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旦大學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王振忠

（一）

1997年1月，作為複旦大學派遣的交流學者，我赴日本創價大學訪問。承所在大學之盛意，到達東京後不久，便被安排前往沖繩旅行……那是一次令人難忘的旅行，昔日琉球王國的風土人情，曾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此後，在日本的近一年裡，我開始注意閱讀與琉球相關的研究資料。

十年之後，我再赴東京參加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主持的“曆史檔案的多國比較研究”學術研讨會，其間，購得濑戶口律子教授編著的《學官話全訳》和《官話問答便語全訳》，初讀之下，便覺興味盎然。回到上海後，即據此撰寫了《清代琉球人眼中福州城市的社會生活——以現存的琉球官話課本為中心》一文。在我看來，迄今所見的絕大多數琉球人有關中國紀行的史料，尚無法與朝鮮《朝天錄》《燕行錄》之學術價值等量齊觀，隻有琉球官話課本對福州社會的集中描述頗為難能可貴。從官話課本反映的内容來看，琉球人以琉球館為中心，生動地描繪了福州城市的社會生活，其中涉及的諸多側面，可以從一些獨特的角度了解清代中小城市民衆的日常生活。與此同時，透過對琉球官話課本所見福州社會生活的研究，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清代的琉球官話課本本身——這也就是我們應當重視這些官話課本的原因所在。

此後，随着中國對周邊世界的重視，大批域外漢籍得以陸續刊布，其中，琉球漢文文獻亦受到了愈來愈多的關注。舉其荦荦大端，如2012年，《傳世漢文琉球文獻輯稿》第一輯共計三十冊，由鹭江出版社出版。2013年，由日本學者高津孝、陳捷教授擔任主編的《琉球王國漢文文獻集成》三十六冊，也由複旦大學出版社出版。前者因其未曾就所收琉球文獻作逐部解題，且并未交代原書之收藏單位，存在誤收、誤解之處，故而學界對之頗有微辭。而後者所收錄者，皆經過較為細緻的考訂與解題，其文本傳承脈絡清晰，除了以往備受關注的政治史、貿易史資料之外，也收錄了一些反映東亞社會生活的曆史文獻。特别是其中收錄了絕大部分的琉球官話課本（包括《白姓》《學官話》（附《尊駕》）《官話問答便語》《官話集》《官話》《官話三字囗》《官話》《條款官話》《廣應官話》和《廣應官話總錄》），為語言學和社會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諸多珍貴的資料。

（二）

2016年，日本東方學會舉辦第六十一回“國際東方學者會議”，其間專設“新發現的琉球漢文資料與琉球史之重讀”分會，由高津孝教授主持，他來函邀我參會，我遂以“琉球漢文文獻與中國社會研究”為題提交論文參會。會議前夕，高津孝教授告知，2013年關西大學内田慶市教授曾撰《琉球官話の新資料——關西大學長澤文庫藏〈中國語會話文例集〉》一文，與我的研究相關。另外，高津孝教授還慷慨提供了一種珍稀文獻《琉球録話》（明遠館叢書本）之影印本。這兩種資料，對于我的研究都有很大的幫助。

内閣文庫所藏《琉球録話》書影

目前所見，《琉球録話》計有兩種版本，一種即收錄于明遠館叢書的《琉球録話》，此本複印件字迹頗為蹩腳。而另外一種原本則收藏于日本的内閣文庫。此書經整理，不過區區七千餘字，但其内容卻相當豐富。

《琉球録話》的作者為日本史學家成島司直（1778-1862），此人才華橫溢，是日本江戶後期的幕府儒官。作為将軍之侍講，他踴躍為政治改革上書建言獻策。其人著述頗豐，最著名的著作是1809年編纂的《德川實紀》。除了《琉球録話》之外，成島司直還著有《改正三河後風土記》《鴻台三戦記》《東の春》和《晃山扈従私記》等。

《琉球録話》一書，對于清代中琉關系、福州城市生活史和語言學的研究，皆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以該書的序文為例，其中提及：“文化丙寅，琉球國王尚灏遣其子尚大烈等前往薩摩藩朝聘，以謝襲封之恩。”當時，成島司直與琉球國的儀衛正鄭嘉訓、樂正梁光地相見，咨詢琉球的制度風俗，其中提到：

