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學者的生活方式之美?【微書摘】史學的品格，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論學者的生活方式之美?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論學者的生活方式之美

【微書摘】

史學的品格

我要不斷地講話，不斷地解說，不斷地研究，不斷地培養學生。我現在沒有把我的工作限制在書齋之内，而是把我的活動領域推廣到整個社會。就是說史學家不僅要研究曆史，還要創造曆史，還要幹預曆史，還要跟其他有識之士一起促進曆史往正确的方向發展。那才是真正的史學家！

——章開沅

本文摘自著名教育家章開沅先生著作《走出中國近代史》，這位中國近代史學界泰山北鬥拷問史魂，關注現實。

每個學科都有自己獨立的品格，曆史極為悠久的史學當然也有自己的品格。

史學的可貴品格首先是誠實，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求實存真”，離開實與真，史學就失去其存在的價值。所以法國年鑒學派創始人之一布洛赫說得好：“曆史是曆史學家的暴君，它自覺或不自覺地嚴禁史學家了解任何它沒有透露的東西。”（《曆史學家的技藝》）

求實存真很難，因為史學不能講空話，它必須以大量的實證工作為支撐。任何史學研究如果想具有原創性，就必須首先搜集應有盡有的相關原始資料，學者甚至不無誇張地稱之為“竭澤而漁”。

史料的重要不僅在于量，而且更在于質，即其可靠性（真實性）。這就要“去粗取精，去僞存真”，即所謂考訂精詳地篩選辨析。因為任何以文字著述的史料，都是出自個别或若幹人的手筆，而這就不可避免地滲入主觀性，如為尊者、親者諱之類。即令筆者态度較為客觀公正，而記憶錯誤乃至筆誤、刊誤之類也比比皆是。史學研究的原創性首先就表現為要認真看原始材料，僅靠或主要靠别人利用過的“二手貨”，難以獲緻真正有價值的學術成果。

《走出中國近代史》，章開沅 著，北京出版社 2020年3月第一版，定價: 68.00元

但史料的考訂與排比畢竟是史學研究的第一步，第二步也是更重要的一步還是通過對史事的審視、思考、探索，最終形成真正屬于自己的史識，即所謂“成一家之言”。章太炎說：“研精沉思，鈎發沉伏；字字征實，不蹈空言；語語心得，不因成說。”他雖然說的是廣義的國學，但對史學完全适用。更可貴的是他坦陳心曲：“今日著書易于往哲，誠以證據已備，不煩檢尋爾。然而取錄實證，亦非難事；非有心得，則亦陳陳相因。不學者或眩其浩博，識者視之，皆前人之唾餘也。”并且自我反省：“往者少年氣盛，立說好異前人，由今觀之，多穿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再與人論國學書》）

其實，顧炎武早就說過這層意思，而且說得更為形象。其緻友人書曾雲：“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于山，今日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粗惡，而又将古人傳世之寶舂锉碎散，不存于後，豈不兩失之者乎？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别來一載，早夜誦讀，反複尋究，僅得十餘條。”（《亭林文集》卷四）以亭林之博學多才，早夜誦讀，反複尋究，一年辛苦“僅得十餘條”。但慢工出細活，此乃《日知錄》經曆三百餘年而魅力仍在的緣故所在。

史學之難不僅在于要掌握大量确切可信的史料，而且更在于把握史料之間的内在聯系，對史事進行認知與解釋。王國維對此體會很深，他說：“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緻曲不足以知全。雖一物之解釋，一事之決斷，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雖宇宙中之一現象，曆史上之一事實，亦未始無所貢獻。故深湛幽眇之思，學者有所不避焉，迂遠煩瑣之譏，學者有所不辭焉。事物無大小，無遠近，苟思之得其真，紀之得其實，極其會歸，皆有裨于人類之生存福祉。”（《國學叢刊》序）這些話語都是大學問家的肺腑之言，而為世俗庸衆所未必理解，所以觀堂才勸真誠治學者不要在乎什麼“迂遠煩瑣之譏”，并且不要逃避“深湛幽眇之思”。明乎此，才可以深入理解他所提出的三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衆裡尋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治學誠然艱苦，但苦中又有樂，經過锲而不舍的窮究而終至豁然貫通，那就是最大的歡悅。

