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獻半載郓州情

顔建國

宋朝皇帝所書禦碑，傳世者很少，今可見者主要是宋神宗為名相韓琦所撰書的《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再就是“瘦金體”創始人宋徽宗所書由書學博士李時雍仿寫刻石的聖诰《大觀聖作碑》。其他所謂禦書者，多為臣子所附名，簡單信以為真也。

韓琦（1008—1075年），字稚圭，自号“贛叟”，相州安陽（今河南省安陽市）人。1008年，韓琦的父親韓國華以太常少卿的身份任泉州知州，韓琦即于此年為韓國華和婢女胡氏所生。也就在此年陰曆十月，宋真宗封禅泰山，以圖上天保佑宋境平安，回來後為群臣加銜，韓國華被升為谏議大夫。1011年陰曆三月，改職新任的韓國華回京途中在建陽驿（今湖北省沙洋縣）去世，享年55歲，4歲的韓琦尚不知道父親的去世就是今生永離。

（安陽韓公祠）

韓國華病世後，韓家生活變得十分困頓，過去的衣食不愁變成了借貸度日。好在韓琦同父異母的大哥韓球被朝廷恩賜了一個小官職，二哥韓瑄懂得操持生活，韓國華的正室羅氏是谏議大夫延吉之女，她依靠娘家的人脈能夠協調家族和親戚關系，使得韓氏家族得以艱難運轉。韓琦雖然是婢女胡氏所生，但正妻羅氏對他很是疼愛，幾個哥哥也十分關愛這個聰慧的小弟，因此韓琦的幼年和青年是在溫馨團結的大家族裡成長，使得他心靈陽光而正直。1027年，剛20歲的韓琦考中進士，開始步入仕途，成為基層新幹才。

（韓國華墓碑）

韓琦先任淄州通判（今山東省淄博市），後回京任開封府判官、度支判官、右司谏等，成為理财、判案和監察的能手。1040年，稱帝一年多的西夏國王李元昊派使者到開封要求帝号，被宋仁宗拒絕後便發兵進攻宋境，意圖用武力脅迫封贈，雙方戰事愈演愈烈。在此危難之際，33歲精于謀略的韓琦作為名臣禮部尚書兼刑部尚書夏竦的副手經略西北，夏竦的職務是宣徽南院使兼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讨等使通判永興軍(今陝西省西安市)；韓琦的身份是樞密直學士兼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駐守泾原路(治今甘肅平涼市)；在韓琦以全家人性命為押保薦下，被丞相呂夷簡排斥外放越州（今浙江省紹興市）52歲的範仲淹再任天章閣待制調任西北，駐守鄜延路（今陝西省延安市）。

此時，防守西北的名将還有延州知州龐籍，渭州 知州尹洙，他們均是抗擊西夏的一方強軍。尹洙發現了名将狄青且把他推薦給龐籍、範仲淹和韓琦，文武用策、上下同心，幾經數輪反複厮殺，血流成河，持久的西北戰事稍有緩和。韓琦、範仲淹在具體戰術上，一取攻勢，一取守勢，雖有分歧，但沒有紛争，韓琦後來采用範仲淹築城漸進的戰術，在曠日持久的拉鋸戰中拖垮了西夏軍，朝廷倚二人為西北長城，朝廷内外稱二人為禦敵“韓、範”。

宋、夏之戰，曆經數年，雙方人員、物資傷損極大，民心不穩。已經繼位二十年年齡30多歲的宋仁宗想改變積習，在他的主導和老臣杜衍推動下，朝廷謀劃進行改革。1043年，反對變革的老臣平章軍國重事、司空呂夷簡緻仕，杜衍由樞密副使升任樞密使，有了向皇帝直接薦才的權力，于是他推薦韓琦、範仲淹回京任職，朝議批準後，陰曆四月韓琦、範仲淹一同回京擔任樞密副使，成為杜衍的助手；八月再次調整，反對變革的參知政事王舉正以資政殿學士知許州（今河南省許昌市），範仲淹由樞密副使改任參知政事，由軍隊到行政機構工作，具體負責變法事宜。同時，再次調整骨幹成員，支持變法的富弼為樞密副使，提拔歐陽修、餘靖、王素、蔡襄為谏官，征求變革要策。範、富、韓等人提出了十項改革主張，宋仁宗大都予以采納，并漸次頒布實施，頒發全國。