……薩邸舌人學蘇、杭間語，琉人鹹作福語，是以問對往複之間，輕重清濁，互相牴牾，問一事及再四，而終不得其實者亦不尠。

《琉球録話》序

“文化丙寅”，是指日本的文化三年（1806年，相當于清嘉慶十一年）。當年在薩摩與成島司直對話的琉球人鄭嘉訓和梁光地，曾于乾隆年間前往中國，“同入福館，師事福儒陳邦光”。關于陳邦光，琉球人楊文鳳在其《琉館筆談》中指出：陳邦光系福州琉球館附近的瓊河人，是著名的私塾先生，門下有諸多弟子。因此，出自其門的鄭、梁二人，有着濃厚的“福語”腔調，自然并不令人詫異。上揭記載，對于琉球官話課本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如所周知，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當日本慶長十四年），薩摩藩（薩摩即今日本鹿兒島一帶）島津氏以精銳武力三千人、戰艦百餘艘閃電式入侵琉球，攻陷了首裡城，挾持中山王尚甯為人質，占領了整個琉球王國，史稱“慶長之役”。兩年後，薩摩藩雖然允許尚甯王歸國，但同時亦派遣日本官吏嚴格監視琉球的一舉一動。此後，薩摩藩命令琉球繼續向明朝納貢，随貢互市的資本則由薩摩藩出具，所獲利潤亦歸後者所有。當時，由于琉球與中國之貿易直接影響到薩摩藩的财政收入，故而受到薩摩藩主的高度重視。藩主島津氏本人對于中國也充滿了好奇，史稱：“薩老侯好華音，置譯官，令其藩子弟暇日講習。”與此同時，薩摩藩主亦時常将琉球人找來，從側面打聽與中國相關的訊息。從上引《琉球録話》之記載來看，薩摩通事所學的是蘇、杭一帶的官話（亦即南京官話），而琉球人所學的則是“福語”（福州官話）。由于不同地方之人所說的官話，受當地方言影響較大，故頗有難以溝通之處。

【日】島津重豪著《南山俗語考》，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揆情度理，福州人講官話時，常常帶有明顯的方言特征。例如，閩方言沒有“f”聲母，隻有“h”聲母（直到當代，有的福州人會将“公費”說成“工會”，而有時又容易矯枉過正，将“徽州”說成“非洲”），因此，在與他方人士對談時，難免會有不少令人無法理解之處。而前述記載則頗為耐人尋味，它實際上指出了琉球人所說的官話，受到福州方言的巨大影響。

（三）

明清時期，與琉球人關系最為密切的中國城市是福州和北京。前者是朝貢貿易的在地起點，後者則是朝貢貿易之終點。因此，琉球漢籍中保留有不少與該二城市相關的文獻。以久留米村士族蔡德懋、蔡大鼎父子相關文獻為例，日本山形縣市立米沢圖書館收藏的蔡德懋之《禦制并和詩》和蔡大鼎之《禦詩和韻集、萬曆十五年以降記》，封面就都有“上京用”的标記，這顯然是為了前往北京朝貢時的應對之需。特别是《禦制并和詩》的封面，可見蔡德懋之署名，另外，還有“伊計記”的字樣，可見，這是由蔡德懋所抄寫、後來傳至蔡大鼎（伊計親雲上）的書籍，這說明一些琉球漢文文獻，有着長期的流傳和編纂過程。與此相似，琉球官話課本之編纂和傳抄，有不少也經曆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當然，這些琉球官話課本的編纂，主要是為了在中國旅行，特别是在福州生活期間使用。

福州登舟

舟抵福州

從現存的琉球官話課本來看，早期的官話課本，還看不出福州區域文化的明顯影響。例如，内田慶市先生披露的官話課本中，就有對北京的描述：

我在北京三四個月。北京城裡，都是走過了，那花街柳巷，美女标緻得緊，寶貝物件多得緊，還有棋盤街、五鳳樓，文武官員上朝，燈籠火把，跟随人衆，好不熱鬧，我一年也說不盡。