史學是極為古老的學科，從總體上來說又是相當成熟的學科。正因為如此，曆代史學評論對史學家都提出很高要求。唐代劉知幾認為：“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舊唐書·劉子玄傳》）清代章學誠也肯定劉氏“三長”之說，但更為強調“史德”。他說：“能具有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人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史者所以自謗；素行為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文史通義》卷三）

章氏突出史德的重要，是由于當時已出現學風敗壞現象。他說：“且人心日漓，風氣日變，缺文之義不聞，而附會之習，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書，惟冀塞責；私門著述，苟飾浮名。或剽竊成書，或因陋就簡。使其術稍黠，皆可愚一時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誠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則聞見之廣狹，功力之疏密，心術之誠僞，灼然可見與開卷之頃，而風氣可以漸複于質古，是又為益之尤大者也。”（《文史通義》卷三）如果聯系現今的學風狀況，這段話簡直是為我們說的。他所說的“自注”，不僅說明“取”材的出處，還要說明“去”材的緣由，這樣才可以表現出作者真實的學養、眼界和功力。而把“自注”提高到“心術之誠僞”來看待，這與現今所讨論的學術規範更是一脈相承。

綜上所述，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史學的品格首先是誠實，這是學科的本質所決定的，也是中外古今一切真誠的學者的共識，并非任何人主觀強加的苛求。史學如同一切其他學科一樣，都是老老實實的學問，來不得投機取巧，更容不得半點虛假。

二、史學研究有其内在的規律和獨特的途徑，不管理論和方法如何演進變化，與其他學科如何滲透整合，實證畢竟是最主要的基礎與支撐。如果沒有紮紮實實的實證功夫，任何宏偉的“學術巨構”都會成為建立在沙灘上的大廈，或許可以嘩衆取寵于一時，但很難維持長久。

三、學風總是與世風聯系在一起的，政治壓力與金錢引誘往往會破壞學術的健康發展。商品大潮的沖擊誘發學風浮躁，粗制濫造，乃至不惜剽竊以欺世盜名。然而我卻認為學風應為世風的先導，學風為社會良心之最後寄托，如果世風壞而學風未壞，這個社會還有希望；如果學風随世風而俱壞，這個社會就不可救藥了，此之謂哀莫大于心死。

貴在通識

《文史通義》内篇四有《釋通》一文，曾謂“《說文》訓通為達，自此之彼之謂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内篇五《申鄭》一文又雲：“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智，不徒以詞采為文，考據為學也。于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别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言者也。”章學誠雖然是側重通史體例建言，但亦不乏涉及通識之議論，因為體例與内容固密不可分也。如所謂别識心裁，自成經緯，均與司馬遷“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寓意相近。

梁啟超在談史學革新時亦曾強調通識之重要，指出：“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則全部分之真相亦終不得見，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功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決非一般史學家所能辦到，而必有待于各學科之專門家分擔責任。此吾對于專門史前途之希望也。專門史多數成立，則普遍史轉易緻力，斯固然矣。雖然，普遍史并非由專門史叢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須别具一種通識，超出各專門事項之外而貫穴乎其間，夫然後甲部分與乙部分之關系見，而整個的文化，始得而理會也。”（《中國曆史研究法》）稍後，在讨論先秦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時，他又強調要把學者之著述及言論、政治家活動之遺迹、法典及其他制度、曆史及其他著述之可以證察時代背景及時代意識者四類資料，“全部貫穴熔鑄之”（《先秦政治思想史》）。