1044年五月，慶曆新政進入攻堅時，朝廷改任杜衍為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集行政與軍權與一身，顯示出宋仁宗銳意變革的政治膽識。但好景不長，在宰相夏竦、章得象、參知政事陳執中等官員反對下，大批官員攻擊變法，甚至宋仁宗身邊的宦官都紛紛說新法不利，勸告皇帝杜衍、範仲淹、富弼等人有結黨營私、危及皇權的嫌疑。

1045 年正月，宋仁宗決定廢止新法，力推新政的杜衍罷相出知兖州（今山東省濟甯市兖州區），核心成員範仲淹罷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按撫使出知邠州（今陝西省彬州市）、富弼罷樞密副使以京東西路按撫使知郓州（今山東省東平縣），推動一年多的變革戛然而止。對于變法派被打擊，尚在樞密副使之位的韓琦挺身力争，但沒有結果。三月，韓琦也因為變法派鳴冤和支持尹洙反對耗費大量人力物力修建水洛城 (今甘肅省莊浪縣) 而被貶出朝，罷其樞密副使一職，韓琦以資政殿學士出知揚州（今江蘇省揚州市），由慷慨的朝廷新貴步入黯淡的外放貶途。

1045 年春天，想到父親去世多年，幾位長兄又相繼去世，為了便于祭掃，韓琦想把從祖父母以來的墳墓遷葬相州安陽縣之新安村（今河南省安陽市殷都區水冶鎮）。為了完成這個重大工程，韓琦曾上書要求在相州任職，但是朝廷沒有批準，隻是答應了他回鄉安葬先輩的請求。時間緊迫，韓琦請好友富弼撰寫了父親韓國華的神道碑文，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王珪書寫，擅長寫玉箸篆的才子章友直篆額。忙了近兩個月，有些尾工尚沒有完成，他便于四月五日到揚州上任。

韓琦在揚州任職 僅僅有兩年時間。上一任王逵是個好大喜功的貪官，由于他與宰相陳執中、賈昌朝關系密切，上交的賦稅也多，雖然禦史包拯一直上書揭露他，但是受到宋仁宗和兩位宰相庇護，僅僅是把他改任洪州（今江西省南昌市）。

韓琦在揚州期間，憂患民生，重視教育，成為士民誇贊的好官。此時，25歲的王安石任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一職，屬于韓琦手下的一般屬吏。看到有幾次王安石上班遲到，韓琦嚴厲批評了這位不認真守時的下屬。韓琦也重視王安石之才，此年秋天官署後園有芍藥一枝分四杈各開一花，花朵上下紅中間黃，稱為金纏腰，是要出宰相的吉兆，韓琦當天宴請贈花者有揚州通判王珪、淮南判官王安石、路過的監察禦史陳升之，結果參加雅集的四人以後全都做過宰相，成為千古流傳的文壇佳話。

慶曆新政的骨幹外放後雖盡于職責，已經當政的陳執中、賈昌朝、夏竦等人對杜衍、範仲淹、韓琦、富弼等人仍十分忌憚，敵視新政的新任參知政事吳育奉命巡視齊魯盜事，他回京污蔑說強盜不可怕，杜衍在兖州、富弼在郓州深受百姓擁護，已經形成地方勢力，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宋仁宗受到暗示，1047年正月，已經70歲的杜衍以太子少師官銜緻仕，閑居于南京應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此時，範仲淹以給事中身份知鄧州（今河南省鄧州市），應摯友滕子京之邀在花洲書院寫下千古名篇《嶽陽樓記》；富弼于1047年陰曆資政殿學士、給事中、京東東路安撫使身份知青州（今山東省青州市），韓琦以資政殿學士、給事中、京東西路安撫使身份接替富弼知郓州。