此處的描述，并未見有後期官話課本中福州方言的影響。如“熱鬧”，在後來的官話課本中通常會寫作“鬧熱”，這也是福州話的表述。此外，該書中還有一段對話：

弟們還未到中國，言語不通，請兄們指點教我，學得幾句也好。

有閑的時候，到這裡來談談，千萬不要見外。

不敢，我也一樣，我初到貴國麼，要求你的事。一來說，還不知這裡的風俗。二來呢，又不知這裡的路上，雖聽見好玩的所在，總去不得了。

這段對話，同樣也未見有福州方言的影響。另外，書中還抄錄了“曲座”（即小曲），有：“滿州【洲】家，鞑婆子，難描難畫，不梳頭，不搽粉，好打着一個練槌。金圈子，銀圈兒，兩耳垂挂，上身穿着貂皮襖，腳下踏着馬皮靴，帶過一疋馬兒，背上一個鞍兒，拿了一張弓兒，搭上一條弦兒，插上一枝箭兒，架了一架鷹兒，打了一個圍兒，取了一個火兒，吃了一袋煙兒，醉了一個昏兒……”從其中一口一個“兒”來看，受北方方言的影響較大。

清初前往北京的琉球朝貢團

此後，随着時間的推移，琉球人在福州的活動愈益頻繁，官話課本中的區域特色亦愈來愈明顯。如《琉球官話集》中有“北京俗語”部分，但僅六十三條。其他的部分每條之下亦有假名注音，并有解釋。其中，收錄有不少福州的方言詞彙，如做嬌（撒嬌）、煞尾（結尾）、手灣（上臂和前臂相接處能彎曲的部分）和腳灣（膝關節背部）等。有的還專門注出讀音，如“乘”字，其後就注曰：“福建音‘興’。”據《琉球録話·習業次第》描述：

福儒授業，先教言語，以言語不通，則不能受句讀、解講說也。言語之學，殆二三年，輕重清濁，不異福人，然後授四書五經，句讀明詳，字義粗通，又背誦其書，然後漸學文章。

此一記載，生動地刻畫了福州士人教授琉球學生讀書的具體做法。其中的“輕重清濁，不異福人”，與前引《琉球録話》序中的“輕重清濁，互相牴牾”恰可比照而觀。從中可見，“福儒授業”所教出的琉球弟子，他們的發音最後是“不異福人”，這就難怪“琉人鹹作福語”、與薩摩通事所學的“蘇、杭間語”（南京官話）常常是各說各話，難以溝通了！也正因為這一點，伴随着清代琉球人在福州活動的日益頻繁，官話課本中的“福語”色彩愈益顯著，這在現存的諸多文本中皆有所見。例如，《學官話》中有一段對話，說的是一位琉球人在福州看病：

門生這幾時，身上有些賤恙，特來求先生看看脈，藥撮一劑，帶回去吃。

你這身上什麼意思？說給我知道，我好加減。

我這身上覺得四肢無力，腳手痠軟，腰又痛，頭又暈，茶飯又不愛吃，肚子又飽脹，心口裡隻管發惡羶，口水長淌的，渾身好不難過的。

……

原抄本上揭對話中“渾”字的右側注曰：“風，下平。”這當然是因為福州人說話“h”和“f”音不分，故讀“渾”作“風（下平）”。

（四）

在清代，福州是琉球人登陸中國的第一站，當地的太保境後街有柔遠驿（琉球館）。根據當時的慣例，琉球貢使抵達福州後，先在琉球館稍事休整，随後，琉球正副使、都通事、大筆帳等十數人（或多至二十餘人）入京進貢，其餘随行人員則仍住在琉球館内，從事買賣或進行文化交流，貢使進貢完畢，自北京返回福州，仍在琉球館内稍作休整，然後才返回琉球國首裡王府。當時，除了官生（官費留學生）之外，還有一些“勤學人”前往福州，在琉球館内學習官話以及醫學、曆法和地理等，一些不幸病死的琉球人即葬于福州。福州倉山區的白泉庵、鳌頭鳳嶺、陳坑山、張坑山（今稱長安山）等處，為清代琉球人在福州的叢葬區。在清代，琉球人向當地山主購地立約，安葬病逝的親人。正是因為這一點，不少琉球人往往将福州視作自己的第二故鄉。他們較長時期在福州生活和學習，耳濡目染，對于福州社會有着比較深入的了解。因此，在琉球官話課本中，也就有不少對日常生活的生動描摹。以歲時節俗為例，福州一年四季比較分明，民間對于歲時節慶頗為重視，元宵觀燈、立春迎春、上巳禊飲、端午競渡、七夕乞巧、中元鬼節、中秋燃燈、重陽登高、冬至搓丸、臘月祭竈和除夜團年等，在官話課本中多有反映。