梁氏所謂通識，也是就通史（普遍史）而言，但同樣适用于整個史學研究。他強調的要發現“甲部分與乙部分之關系”，實系一種泛指，既包括縱向的前後連續性，也包括橫向的相互關聯性等，隻有超越相關各類專史而又加以“貫穴熔鑄”始能得之。我所接觸過的一些老輩學者，經常強調縱通、橫通、中外古今法、東西南北法，大抵都是這個意思。而時下一些海内外學者所運用的系列研究或系統學方法，與此亦有相通之處。據我切身體會，專則易入，通始能出。若無深入的專題研究作為基礎，所謂通識則如水無源，如木無本。但史家如缺乏通識，亦易流于支離破碎，乃至成為饾饤之學。

通識誠然可貴，但形成亦殊不易。章太炎在《菿漢微言》跋中曾自述思想變遷之迹，其中就特别談到會通問題。自稱少時治經，謹守樸學，隻能在文字、器數之間略有疏通證明；博覽諸子，隻能随順舊義略識微言，涉獵《華嚴》《法華》《涅槃》諸經也未能“窺其究竟”。及至1903年6月入獄，囚系上海三年，專攻法相、唯識佛學，始知其契理契機與樸學相似。由此得窺“大乘深趣”，深感佛學尤勝于晚周諸子。1906年出獄東渡，編輯、講學之餘，又複鑽研古希臘與近代德國諸哲人著作，同時還向流亡日本的印度學者求教，對古代印度地區的哲學流派有所了解。其時太炎正為諸生講解《說文解字》，曆覽清代各家解說均未感滿足，終于在翻閱大徐本（北宋徐铉校訂本）《說文解字》十幾遍之後豁然貫通，理解了語言文字的本原。由是再攻古文經典，往往可知其微言大義，而所見乃與傳統箋疏瑣碎者相殊。以後又為諸生講《莊子》，間用郭象等注疏多不惬心，遂深入闡析《齊物》，并與瑜伽、華嚴相互印證，頓覺“千載之秘，睹于一曙”。旁及荀、墨，亦能尋繹其精奧。1913年至1914年被囚于京師龍泉寺，“始玩爻象，重籀《論語》”，乃知“故唯文王為知憂患，唯孔子為知文王”。又以莊證孔，居然可明“耳順”（“六十而耳順”）、“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真谛，乃悟儒、釋、道三家相異而終于相通。

太炎雖系自述思想變遷軌迹，但卻可視為通識形成之一個案，且對史學家亦有重要參照意義。1949年以來，我國高校史學教育受蘇聯影響頗深，專業分工過細，課程設置單調，教學内容與教學方法都較劃一而呆闆，所以很難形成嚴格意義的通識。20世紀80年代以來，始注意曆史學科内部之中外古今相通，與曆史學科同其他相關學科之相互滲透。但現今治學又多失之于功利主義太重，著述往往異化成為晉升手段，或過于急切追求社會時尚，通識之意亦唯少數學者言之，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通識通才之難得更甚于往昔！但今後史學之發展，仍然呼喚通識與通才，有抱負的年輕曆史學者需要繼續朝這個方向努力。

因詩悟史

詩人不一定是史學家，正如史學家也不一定是詩人。但詩中有史、史中有詩，即非史詩佳作，昔人詩詞中亦有富于史識、史感者，讀之可以增添治史悟性。

唐朝孟浩然有《與諸子登岘山》五律一首：“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迹，我輩複登臨。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此詩即富于史識、史感。

孟浩然是湖北襄陽人，岘山在襄陽以南九裡，一名岘首山，為風景佳勝之地。晉武帝時，羊祜鎮守襄陽，風流儒雅，頗得民心。《晉書·羊祜傳》雲：“祜樂山水，每造岘山，嘗歎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登望如我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祜既卒，襄陽百姓為之立碑于岘山。杜預稱之為“堕淚碑”，蓋以讀其碑者莫不流淚，可見感人之深。孟詩中“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即用此典，且甚貼切。