韓琦到揚州任職時，基本沒有帶家屬。但到郓州任職，他卻拖家帶口數十人。随着子侄長大，經濟難支，于是官銜較高俸祿優厚的韓琦成為他們的就食者。韓琦對侄子侄女視若己出，所有朝廷優待獎賞，他都先考慮侄子，然後才考慮自己的兒子。韓琦一家由廣濟河、梁山泊、清河乘船到達須城治所，雖然天氣炎熱，旅途勞頓，韓琦還是一邊安置家屬一邊着手京東西路和郓州的繁忙事物。

當時，黃河水患是郓州首事。和上任富弼一樣，韓琦率領懂得水務的部下考察濟水、汶河和梁山泊，雖然郡城須城在1002年由二十裡之外的凹處遷址汶陽原高處，城内居民已經沒了大水淹城之憂，但韓琦還是四處奔走，以圖找到治水興農之良策。在乘船走過梁山泊巨澤時，他憂心忡忡地寫下《過梁山泊》一詩：

巨澤渺無際，齋船度日撐。

漁人駭铙吹，水鳥背旗旌。

蒲密遮如港，山遙勢似彭。

不知蓮芰裡，白晝苦蚊虻。

看到夏天的梁山泊一無邊際，自己乘坐的大船也是艱難行進。打魚大人們聽到軍士的呼喊吓得躲了起來，遠處的飛鳥看到軍旗也紛紛飛走。茂密的蒲草遮擋住了行船的航道，遠山碧水，就是江北的鄱陽湖。人們喜歡吃清香的菱角，卻很少知道在炎炎烈日下，要不怕蚊子和牛虻叮咬辛苦采摘，每一個都浸泡着他們的勞苦和血汗呀。作為封疆大吏，韓琦所見不是歌舞升平、聲色犬馬，而是積年水患、百姓勞苦，可見其從政理念與人生高德。

郓州為治所的京東西路轄四府、五州、一軍，人口衆多，面積很大，西部接近太行山，又有大野澤，于是在災荒年代饑民為盜，一直困擾着地方治安與管理。韓琦在反複考察論證的基礎上，便過去以百日為三限不能捕獲屬吏治罪的辦法，讓捕盜人員可以用另一件案件的盜匪抵充上一次案件的任務，因此捕盜人員沒有了獲刑之苦，工作起來更有積極性，治安案件大幅減少，這個辦法很快為朝廷所推薦使用，逐漸成為處理治安案件的規制。

郓州重學，始自東漢東平國蒼王。唐朝郓人慕韓愈，建有成德堂。宋朝王曾在1038年以資政殿大學士、左仆射高位通判郓州，為了複興郓州廟學，他帶頭捐出俸祿，動員士民建房舍、集經書、置學田，使得郓州文廟成為遠近聞名的儒學翹楚。後來，1014年的狀元張觀以觀文殿學士身份知郓州、1024的榜眼鄭戬以資政殿學士身份知郓州、同年的狀元宋庠以以資政殿學士、京東西路安撫使身份知郓州，這些文臣都重視了郓州廟學的發展。韓琦的遷任富弼雖然僅僅是1030年的進士，但他參加的茂才異等考試本身就是選拔才能出衆的士子，富弼的文武全才是世所公認的，且早年王曾任京東西路安撫使的時候，富弼曾當過郓州判官，因此對郓州廟學亦是重視有加。

韓琦出任郓州知州，鑒于變法失敗，更是感覺到人才對政治制度變革之必要。他認為，學子青少年時期應該受到儒學經典熏陶，這樣可以打牢人生地基。及至年長，有了抵抗侵擾的能力，即便有物欲貪念，也可以憑自己的定力予以排除了。韓琦在郓州辦學之事，可在其《次韻和兖州王待制過汶上見寄》一詩中視得一斑：

