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扛着鋤頭，擡腳時鋤頭也高高舉起，落腳時鋤頭鋤在地上，走一步就是一個坑，女人跟在男人身後，從手中的袋子裡掏出一把種子，撒向坑裡……2011年，武晉初到非洲坦桑尼亞莫羅戈羅省佩雅佩雅村，看到當地農戶種玉米的方式，頗有些吃驚。這種方式很傳統很粗犷也很辛苦，但辛苦沒能換來豐收，每畝49公斤到82公斤的收成。同時期，中國農村玉米平均畝産，是佩雅佩雅村産量的至少十倍以上。

那一年，也是中國農業學者和坦桑尼亞農戶一起種玉米的開始，以密植增産為主要内容的農業勞動集約型技術，開始在這裡落地生根。

2018年3月，當地農戶在項目地耕作。受訪者供圖

十年過去了，作為第六屆中非民間論壇分論壇活動之一，“小技術大豐收10年成果現場會”11月16日在中國農業大學召開。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教授武晉、徐秀麗、唐麗霞向新京報記者講述了在坦桑尼亞種玉米的故事。10年間，在遙遠的異國他鄉，來自中國的“小技術”，确實實現了非洲玉米的“大豐收。

被“播種繩”改變的玉米田

非洲農業人口目前為5.8億，以農業為生計的人口占比48%，坦桑尼亞更是有近80%的人口從事農業，玉米則是當地最主要的糧食作物。當地農民們會将玉米磨成面，再做成口感類似中國發糕的食物日常食用。

“但當地農民習慣于廣種薄收，田地裡玉米種植密度嚴重不足，每英畝大概隻有6000株到9000株。在這樣的種植方式下，玉米的平均産量隻能達到每英畝300公斤到500公斤，換算成中國的畝制，也就是大約每畝49公斤到82公斤，産量非常非常低。同一時期，我國的玉米畝産已經達到了數百公斤乃至上千公斤。”徐秀麗向新京報記者介紹道。

雖然播種方式相對粗犷，但專家們調研發現，當地玉米的“秃尖率”比較低，即玉米果穗的頂部秃尖、穗粒數少的概率比較低。“這說明土壤自然肥力的供給還算充足。”武晉講，到坦桑尼亞是中國農業大學李小雲團隊首次到海外開展行動性的項目，讓中國的農業發展方案在海外得到應用，探索中國發展方案在國外落地生根，也是團隊去坦桑尼亞的初衷。

考慮到當地農民沒有财力承擔化肥與農業機械，李小雲團隊根據中國農業精耕細作經驗，設計了以合理密植為核心，輔以間苗補苗、中耕除草保墒、培土等隻需要勞力投入的一整套勞動密集型玉米密植方案。

但如何才能讓當地農民更直觀地掌握精耕細作的播種方法，改變過去随意估算株距行距的做法？最後是同行的周聖坤老師徑直跑向當地小商鋪，買回了一根繩子，親手制作了“播種繩”，難題迎刃而解。

用于密植播種的播種繩。受訪者供圖

“繩子每隔30厘米系一條彩帶，用以标記播種的點。我們在田地裡插上了木樁，播種時，把‘播種繩’兩頭綁在木樁上，農戶們按照繩子上彩帶的位置進行播種，這樣就确定了精準株距。行距則通過擺放在垂直于‘播種繩’的一根長75厘米的木棍确定。一行播種完成後，農戶們将木樁移到地上木棍的另一端，如此往複。”武晉曾多次在田地裡，拽上繩子，手把手地教農戶“播種繩”的正确使用方法。

“後來，農戶們都學會了自己制作‘播種繩’。”武晉說。實際上，這樣的精準确定株距和行距，在提高種植密度的同時，還極大方便了後續鋤草工作。

示範用播種繩播種。受訪者供圖

初期隻有一個人願意嘗試

對于這些每天走村探戶、在田間地頭進進出出的中國農業學者，佩雅佩雅村的村民有些好奇，但讓他們一下子就打破祖祖輩輩傳下來的傳統種植習慣，用中國式精耕細作去種玉米，幾乎沒有可能。“剛開始在佩雅佩雅村推廣農技，确實是很困難。”唐麗霞說。

在當地推廣新技術的第一年，隻有一位名叫沙瑪的執行官員找到他們，表示願意試一試所謂的中國技術。但前提條件是，不能在他自家的地裡試種，而是在村裡一塊很小的公用土地裡種植。沙瑪是當年第一個願意嘗試新技術的人，也是那年唯一的一個。

勘查土壤狀态，挑選相對優質的種子，合理的株距行距種植、定期鋤草和澆水……沙瑪嘗試用中國技術種下了玉米，令他和當地農民們沒想到的是，這一小塊實驗田，當年産量就提高了整整一倍。31戶、44戶、53戶……而後幾年，佩雅佩雅村新增的示範戶不斷攀升。中國技術逐漸在當地被認可和傳播。

