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都在說内卷，但是大家知道内卷到底是什麼意思嗎？

在這裡，螺蛳君借用一下知乎的一位答主@朱定好律師對内卷化現象或者說趨勢的解釋，十分簡單明了。

有内卷，當然也有外卷。

外卷指從外部獲取資源，把整體蛋糕做大，此處的外部獲取資源包含了外部資源的注入、外部市場、知識、智力資本、技術、管理、品牌效應等要素的投入。

比如漢唐的出使西域、開辟絲綢之路，宋朝的海外貿易，明朝的鄭和下西洋，都是對外擴張了華夏的外部市場。再比如通過科學技術、提高勞動生産率，增加工業産品的附加值。

而内卷，很明顯，就是不能從外部渠道獲取資源，沒有産生整體的增量，隻能在存量分配上做文章，往往損害内部一部分甚至絕大多數群體利益來補償少數群體的利益，最終整體利益沒有增加，持續性内耗的一種狀态。

很多人覺得内卷是現代化社會才産生的一種病态現象，其實不然。同樣是宋朝，經濟上他們是外卷的，但是社會資源（比如“公務員選拔”）卻是内卷的。

大家都知道的科舉制度為普通寒門學子提供了向上流動的機會對不對？實際上，很多人也并不知道，宋朝的科舉制度卻存在嚴重内卷現象，其“蔭補入仕”制度就卷了多少平凡學子的出路。

周敦頤，原名周敦實，程朱理學的開山鼻祖，七年級下冊課文《愛蓮說》是其最為人熟知的作品。然而，思想文才都極為出衆的周敦頤卻沒有參加過科舉考試。

周敦頤（1017年-1073年）

世稱濂溪先生，是北宋五子之一

宋朝儒家理學思想的開山鼻祖

周敦頤父親去世後，15歲的周敦頤跟着母親，投奔了舅舅鄭向。鄭向家裡的兒子起名都帶一個“惇”字，周敦頤20歲那年，鄭向将他改名為周惇實，實際上是将他當成了自己的兒子。當然，這次改名還有其他用意，按規定，時為龍圖閣直學士的鄭向有資格蔭及異姓親，也就是鄭向手裡有個不用考試直接當官的名額，鄭向将這個名額給了周敦頤。

這一年，按叙例封子，鄭向為周敦頤謀了一個“試将作監主薄”，就是将作監的試用主簿，周敦頤由此進入了“公務員”隊伍。

自隋炀帝大業年間創設進士科到1905年清廷廢除科舉，科舉取士在中國整整實行了将近1300年。其間，多少文人士子寒窗苦讀，頭懸梁錐刺股，甚至讀到白發蒼蒼也未能換取一個功名。

相比之下，周敦頤這樣的入仕途徑實在是太輕松了。也因此，周氏一族對鄭向十分感激，周敦頤妻子整整服侍了鄭向妻子19年，周家後人也稱鄭向為“恩舅”。

不過，在趙宋一朝，像周敦頤一樣的幸運兒并不少，而且有專門的制度和法律保障了蔭補入仕合理合法，讓很多人赢在起跑線，甚至赢在子宮。

隋唐以後，科舉取士制度逐漸完善，從民間選拔人才，讓平民子弟有了入仕并實現階層上升的可能。然而，科舉取士并不是曆代王朝官僚集團的主要來源，周敦頤所在的北宋更加不是。

宋朝号稱“與士共天下”，但卻是科舉與蔭襲并行，成為蔭補制度的巅峰時刻。據宋代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統計，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的官員中，蔭補出身的占57%，科舉出身的僅占28%，其他出身的占15%。

宋真宗祥符八年（1015年）頒布了宋代第一部蔭補法，以官員所任官職、差遣等來作為蔭補的标準，規定文臣五品以上、武臣六品以上，可奏補子、孫、弟、侄為從八品到從九品階官。也就是說，凡是宗親國戚，文武官員的子孫、親屬甚至門客、醫生、仆人等，都有機會獲授官職。