淺局雖難繼大才，谿堂佳緻亦添來。

奇花并蒂宜新種，芳樹連柯得舊栽。

良執假途形詠歎，鄰封為治惜淹徊。

想君醉問歌人處，不向風前酹一杯。

韓琦此詩，是他在1047年陰曆12月離開郓州時所寫。在“慶曆新政”中一同被貶的禦史王素以天章閣待制身份知兖州，他在改任渭州的途中，經過郓州須城，在住宿的過程中，專門到廟學一遊，并把所見寫成七律詩，讓人捎給在成德軍（今河北省正定縣）任職的韓琦。韓琦看到王素的贊詩，于是寫詩回贈。

韓琦在詩中自謙和上幾任郓州知州相比，自己屬于見識和才能都很低微的，但是到任後也很重視廟學建設。在揚州來郓州時，把那裡的金纏腰芍藥也一同帶來，把它們栽在了學堂南面的土堤上，希望文士學子好好讀書報效國家。好友王素作為臨近的官員改任路上還能到郓州看看，并把所見告訴我，您有大才而屈居低位，實在是時運不濟呀。想想我們曾在京中一起賞歌飲酒，現在無奈天各一方，讓我們一醉方休，不要再想那些失去的過往吧。韓琦雖然仕途不順，但他不悲觀、不沉淪，他的此詩，雖然不能和同在貶途的好友範仲淹所寫《嶽陽樓記》、歐陽修所寫《醉翁亭記》相媲美，但滿紙的惜才和豪邁，仍是字裡行間飄滿和外溢，讓人看見火熱的心。

1047年夏秋，在郓州文廟讀書的年輕士子有劉摯、梁焘、梁彥昌、梁彥通、郭源明、韓铎、董沔等人，後來劉摯、梁焘兩人做了宰相，成為“朔黨”領袖，可見韓琦在郓州辦學的成效。

（國寶級文物貴州省博物館藏韓琦楷書信劄《信宿帖》）

尹洙因為挪用公款為部下還賬，被揭發後免職。體弱多病的他被範仲淹接到鄧州養病，但因為積重難返，救治無效，于此年陰曆四月去世。尹洙沒有積攢下财物，于是範仲淹、韓琦出資安葬了尹洙。為了讓尹洙妻子兒女有所依靠，韓琦還上書朝廷辯解尹洙挪用公款的内情，希望朝廷推恩其子，安排公職或給予物資幫助，但是朝廷一直沒有答應，韓琦就擠出錢财幫助尹洙的家屬。在很長時間裡，韓琦幫助的好友有十幾家、幾十人。

作為一個文士，韓琦不僅自己喜歡詩文，在郓州任職期間還編訂了哥哥韓琚的詩文集《荊玉集》。韓琚曾任京西路提點刑獄，對當時的和尚以化緣為由侵吞财務給予了打擊，1040年51歲在兩浙轉運使任上去世，這樣可知韓琚生于990年，在1101年父親韓國華去世時他已經22歲，是可以擔負起一些家庭事務的年紀了。早年韓琚由淄州（今山東省淄博市淄川區）通判丁母親胡氏之憂時，曾看到哥哥韓琚的部分詩文；回來兄長去世，他又讓侄子韓琚的第三子韓直彥搜集存稿，合起來仍命名為《荊玉集》。兄長已逝，其文可見，韓琚自覺承擔起撫養教育子侄的責任。

韓琦在郓州任職僅僅半年，此年陰曆十二月，因為鎮守成徳軍的明鎬回京任參知政事，于是朝廷調任韓琦為真定路安撫使、知成徳軍，再次開啟了他保境安民的全新旅程。1048年一月到達成徳軍任上後，韓琦即寫信告訴杜衍自己的上任情況，對自己的得力助手，小自己30歲已經轉任三處安撫使的地方大員，杜衍寫詩褒獎與鼓勵。看到長者之詩，韓琦寫詩為謝：