當地項目開展前後産出的玉米差異，左為項目前的玉米，右為項目後的玉米。受訪者供圖

因為當地農民抗風險能力很低，所以玉米的收成高低，決定的是全家人的飯碗。前期當地農民不願意在自家土地上試用新技術，唐麗霞非常理解。即便是主動站出來的沙瑪，其實最初對于中國技術也是半信半疑的，而他之所以選擇嘗試，是因為看到了村裡一條不長的主路，在中國團隊的協助下，首次被修得平坦；看到村裡實實在在建起了村公所，村民頭一次有了議事辦公的地方。

當然，局面的打開不僅僅限于一條路變平坦或是一個村公所的建立。每一位到非洲的中國農業學者，都是做足了功課的。

2013年2月至3月，徐秀麗第一次到非洲調研時，撰寫了300多頁的調研筆記。每天住在農場，早上六七點起床，走村串戶，和農戶們聊天，做訪談，晚上吃過晚飯，就把自己關在房間，将白天的場景複刻出來，形成筆記。這是徐秀麗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在國外調研，也是最難忘的一次。“第一年先了解在當地的中國人，第二年進入非洲農村，了解非洲農民對中國援助的觀點。當地人對中國人非常友好，他們住着最簡單的房子，但對生活非常樂觀。天很藍，雲朵高高在天上，下面住着一群熱情好客的坦桑尼亞人。”徐秀麗說。

在更早前的實踐調研中，中國技術曾因為不被當地農民接受而被迫選在土壤條件貧瘠的土地，遭遇水災、旱災而沒能得到更好的應用。

2018年，當時做出“播種繩”的周聖坤老師再次回到佩雅佩雅村，發現全村450多戶中，已經有75%的農戶采用了中國技術在種植玉米，産量也提高了50%到180%不等。截止到2021年，李小雲教授團隊“小技術大豐收”已經在莫羅戈羅省10個村子大規模推廣示範，農戶們對中國技術的态度也從最開始的無人問津，到紛紛踴躍報名。

讓當地農民參與其中

一張鋪着大紅色桌布的桌子，一位坦桑尼亞莫羅戈羅省佩雅佩雅村的村民正在桌子前對着一台嶄新的台式電腦——這張照片拍攝于2011年，至今依舊保留在武晉的手機裡。

2009年，武晉因為一個非洲減貧農業發展項目，第一次到非洲農村，認識了當地經營劍麻農場的中國農業發展集團，而這也為2011年中國農業大學李小雲教授團隊來到莫羅戈羅省，與該省政府、坦桑尼亞蘇科因農業大學開展合作，在佩雅佩雅村率先研發推行以密植為主要内容的農業勞動集約型技術埋下基石。

“第一次到非洲農村，我們帶了電腦等一些辦公設備過去，當地人也很開心，但是到了那裡，把電腦擺在桌子上，我們才發現，當地根本沒有通電，這在當時的中國農村是不能想象的。相反，我們帶過去一些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農民使用的傳統農耕工具，當地農戶高興地跑來告訴我說，‘非常好用’。”

在武晉看來，在當地最難的不是沒有通電的村莊、修通一條路或者深入到田間地頭手把手教農民種植，而是中非思維文化的差異。“當地小學四年級教材裡的一篇課文，給我特别深刻的印象。課文裡說，小兔子發現家裡沒有食物了，他就問媽媽，沒食物了怎麼辦？他媽媽告訴他說，明天會開一個party，那樣的話，鄰居們家家戶戶都會拿出好吃的來互相分享，我們就有吃的了。”課本裡媽媽的答案讓武晉相當意外。“如果在中國，媽媽可能會告訴孩子要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勤勞緻富等等，這也是中非文化差異的地方。”

“我們在佩雅佩雅村修示範路，建示範村公所的時候，當地人很自然地認為‘你要建就建呗’。他們認為這是中國人要做的項目，并不是他們自己要做的事情。直接一下建好，這對于中國援外項目來說是更容易做到的事。但是，我們更希望強調的是示範作用。”武晉說。

中國曾是國際發展援助體系中接受援助最多的受援國之一。而在接受援助時，中國一直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将西方援助項目納入中國整體的社會經濟發展規劃中，以實現自主性的發展目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李小雲團隊在項目進行時，也正是希望通過各種方式激發坦桑尼亞方的主動性，希望當地人能成為項目以及自身發展的主導力量。

在佩雅佩雅村，老師們試圖在一些小型基礎設施的建設時，讓當地農民也參與其中。“我們從一開始就避免強調資本的投入，側重傳授中國的農業生産技術。我們也側重帶動當地政府人員的投入，讓他們主動來做這些工作。這樣的推廣方式在中國農村脫貧非常常見，但是在非洲還很少得到應用。”

對于中非差異化，徐秀麗也深有體會。“受傳統西方援助方的影響，當地專家和村民更傾向于用現有預算為項目服務，沒有預算就不做事，比較被動。當中國團隊到來時，當地人發現我們的預算并不多，他們對項目也就半信半疑。于是，我們就邀請當地人到中國農大曲周實驗站參觀、培訓，用中國遇到類似問題是如何解決的實例，逐漸打消了當地官員的顧慮，用平行經驗激勵合作夥伴，說明在資本缺乏的情況下，通過運用自己的智慧和勞動力，同樣可以實現發展目标。和傳統援助方有繁瑣的項目任務書、嚴格的邏輯框架、政治上的附加條件不同，中國人的對非發展合作并不單方制定剛性的援助方案，更注重非洲當地的需求，通過共商共建，有針對性地分享中國發展經驗，促進當地的發展。”