江山永在，人事無常。“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孟詩固脫胎于四百多年以前羊祜的慨歎，但又富于哲理且形成超越。羊祜之悲傷在于登望如我者皆湮滅無聞，浩然之覺悟則在于時間流轉與人事代謝均為永恒。曆史正是如此，過去、現在、未來，總是前後連續，而且三者又都是相對而言。過去亦曾為現在；現在于過去為未來，于未來則為過去；而未來又必将有其未來之未來。先我登臨岘山者固已湮滅，後我登臨岘山者将世代相續，則我之湮滅又何足道哉？但浩然讀羊公碑仍然落淚，此即所謂未能免俗，蓋雖有所悟而仍有窒礙，尚未進入徹悟境界。

浩然詩句之佳在于“代謝”“往來”，有此兩詞，曆史遂有生命，時間頓呈鮮活，表現為運動中之綿延。此後三百餘年，蘇東坡《題西林壁》詩則以空間的視角為史學提供借鑒。詩雲：“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隻緣身在此山中。”詩人并非不可知論者，他不僅承認廬山真面目的客觀存在，還找出“不識”的原因，無非是由于人們主觀認識的局限。而欲識廬山真面目，又必須橫看、豎望、遠眺、近觀、俯瞰、仰視，然後才能經過比較、分析，綜合成為比較切近真實的總體形象。我常愛說“治史猶如看山”，即系脫胎于東坡此詩。

識山固然不易，識史恐怕更難。因為史學絕不限于形貌的觀察，它還需要透過曆史現象把握内在聯系，最終達到本質的、帶規律性的認識。而這又需要借助理論思維，并有賴于各種認知方法與手段的不斷改善。

辛棄疾詞慷慨縱橫，不可一世，亦具深沉史感。楊慎《詞品》雲：“辛詞當以京口北固亭懷古《永遇樂》為第一。”但我則更喜愛登京口北固亭有懷《南鄉子》一首。前者以“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起始，以“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結尾，于沉郁蒼涼中顯示英雄遲暮。但用典用事較多，略顯滞礙。後者僅用孫權一典，情景交融，明快流暢，于豪邁之中寓深沉，堪稱千古絕唱。詞雲：“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1903年《江蘇》雜志第五期刊載金松岑《陳君去病歸自日本，同人歡迎于任氏退思園，醉歸不寐，感詩因作》長詩一首，其中有“娶妻當娶韋露碧，生兒當生瑪志尼”一句，顯然是借鑒辛詞而略顯生澀。

此詞通篇洋溢史感。“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與孟詩“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寓意相同，均為通曉世事，看透人生，富有曆史哲理之言。無所謂消沉，亦無所謂悲觀，隻能以達觀與超越視之，因為詩句傳達了不以人的情意為轉移的永恒信息。

即令是詠歎身世之感，亦不乏寓有凝重曆史意蘊者。唐人陳子昂《登幽州台歌》雲：“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怆然而涕下。”作者把自己置于曆史綿延的長河之中，而又超越于世俗庸衆之上，因而呈現出卓絕千古的孤寂，令讀者心靈為之震撼。這是此詩得以長期流傳的重要原因之一。清人魏源《悼鶴》詩雲：“月前孤唳為誰哀，無複雙栖影緣苔。豈是孤山林處士，隻應花下一雛來。”以鶴寓人，以景寫情，作者内心的孤寂也是濃郁而又深沉，但讀者的回應隻有共鳴而無震撼，因為它缺少時間縱深的力度。比較貼近陳詩者，倒是晚清張維屏一詩：“滄桑易使乾坤老，風月難消千古愁。多情唯有是春草，年年新綠滿芳洲。”

僅僅“千古”一詞，并不一定就能産生史感。柏格森曾将時間概念區分為兩種，一種是純粹而無雜物的，一種則是偷偷引入空間觀念的，而時間的綿延隻屬于有意識的心靈（《時間與自由意識》）。張詩的“千古”與陳詩的“悠悠”一樣，都是已經引入空間與世事“雜物”的時間，而且潛藏于其心靈的綿延已經外化為深情感人的詞語。但兩詩蒼涼的色調則有異，陳詩流于黯然的傷感，張詩則結尾于充滿生命活力的新綠。世人但知傳誦張氏《三元裡》長詩，而此詩反受冷落，可歎！