移帥真定次韻答緻政杜公

韓琦

常山畫野直天街，寄重如何付不才。

躍馬敢辭奔命去，捍羌曾是奮身來。

軍中紀律勞人葺，林下樽罍得意開。

引領恩軒無路到，幾臨風月獨徘徊。

常山實指北嶽恒山，是三國名将趙子龍的家鄉，因為避諱宋真宗的名諱趙恒，于是宋朝文士稱恒山為常山，可見韓琦為文寫詩之缜密。這裡把河北和山西分開，高入雲端，是兵家必争的三關雄鎮，朝廷把這麼緊要的戰略要地付與自己，才41歲的韓琦倍感壓力。帶領軍士認真訓練，面對遼國和西夏的威脅，積極做好反擊的準備。要整肅軍紀，獎優罰劣，和廣大官兵同甘共苦，盼望着有一天打敗敵人朝廷封贈将士，想想一時難以獲得戰果夜不成寐獨自在月下思考徘徊。

韓琦在真定路任職僅僅四個月，朝廷為了加強邊關守備力量，調整了西北區劃，新設魏州、瀛州、鎮州、定州四路，韓琦于1048年陰曆四月被派往直接與遼國接壤的定州，任定州路都總管兼安撫使兼知定州，成為定州路的軍政長官。韓琦在定州任職五年，是他在地方任職最為輝煌的時期，他整頓軍隊，定州馬步兵成為禦敵的勁旅；他重視教育，興辦學校，過去定州人尚武粗放，有了廟學後人們開始變得文質彬彬了；每當有災情，韓琦首先開官倉救濟百姓，人們開始安居樂業。韓琦很多被人稱道的嚴明、愛兵、救民的大德故事，一半以上和定州有關。

1053年正月，韓琦由定州調離到并州任職（今山西省靜樂縣），定州百姓得知後，紛紛趕來堵住了州衙不讓韓琦離職，韓琦見走脫不開，于是勸百姓回去，說自己是不會離開定州的。百姓回去之後，當天夜裡，韓琦偷偷帶領随從離開定州，第二天，百姓們再來看望韓琦時，發現韓琦已不辭而别了，人們疼哭失聲懷念這位“韓青天”。

韓琦在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以武康軍節度使的身份任職到1055年二月，因為身體疾患改任家鄉相州。後來，他進京任職，1056年八月，任樞密使，成為最高軍隊長官。1058年六月，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成為宰相。宋仁宗生于1010年，比韓琦還小兩歲，他在皇子趙昕早夭後，一直盼子心切，到晚年甚至多次暈厥。步入生命的尾聲，宋仁宗更新當好一個守成之君，于是1058年，又悄悄安排富弼為丞相，韓琦為副相，一步步來開改革圖強的大旗。鑒于“慶曆新政”的教訓，這次改革沒有大張旗鼓，而是務實按部就班實行，比如改革科舉辦法、加強對官員考核、改革稅法等，都受到了較好成效，人們稱富弼、韓琦為賢相，并稱“富韓”。

韓琦畫像

1061年三月，富弼丁母憂離職，韓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成為首相，他開始援引歐陽修、吳奎任樞密副使、蔡襄任翰林學士、王素任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等，随着這些骨幹力量的到來，“延祐改革”的一些政策得以貫徹落實。在後來的英宗被立、神宗繼位過程中，韓琦都從大局出發，順利完成了皇位過度，因此即便在此後的“熙甯變法”中韓琦反對神宗和王安石的急功冒進改革，但在他1075年68歲在相州任上去世後，宋神宗忍悲撰寫了《兩朝顧命定策元勳》的碑文，盛贊韓琦多年來為“定策元勳之臣”，說他一生的英名，足可與唐朝賢相姚崇相比，朝廷追贈韓琦為尚書令谥号“忠獻”，并在宋英宗的神廟陪祭。

韓琦在定州的幕屬、神宗時的龍圖閣直學士陳薦撰寫了《宋故司徒兼侍中贈尚書令魏國忠獻韓公墓志銘》，集賢院學士宋敏求書丹，太師兼侍中的名相文彥博篆蓋，太常丞李清臣代表皇帝帶着豬羊二牲到靈堂祭拜，宦官張茂則、張懷德親自參加葬禮和安葬事宜，這在宋朝大臣喪葬中，是規格最高的，甚至可以說，僅此一例。今挖掘可知，韓琦墓志重3噸，長寬各1.55米，厚0.26米，是目前發現的中國最大的墓志銘志；志文共6000餘字，也是中國目前發現的字數最多的墓志銘志之一。最大與最多，石與英名同在，有幸矣。