清代福州琉球館及其周遭形勢圖

一般說來，對于一種語言的掌握，除了一般的交流用語之外，若能熟練運用該種語言中的俚語、俗諺，則表明學習者已達到了較高層次，更好地融入了當地社會。相關的少同主方面的記載，反映了琉球人對于中以《廣應官話》為例，該書“俗語門”中收錄了不少俗語。這些俗語，應是十九世紀流行于福州當地的通俗常言。其中有些俗語，反映了清代福州城市的時尚。例如，“蠻子學京樣，學死也不像”，這是說南方人仰慕北京時尚，正像早些時候鄭闆橋所說的“揚州人學京師穿衣戴帽，才趕得上，他又變了”。“揚眉杭頭蘇州腳”，反映了舊時揚州、杭州、蘇州作為江南文化之淵薮，其時尚為類似于福州這樣的中小城市民衆所追捧。

雖然在全國，福州并非第一等的大都市，但在福建省内，它卻是首善之區，亦為福州府城之所在，故而作為福州人往往自我感覺極為良好，對于郊縣各地的其他人群都不太看得起。清代福州裡人何求所作的方言小說《閩都别記》中，就有連江人與福清人對對子的故事。連江人出上聯貼于燈籠上：“古田兄縛甑，做福清糕，炊長樂粿。”福清人即對“汀州拐打刀，剖連江雞，教羅源猴。”這實際上就反映了福州城裡人對府轄各縣人之看法。以其中提到的“福清糕”為例：舊時福州有一種點心叫碗糕，販賣者多是福清人，他們走街串巷或行走于澡堂、茶室内販賣。此類碗糕是經過發酵而成，體積自然會膨脹，一般人遂以此譏諷言過其實的作派。由于碗糕多是由福清人兜售，故碗糕也被稱為“福清糕”。而在福州方言中，“糕”與“哥”同音，故而福清人也被戲稱為“福清哥”。當然，也有人認為，“福清哥”一稱，是由“福清蚵”而來——這是說在傳統時代，福清一帶極為窮困，土地硗瘠，常年幹旱，沒有東西吃，往往隻能吃番薯，佐以不值錢的“蚵仔”（小牡蛎），所以叫做“福清蚵”。另外，閩東素來是将番薯切成片，曬幹收藏備荒，吃時再洗淨蒸熟，俗呼為“番薯錢”。番薯錢以福清為佳，閩諺遂有“福清哥食番薯錢”的說法。舊時福州人常調侃：“福清哥一頓番錢食一百塊，雞配二頭。”明面上是說福清人一頓飯花了洋錢一百元，下飯的菜是兩隻雞。而實際上則是說福清人切薯如錢（謂之“番薯錢”）當飯吃，而以【魚奇】（左“魚”右“奇”，音同“奇”，一種小魚蝦加鹽腌制而成的魚醬）為佐菜，【魚奇】在福清方言中與“雞”同音（福清腔與福州音稍異），故曰“雞配二頭”。在這些，明明是吃番薯錢，配菜也是不值錢的【魚奇】，但大聲說出來，卻又是一百塊番錢，又是兩隻雞，顯得非常闊綽。在福州城裡人看來，福清人雖然窮困潦倒，但往往說話口氣卻很大。他們難得吃上米麥，通常隻能以番薯充饑，故在人面前時常放屁，于是，琉球官話課本中也就有了“福清哥吃大麥、講大話、放大屁”的俗諺。