而蔭補名目也是五花八門，多如牛毛。

最高一級，國家層面上，有皇帝過生日時“聖節蔭補”，以及三年一次的郊祀或明堂大禮時的“大禮蔭補”，都能恩賞人來當官。

接着，中高級官員退休時有“緻仕蔭補”， 能提攜自己的親戚同黨去當官；而後妃、宗室、中高級文武官員去世之前，也可以遺表向朝廷奏薦人去當官，稱為遺表蔭補。

再往下，下級官員也有這個特權，他們如果因為作戰、捕盜等因公死亡，同樣可以奏薦，稱為死事蔭補。

不僅如此，每人蔭補的人數也沒有一定，多的可以到一二十人，比如宋真宗時代的宰相王旦死後，“錄其子、弟、侄、外孫、門人、故吏，授官者十數人”，而宋初名将曹彬死後，親族、門客、親校有二十餘人獲得授官。

可以想象，大部分數額被蔭補入仕的占了之後，為了出人頭地，寒門士子隻能讓自己比别人更努力讀書，但是他們越努力就越卷，卷到頭部階層也不一定能順利入仕。那除了入仕就沒有别的出路嗎？在宋朝，想要獲得榮譽和地位，還真隻能靠讀書。于是，死循環達成。在政治文化上，我們大宋，确實内卷。

當然，宋庭為了保證蔭補入仕的官員質量，對入選人員也限制了一些資質要求。

首先是硬性條件，年齡，這個十分寬松。宋仁宗時，規定長子得蔭不限年齡，子孫年過十五、弟侄年過二十得蔭。周敦頤得蔭時就是20歲，而鄭向在長子得蔭不限年齡的情況下，沒有将蔭補機會留給自己10歲的長子鄭惇忠，也足見他對周敦頤的喜愛了。

其次，得蔭補的人員在“出官”以前，需要通過吏部主持的铨試和呈試，才能獲得參選資格，“文臣初出官有铨試之科，武臣初出官有呈試之法。”

宋初蔭補官員的考試很簡單，武官甚至隻要能背誦《論語》就算合格了。到仁宗慶曆年間，仁宗頒布了《任子诏》，铨試和呈試法成為了一種制度。不過，這些蔭補官員憑借其自身的勢力、關系網往往能免試注官，即便是參加考試，也會用作弊手段蒙混過關，很容易通過考試獲得出官機會。因此，考試的約束作用也十分有限。

雖然宋朝特招公務員數量巨大，但後世的研究卻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根據台灣陳義彥的統計，《宋史》列傳中北宋人物出身于高官家庭的，約有30%是以科舉入仕，近45%是以蔭補入仕，可見即使是高官子弟，也有不少是憑本事踏入仕途。出身于中官家庭的，則約有50%是以科舉入仕， 30%左右是以蔭補入仕，中層官員子弟以科舉進身的比例，已超過了蔭補。

同時，更多的研究表明，由蔭補入仕的人雖然數量很多，但是其中表現出色，有機會擢升到中、高層官員而能加載正史列傳或其他史料中的，卻為數有限。也就是說，他們在才華、表現與升遷機會上，均遠不如出身于科舉的官員，蔭補制度雖然保障了他們入仕的機會，卻不保障他們升遷的機會。

北宋著名科學家沈括，就在父親去世時，獲得了蔭補入仕機會，任海州沭陽縣主簿，然而，他任職不久，就開始準備科舉考試，幾年以後，進士及第。沈括這樣的仕途路線，也許是他有才華，天生驕傲，想靠實力證明自己，但更多的可能是，因為蔭補入仕，其升遷機會受限。

沈括（1031年-1095年）

北宋政治家、科學家

也許，周敦頤即便沒有舅舅鄭向的幫助，也能靠着自己的實力，金榜題名，但這隻是也許，更何況如周敦頤沈括者，畢竟隻是少數。

如今我們看到的留名《宋史》人物裡，很多是靠實力步入官場并趕超蔭補入仕的同僚，留名青史，然而，這些人跟宋朝那龐大的官僚集團相比，同樣隻是小數。《宋史》以外是一個龐大的靠着特權進入官場，碌碌無為的蔭補官員群體，而他們的碌碌無為是當時的百姓們來買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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