韓琦去世後，很多佩服他英名的文士寫文紀念，如歐陽修曾感歎：“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一百個歐陽修趕不上一個韓琦，這話除非歐陽修自己說，别人誰敢？韓琦在世時，他任職過的州郡人們繪像紀念他，以神人來看待他；當知道他去世後，定州建立起他的紀念祠堂，人們的哭聲如天上的雷聲，一直持續了數日才漸漸平息下來，來此任職的司馬光寫文記載這件盛事奇聞。

韓琦家風淳樸，教子有方，他的長子韓忠彥在韓琦去世時為太常丞直龍圖閣，知道父親喜歡才子蘇轼的文章，于是為去世的父親求文，蘇轼以《醉白堂記》為題，通過與唐朝詩人白居易對比，贊揚韓琦一生保持安貧樂道的操守，是伊尹、周公一樣的曠世賢臣，他含着眼淚寫完了這篇紀念文章。韓忠彥還整理父親的文集《安陽集》，讓後人能夠通過其文知其人。韓忠彥以後做到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左仆射的相位，是神宗、徽宗時期的名相，曾和權臣曾布、蔡京有過抗争，是北宋滅亡前的苦撐者。

在南宋理宗時期的“昭勳閣二十四功臣”繪像祭祀中，進入兩宋賢相名單的就有韓琦、韓忠彥父子兩人，可見韓氏一門之忠烈；南宋時期，韓琦的曾孫韓侂胄也是力圖複興的名相，但是因為急躁冒進而失敗，成為被文人污名化的悲情對象，而他的祖父韓嘉彥是韓琦幼子，他曾經娶神宗第三女為妻，是标準的皇親國戚，可見韓氏一門在兩宋之尊榮與延續。

韓琦後世子孫衆多，名者如雲，功在家國，如近代國母宋慶齡的父親宋耀如本名韓教準，家譜記載為韓琦後人，他是過繼給宋姓嬸舅後才改為宋姓的，因此宋氏三姐妹和宋子文三兄弟其實姓韓不姓宋，造化弄人，很多事情我們認為看到的是本質其實是最淺的表皮。韓琦家族墓在2008年南水北調工程建設中，面臨被拆除的危險，是溫家寶總理過問候得以整體搬遷的。因為後期經費不足，一直處于停停建建的尴尬地位，很為傳統文化崇尚者所诟病。

韓琦曾告誡子女說：“保初節易，保晚節難。”他一直告誡自己和子女為人要“不羞老圃秋容瘦，且看黃花晚節香”。 黃花晚節香，成為後世铮臣自勉的警句。

1072年曾鞏任齊州知州，上任途中過郓州須城，資政殿學士邵亢時任郓州知州，曾鞏是歐陽修弟子，邵亢為範仲淹薦才，均是韓琦晚輩，因此，他們走在郓州文廟，憶起王曾、韓琦在郓州的辦學興教，不由心生贊歎，曾鞏在《郓州新堂》裡說：“未應久作林泉生，天子今思舊學臣。”

又過五年，呂公孺以右谏議大夫銜知郓州，他的二哥呂公弼曾任樞密使和韓琦同朝且是兒女親家，韓琦長子韓忠彥的妻子就是呂公弼之女，蘇轼在徐州任上到郓州彙報工作，且拜望京東安撫使呂公孺、好友鮮于子駿、長輩李師中等人，他在《和鮮于子駿郓州新堂月夜二首》中感歎：“繁華真一夢，寂寞兩榮朽。”此時蘇轼才虛歲41歲，如果不是憶起王曾、韓琦、吳奎的郓州舊事，還有着報國安民之志的蘇轼咋會有着如此複雜心情呢。

移建的韓琦墓

韓琦僅在郓州半年，在曆史長河中僅是彈指之一瞬。時間因為波瀾而生動，人生因為走出物欲而精彩。為了讓這位宋朝第一賢相光照後人，律己勵志，我們可以為這位先賢做的更多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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