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你這個月工資好多？”

“還用算嘛，你自己也曉得。”

“我老婆喊我買票回老家算了。”

“我還不是。”

十月份的深圳，天氣依舊炎熱，路邊上的電動車幾乎占據了大半個街道。隐沒在南油第三工業園區的某棟樓裡，兩個穿着老舊polo衫的四川籍中年男人在窗邊漫無目的地聊天。

他們的背後，數十個小型服裝廠的縫紉機有節奏地發出“哒哒哒”的聲響。從窗外望去，整個園區幾乎都是這樣的七層小樓，數以萬計的服裝行業打工人混雜其中。

他們大多數在深圳打工十幾年，平時僅在工廠附近兩三公裡的地方活動，對深圳的高樓大廈變化一無所知，也很少去過深圳灣、世界之窗這些景點或者大型商場，他們是這個城市中最容易被忽略的群體之一。

有人說，這些破舊的工業園區是吞噬人的囚籠，但對他們而言，何嘗不是一塊獲得金錢與自由的收容所。

上個世紀90年代，南油因為靠近蛇口港，誕生了一大批加工外貿訂單的服裝加工廠，随着深圳經濟快速發展，南油地段變得寸土寸金，不少外貿工廠漸漸搬遷到了寶安、龍華等地。

至今留在這裡的，大多數都背靠南油服裝批發市場生存，以承接國内的制衣訂單為主，除了幾家面積上百平方米、工人數百的大型服裝廠，工業園區更多的是像老郭這樣的6至9人的家庭式小制衣作坊。

小小的七層小樓，隻有一架貨梯，平時很少開放，工人們隻能每天爬樓上班。大樓的内部環境略顯髒亂，随處可見廢棄的面料布條以及工人們制造的生活垃圾。

透過虛掩的門可以窺見在這裡工作的多是四五十歲的中年人，“年輕人？現在哪有年輕人願意進廠，李紅就是我們這唯一的年輕人。”老郭的發言引來房間裡其他人的附和，35歲的李紅笑了笑，沒說話。

看來，至少在服裝廠行業，暫時沒有35歲危機。

一件衣服從材料到成品需要經過十幾道工序，分攤到個人大概每人2-3道。

這間被稱為“工作間”的房間并不大，大概30平米左右，包含了一個裁床位、大燙位、外加9台縫紉機車位，由于剩餘的空間幾乎被衣服布料堆滿，行走其間十分困難。

頭頂的三台風扇一刻未停地轉動着，熱氣卻始終不曾消散，機器的轟鳴聲中，大家逐漸歸于沉默。

和我們想象中不同，老郭夫妻名義上挂着“老闆”“老闆娘”的稱号，實際每天的的工作量和工人差不多，一整天都在幫忙做裁衣、縫紐扣、剪線頭、翻領等瑣碎工作，遇到出貨急的時候，和工人通宵加班更是家常便飯。

辛苦多年才從一個底層制衣工熬成了小作坊老闆，老郭卻發現如今比年輕打工的時候更焦慮，和我聊天中說的最多的就是“生意不好做”“人不好找”“接不到單子”……

曾經幾何，這家小小的家庭作坊也曾有過高光時刻，縫紉機車位高達15台，來來往往的都是青壯年工人，每個人心中都有一股拼勁，拿着上萬的工資，對未來的想象無比美好。

但是随着時間過去，年輕工人或是離開這個行業、或是老去，最後留在這小小房間的，隻餘肚腩好幾道褶皺、面容蒼老，身形偏胖的中年老員工。

比起年輕人，人到中年的他們對這樣的工作環境早已習以為常，不會輕易流動。

通過了解，不難得知，這些中年男女作為家庭的主要勞動力，承載的壓力并不小，而在這個服裝作坊賺的錢也成為他們辛苦工作的最大獎賞。

賺錢，可以是說很多人來深圳的原因，這些制衣廠的中年打工人更不是例外。

相比其他娴熟的女工，剛來不久的李紅因為經驗不足，工序的返工次數明顯比别人多，面對老郭的指責，李紅忍不住嘟囔了一句，“一下午的錢又白做了。”

老家湖北的她因為家境貧困，嫁給了一個跛腳男人，男人生性懶惰，不愛幹活，在老家的工地找了份保安的工作，每個月工資不足1000元。

“别人都說我嫁了個廢物男人，我沒有辦法呀，隻能自己出來找活兒幹。”在生下兒子半年後，李紅根據同鄉的介紹，來到了深圳南油這家服裝作坊。

五六千的工資，對于從小在山裡長大的她而言無疑是一筆巨款，她将2000塊寄回家，2000塊存在銀行，剩下的則用于房租和日常花銷。

這座城市于她毫無歸屬感，對深圳的最大的認知就是，“工資比老家很高，但房租比老家貴太多了”。

47歲的雪梅是個大嗓門，最愛和其他人聊天，面對一些男性的黃色笑話也會面不改色地怼回去。

她體态偏胖，膚色白皙，看得出來生活條件還不錯，而她來到這家服裝作坊打工的緣由并不體面。

“就是炒股虧了錢，沒啥不好意思說的”，雪梅十分坦誠地說道。

幾年前，熱衷炒股的她一下子虧了20多萬，不堪忍受家人的指責和欠債的壓力，她果斷買了飛機票來到了深圳投靠朋友。

相比于工廠，小作坊管理并不嚴格，上班聽小說、看視頻、吃零食都是被默許的。偶爾雪梅上班用手機看股票圖，老郭也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還會交流一下炒股經驗。