史感并非與生俱來。許多人治史十餘年乃至數十年，卻始終未能捕捉到真正屬于自己的史感，其中有些人則是根本不懂史感為何物，盡管他們也經常強調什麼“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但曆史在其筆下往往成為枯燥的史料堆積，或者竟是抽象的理論圖譜。其所以如此，原因比較複雜。有客觀困難，也有主觀局限；有思維格局問題，也有認知方法問題；還有資質禀賦與學術素養方面的差異。

時下若幹年輕學者常用西方“同情的理解”（sympathetic realization）一詞，其實陳寅恪對這層道理早就說得極為深透。他在對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審查報告中強調，學者必須“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此語非深得史學精髓且具有深厚學術素養者不能發，觀《元白詩箋證稿》即可知其言不誣。多年以來我常勸人治史要“設身處地”，亦即繼承闡發陳氏此義。

清人崔東壁則從反面闡明此義，即治史不可“以己度人”。他在《考信錄提要》中指出：“故以己度人，雖耳目之前而必失之，況欲以度古人，更欲以度古之聖賢，豈有當乎？是以唐、虞三代之事，見于經者皆純粹無可議，至于戰國、秦、漢以後所述，則多雜以權術詐謀之習，與聖人不相類。無他，彼固以當日之風氣度之也！故《考信錄》但取信于經，而不敢以戰國、魏、晉以來度聖人者遂據之以為實也。”今之學者如能深入領會此正反兩面議論，當可增添“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一語的内在意蘊。

治學不為媚時語

顧炎武與友人書曾雲：“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于山，今日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粗惡，而又将古人傳世之寶舂锉碎散，不存于後，豈不兩失之者乎？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别來一載，早夜誦讀，反複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亭林文集》卷四）以“采銅于山”與買舊錢以鑄劣币相對照，與焦裕祿“别人嚼過的馍不香”寓意相通；就史學而言，則如同章學誠所雲“筆削謹嚴”“别識心裁”，然後庶幾能得佳作。以亭林之博學多才，早夜誦讀，反複尋究，一年“僅得十餘條”，此《日知錄》所以曆經三百餘年而魅力仍不稍減。

真正的學者與真正的科學家、藝術家一樣，都具有超越世俗的純真與虔誠。工作對于他們來說，奉獻更重于謀生，其終極目的則在于追求更高層次的真善美。唯有如此真誠，才能不趨附、不媚俗、不作違心之言。也隻有這樣的心術，才能獲緻“穢史自穢，謗書自謗”這樣的覺悟。而現今專事剪刀糨糊、電腦拼接，剽竊之法日巧，附會之習愈工，以出書多而且快自炫之徒，對此能無愧作？

對真善美的追求，不僅需要毅力，需要膽識，更需要大無畏的氣概。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這是我國數千年來士大夫的優良傳統，也是真正的學者區别于政客、市儈的根本特征。真實是史學的生命，求實存真是曆史學家無可推卸的天職，因此也就更加需要孟子所提倡的大丈夫剛直的浩然之氣。

楚圖南前輩為戴震紀念館題詩雲：“治學不為媚時語，獨尋真知啟後人。”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常以此語自勉并勉勵青年學者。我認為史學應該保持自己獨立的科學品格，史學家應該保持獨立的學者人格。史學不是政治的婢女，更不是金錢的奴仆。優秀的史學是民族的文化瑰寶，而且可以為全人類所共享，流傳于千秋萬載，這就是真誠的曆史學者終生追求的學術永恒。盡管史學在社會上暫時受到冷落，但曆史學者千萬不可妄自菲薄，必須保持學者的尊嚴與良知，以高品位的學術成果争取社會的理解與支持。我深信，除非是史學自己毀滅自己，隻要還有一個真正的曆史學家存在，史學就絕對不會滅亡。何況當今真正的史學家何止一個，有的是一批乃至一大批。勇敢地迎接權勢與金錢的挑戰吧，史學與史學家們。

（本文摘自《走出中國近代史》，文字由燕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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