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
大家知道,德川幕府壓迫朝廷公家,德川家縮減公家封地,利用種種借口打壓公家的權力,最終公家權力完全被限制在文化上,就連改個年号都得聽将軍的,公家地位慘到不能再慘。武家壓迫不斷,公家也受不了了,就開始利用文化優勢醞釀反幕思想,到德川中期的時候,公家終于出現了公開宣傳反幕尊皇思想的人。他們是誰呢?
京都禦所
一、德川體制注定引發叛亂德川家康一統天下後,确立了四民秩序,士農工商,各得其所、各安其分,這被認為是開創德川200多年太平盛世的好秩序。但日本的士,和中國古代的士不是一回事,它指的是武士。家康曾作過一個規定:“士乃四民之長,(農工商對士)無禮即心中無士也,士不妨擊(殺)之。”就是說,農、工、商要是對士不敬,士就可以殺了他。這就給了武士絕對的特權。
德川幕府的将軍府
乍看起來,武士站在了民衆的頂點,是特權階層,應該知足才對。但其實不然,武士階層内部還要分等級,大小約30層,上層武士對下層武士還擁有絕對特權。比如《龍馬傳》裡,都到幕末時候了,青年龍馬和同樣是藩士的死對頭在街上相遇,死對頭讓龍馬站在泥塘裡下跪,龍馬就得下跪,就是因為死對頭是上士,龍馬隻是個下士,武士對上級要絕對服從。
巨大的身份差距
這種固定不變的僵硬體制,如果放在人心思定、以求太平的時候,的确受到一緻好評,《安慶告示書》就說,隻要交清年貢,百姓的一切合法權益都能受到保障,不會有戰國時期那種混亂的威脅。
但是這種體制如果放在大動蕩的年代呢?至幕府中期,武士階層退化成不思進取的寄生階層。交代參觐制度下,幕府每年都讓藩主來江戶,消耗了各藩大量财富。此時,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已經嚴重腐蝕了德川四民體制,商人勢力崛起,各藩基本靠大商人的借貸度日;同時商品經濟向農村侵襲,腐蝕了小農經濟;而藩主為了擺脫經濟危機,隻能加大年貢,壓迫農民,農民的賦稅已經無以複加。
武士
二、外來的火星兒商人有的是錢,實際上控制着藩的經濟命脈,但他們的地位卻在四民的最底端;農民雖是第二階層,但實際上最是慘的。四民體制的不合理持續醞釀,隻差一粒火星兒,就能騰起沖天大火。
其實,農民悲慘的地位早已驅使他們采取自我保護。寶曆(1751-1763年)、明和(1764-1771年)以來,農民暴亂不斷增加,尤其是天明七年(1787年)的“天明搗毀”,參與暴動者遍及全國,其激烈程度,堪稱“江戶開發以來未曾有過”。在内憂不斷加深的背景下,外患終于來了。
幕府将軍
俄國自古侵略成性,當時的俄國在商業資本的支持下,不斷向西伯利亞方向開拓。安慶年間(1648-1651年),俄國的勢力到達了中國的黑龍江地區;元祿年間(1688-1703年),占領了勘察加半島,繼續南下之後,勢力入侵了中國的庫頁島、無主地千島群島和北海道。此後,日本沿海警報就一個接一個。
外國人來日
元文年間(1736-1740年),俄國将軍斯帕貝格測量了北海道沿岸,并将戰艦停在蝦夷港。
明和八年(1771年),俄國遇難船隻漂流到阿波。
天明六年(1786年),俄國皮毛商人再次來到北海道,登上了國後島,要求通商。同一年,幕府命令北方戒嚴。
寬政四年(1792年),俄國女王葉卡捷琳娜二世的特使拉克斯曼,到了北海道的松前藩,要求通商建交。
此時的日本真可謂内憂加外患,幕府如何在内部洶洶的起義和外部資本力量的沖擊中維持統治呢?
北海道雪景
三、内憂外患下的變亂對内,幕府的政策就是複古,固守四民體制,重申四民秩序,盡量扼殺商業資本,鞏固小農經濟。面對俄國,和固守四民體制一樣,幕府也僵化地應對外來壓力。幕府明确拒絕了俄國的通商要求,并加大了北方警戒力度和軍事力量,派出幕府官吏考察北海道制作地圖,這樣,北海道才算是納入日本的版圖。
幕府加強軍備
在内憂外患中,幕府放松了對京都朝廷的監視,慘兮兮的公家這時候意識得以覺醒。京都部分公卿此時接受了日本國學,認為日本是神國,國體神聖,天皇是日本唯一的統治者,将軍奪權實為謀逆,四民秩序存在嚴重弊端,所以要尊皇、斥霸、反幕。
這些公卿就是竹内式部、藤井右門、山縣大貳等人,他們不知深淺,以為學了幾篇國學,就能成為忠臣、良臣、賢臣,在一股熱血的推動下,他們開始大張旗鼓地宣傳自己的尊皇斥霸學說和四民之不公,公然和幕府唱反調。
他們鬧得很厲害,在京都大街小巷四處宣傳,還開館收徒,鼓噪反幕。他們成功忽悠了一批下級武士、商人和農民參與他們的組織。别看他們現在鬧得歡,終于被幕府拉了清單,這就是寶曆明和之變。
商量反幕的人
四、寶曆明和之變的性質寶曆明和之變的過程其實極其簡單。這些人氣勢洶洶鼓噪幕府體制弊端,反對幕府統治,不推翻幕府誓不罷休,勢力日複一日。這讓幕府是可忍孰不可忍,終于在寶曆、明和年間,竹内式部、藤井右門、山縣大貳等人被捕。被抓捕時,他們毫無反抗之力,隻能束手就擒,最後全部被殺。
事變雖然很簡單,但性質很重要,竹内等人的行為被認為是最早的一次反德川封建體制的鬥争,是幕末尊皇論的濫觞。
京都朝廷和江戶幕府的對抗
事後,幕府仔細清查了他們的思想,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們思想的激烈程度,讓所有人大驚失色,不知所措。幕府就把這件事定性為開辟以來最惡性的造反,寶曆明和之變的犯人成了幕府的禁忌。
竹内等人宣傳的學說有強烈的反幕性。如果竹内隻是說說“朝廷之衰微,武家之繁昌”這種同情朝廷的話,尚不至死;但他的同黨山縣大貳在《正名》中直白地說出了德川四民體制的弊端,并直言“政移關東……吾無取也”,明确反對德川體制,大肆宣傳尊皇、斥霸、倒幕。觸動幕府統治的支柱——四民體制,這就成了他們必死的原因。
幕府
文史君說德川四民體制孕育了反叛思想,内憂外患的時代背景直接刺激了反叛思想的生長。在不成熟的時機下,竹内、山縣等人,片面地宣傳反幕尊皇思想,結果迎來了幕府強大的回擊。他們把已被掃進曆史垃圾堆的公家天皇又擡了出來,對幕府來說,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信号。此時外患還不算嚴重,如果幕府做出調整,其實還是有機會維持統治的,但是幕府對竹内等人的不同聲音諱莫如深,無視他們撕開的社會裂痕。結果,在寶曆明和之變的尊王論濫觞的鼓勵下,新一輪尊王又開始了,這一次幕末就抵擋不住了。
參考文獻武寅:《尊皇與日本傳統文化》,《日本研究》1990年第5期。
于珊珊:《論日本的尊皇傳統》,《日語學習與研究》2017年第5期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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