此外，徐秀麗在調研中發現，工作組原想着“小技術”種植并獲得增産後，農戶會自動地宣傳推廣中國種植技術，但當地人卻告訴她，這種宣傳會被鄉親們誤解成炫耀；她也曾在前期調研時，對村民的年齡等基本信息進行搜集，卻有當地的熱心人士提示她，問對方年齡，尤其是詢問老人的年齡，會被視為不尊重對方。

“很多西方援助國在當地都會有自己專門的辦公場所，我們也去參觀過。所以對于初來乍到就和當地村民同吃同住，還總往田間地頭裡跑的我們，農戶們其實是充滿好奇的。在中國人思維裡，深入一線、言傳身教是身為老師應盡的責任，但是當地人隻把教學作為本職，并不直接服務一線生産。”唐麗霞說。

村公所開始有當地特色

黃色的牆壁、紅色的房頂——如果說第一個村子佩雅佩雅村的村公所頗具中國特色，那麼從第二村子瓦辛巴村開始，當地村公所等就非常具有當地特色了，因為從外觀設計到顔色搭配大多出自當地村民之手。

“這意味着，我們的項目進入到了第二個階段。從這一階段開始，我們刻意退後一步，讓當地政府去做。”武晉說，第一階段主要還是靠中國專家的引導，第二階段時，他們開始注重當地政府的能力建設。

一方面，他們邀請上級官員多次訪問項目點，給村裡的政府官員以執行的動力；另一方面，他們或在當地開展培訓活動，或是邀請官員來到中國參觀學習，實地觀摩中國基層幹部是如何“包村包戶”的。團隊裡的李小雲教授将其稱為“技術性經驗示範”之外的“制度性經驗示範”。

“事實證明，當地人非常聰明，更有商業頭腦。”在瓦辛巴村，徐秀麗觀察到，在過去荒地上建起的村公所旁，漸漸聚集起了當地人自發修建的酒吧、商店等商業設施。同時，收入增加的農民開始雇傭勞動力，帶動了周邊村莊的就業。

2017年，唐麗霞再次到訪瓦辛巴村時，發現當地很多人蓋了新房，有家庭甚至有餘錢送孩子出去上學，很多人購買了新的農具，原來村裡的小賣店1個月去城市進1次貨，現在每月要進貨3至4次了。“以前當地人認為農業是糊口，現在發現農業也可以真正帶來收入。他們也開始有針對性地保存種子用于第二年生産。當地農民有了經營農業的意識，這對整個村莊的經濟活躍程度、觀念的影響都是很大的。”

現在，參與示範的農戶每年玉米收獲後還會留出8公斤适應中國技術的改良種子，也就是一英畝土地播種的量，交到不曾參與示範的農戶手中，幫助他們走上減貧的第一步。2018年，項目進入到第三階段——在莫羅戈羅省的10個村中推廣1000戶，被稱作“千戶萬畝玉米密植增産技術示範工程”。

示範戶玉米地。受訪者供圖

蛻變與未來

“今年1月13日舉行了‘小技術大豐收’玉米增産項目線上交流會，旨在獎勵本項目中紮根基層提高當地民生的10名最佳農業推廣員。坦桑尼亞莫羅戈羅省委省政府、中國農業大學和坦桑尼亞蘇科因農業大學是主辦單位。從活動策劃到10位最佳農業推廣員推薦，都是當地自己主動完成的，獲獎的農業推廣員每人獎勵了一輛摩托車，以方便他們日後更好地下鄉開展工作，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由此看來，10年，帶動當地人自發地發展目标，可以算是兌現了。”

從2011年第一次去非洲，到2020年疫情前最後一次去坦桑尼亞，唐麗霞發現當地機場翻新了，出租車更規範了。那些在農大上學培訓的坦桑尼亞同學，回到當地都成為了農業骨幹，“這些都讓我和同事們為那裡高興。”

實際上，十年時間，變化無處不在。電腦在佩雅佩雅村已經不是擺設，幾年前，坦桑尼亞的農村開始陸續通電了，其中就包括了佩雅佩雅村。

眼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勢嚴峻，受此影響，中國農業大學團隊短期内無法到坦桑尼亞去，這對每年都會往返非洲多次的項目學者們來說非常難熬。好在當地的村子也有了網絡，建立了國際微信群。“Do it”，這是李小雲團隊與非洲同行一起創建的微信工作群名——團隊通過線上與坦桑尼亞的同行、農戶們時刻保持着密切的聯系，玉米永遠是他們最關心的話題。無論在中國，還是在遙遠的非洲，土地都是慷慨與公平的，人們花了多少心思與汗水，土地默默記錄，自有回報。

新京報記者 曹晶瑞

編輯 唐峥 校對 柳寶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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