至于欠款，每個月雪梅都會将一半的工資打到丈夫的賬号，由他負責還錢，日子雖然辛苦，但雪梅對現在的生活很滿意，“至少可以自己賺錢給自己花，開開心心過好每一天。”

坐在雪梅旁邊的是周蓉，她是這裡制衣經驗最豐富的老員工，即使右手食指包裹着紗布，動作也十分麻利。

手指上的傷則是她前幾天加班太勞累，一時沒注意，縫紉機的針瞬間紮穿了整個食指，在制衣行業，這樣的傷口并不少見。

但對周蓉來說，卻是難以忍受的，在這家制衣作坊，周蓉被當作女工們的領頭羊，“工序如何做？新手哪裡做得不好？我一眼就能看出來。”她的語氣難掩自豪。

我問了周蓉一個外界傳言“制衣廠打工月薪一兩萬”的真假，她告訴我，“高薪其實都是拼時間，每天做滿14個小時才有可能拿到一萬多的工資”，前提還必須是有經驗的熟練工，是旺季。

但是近幾年，她明顯發現自己的精力大不如前，長期坐在工位，腰肌磨損嚴重，每天晚上都必須按按腰腿才能入睡。

14歲，周蓉辍學去鎮上“拜師學藝”，沒有工資拿不說，400塊的縫紉機也是“家裡賣了豬羊湊出來的”“每天還要照顧師傅一家人，洗衣服、做飯、砍柴、喂豬……什麼都要幹”。

在她看來，那時候的生活和地主家的奴才沒什麼兩樣。

學成制衣這門手藝的周蓉，開始輾轉各個城市打工，24歲那年，在深圳遇見了現在的丈夫，還生了兩個女兒，之後夫妻倆便一直在深圳工作，賺的錢也大多寄回了老家。

“我二女兒上了一個民辦大學，一年學費兩萬，我和他爸都愁死了。”為此，即使周蓉月薪已過萬，也不得不和丈夫節衣縮食，為孩子籌集學費。

制衣廠的上班時間一半是早上八點到晚上11點，中午有1個小時午休，這是老李最放松的時候，幾名相熟的工人交換煙抽，讨論各種信息八卦。

老李是燙衣工，屬于制衣行業裡難得的技術工種，手上随時都遍布厚繭和傷口，據他介紹，“隻要是有十年以上經驗的大燙，各個廠搶着要人，根本不愁賺不到錢。”

在生産旺季，“拿三四萬高薪的大燙比比皆是”，老家的親友得知深圳服裝廠的高收入後，也紛紛來到深圳打工。

但是在體驗到服裝廠的艱辛後，不少人又回到了老家，“真正能堅持下來的人少得很！”

在南油片區待了十幾年的老李發現，慕名而來深圳的打工人越來越少了，“來來回回，都是那些人”，身邊有不少熟悉的小作坊接連倒閉，工人們要麼流連于其他小作坊，要麼回老家。

“說不定沒幾年，我們這些做衣服的都會離開深圳了。”

身為小作坊老闆的老郭最清楚，處于制造業最底端的小型工廠，接單量其實并不穩定，更難以找到熟練工人。

旺季的時候，客戶催得急，隻能讓工人加班，或者臨時招人，而到了淡季，單量隻會更少，工人們拿不到高薪，多半都會選擇換其他廠，小作坊自然就倒閉了。

服裝廠行業風光不在的同時，制衣工人到手的工資也變得越來越少，一般來說，服裝行業的旺季是一到四月份，淡季則是六到八月份，其他月份屬于過渡時間季。

而周蓉發現，即使是旺季，收入也大不如前，“拼命加班也就七八千塊吧”。

再加上受疫情影響，周蓉租住的城中村封了好幾次，而最近南油片區大面積被封控，生活在周邊的工人隻能被迫待業在家。

微信工作群裡，老郭和其他的工人互相發紅包打氣安慰，相約疫情結束後，一起去吃火鍋。

周蓉在居家這段時間，幾乎天天都要和兩個女兒視頻，即使兩姐妹上大學花了十多萬，他們也甘之如饴，“因為不希望女兒和我們一樣，這麼辛苦”。

大女兒和周蓉抱怨基層實習工資低的時候，忍不住開玩笑，“媽媽，我還不如去深圳進廠和你學做衣服，肯定賺得很多。”

周蓉則嚴肅地告訴她，“年輕人不進廠，才是對的”。

編輯丨小馬

校對 |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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