陽學說後來越來越神秘，逐漸發展成為了谶緯思想，那就完全是迷信的、宗教的，因此人們開始将儒學稱為“儒教”。漢代的皇帝都利用各種谶緯來證明自己的合法性、權威性，東漢的白虎觀會議就是一次谶緯學說的大讨論。谶緯學嚴重影響了史學的正常發展，以至于僞書百出，違背了曆史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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