類似于此的俗諺還有不少，有一些則頗為俚俗。例如，“捧卵胞過河——假小心”實際上是句歇後語，意思是說腎囊是長在自己身上的，過河時如果用手捧着，實在是小心過甚。該句歇後語，事實上與福州當地的一種地方病有關。從西方傳教士留下的福州醫學文獻來看，福州常見有大陰囊的病例。而這種大陰囊，俗稱“大卵胞”。琉球官話課本《學官話》中，就曾講述過一個笑話——說福州的“駁馬”（小偷）身手敏捷，一眨眼功夫就能将他人身上的錢偷走。某次在戲台底下，有位患有大陰囊之疾的人在看戲，結果被小偷誤以為他在褲裆内藏有銀錢荷包，遂用刀子在上面一割，弄得血淌滿褲……這些極為俚俗乃至猥亵的俗語及相關故事，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琉球人對福州社會的細緻了解。

此外，《廣應官話》俗語門中所列的最後一句為“地牛轉肩”。對此，該書中另有一段詳細的記載：

三月初六早起，地大動，不過一刻就歇了，又動些。這天上晚時候，風雨又大起來，吹壞各家的東西。

三月十二日一更時候，地大動，動了一歇，又動，差不多動了半刻才歇。

四月十六日下午時候，地動些，一歇又動一點，到晚間又動些。

福州毗鄰環太平洋地震帶，當地人對于地震的看法，是認為大地系由一頭碩大無朋的牛（即“地牛”）扛着，所以常常會覺得累了，需要換一個肩膀來扛。每當這頭牛換肩歇息時，便會發生地震，這也就是俗諺所說的“地牛轉肩”。

另外，在清代，福州的戲曲文化極為發達，不少通俗常言就來自戲曲，其中尤多為人處世的警句格言，這在琉球官話課本中也多有體現。如《廣應官話》中的“少時偷針，大時偷金”“男人不看《三國志》，女人不看《西廂記》”“偷食瞞不得牙齒，做賊瞞不得鄉裡”，等等，皆可在福州的閩劇、評話、伬唱等中尋找出來源。

前面提及，學習語言，俚語是最難掌握的部分，因為它與區域社會的背景密切相關，往往直達一地最為隐秘的文化深處，琉球官話課本對于這方面的記錄，反映了琉球人了解福州地方風俗文化的努力。

明清是男風熾盛的時代，特别是在福建沿海，由于海外貿易之繁盛，引發了人際契約關系的逆轉和變态，出現了所謂“境遇性同性戀”或“偶發性同性戀”。這對于個人而言雖然是“境遇性”或“偶發性”的，然而，在持續不斷的海外貿易背景下，此種風氣一旦長期并廣泛地盛行，就會惡性循環，很容易積澱而為某一區域社會之頑固的畸俗，這也就是明代以來男性同性戀的“契兄契弟”習俗。福州有位阿凡提式的人物叫鄭唐，在裡人何求所編的小說《閩都别記》中就有不少刻畫，有一些便是與之相關的同性戀故事。關于“契兄契弟”習俗，在琉球官話課本中也有描述。例如，《學官話》中有一段對話，清人說：“我的兄弟，你委實生得标緻，果然風流，真個可愛，想殺了我！”而琉球人的回答則作：“你果然有心想我，你實在有心想我，你一嘴都是胡說，花言巧語假意兒，騙别個罷了，你來騙我。”此一對話，看上去像是男女情人間的相互調情。接着，清人又說：“給我留留麼，再坐一會兒罷，實在我真真舍你不得的。”而琉球人則回答說：“你舍我不得，你這一條手巾，送我做表記，肯不肯？”“真真舍你不得”雲雲，也頗為肉麻，像是男女之間的對話。再看清人繼續說：“我的好兄弟，不要使性兒，會使性的人快老！我如今和你相量，你既沒有東西回答我，你把頭兒朝過來笑一笑，給我親個嘴兒就罷了。”“相量”即商量，為福州式的官話。這句話所說的，顯然是男子之間的親嘴。而琉球人則回答說：“嗳呀！這個人好龌龊，把口水弄得人家滿嘴都是。”可見強行的親嘴已經得逞……對于這段對話，濑戶口律子教授認為，此節内容反映的是調戲琉球青年的清朝人。這種說法固然不錯，但如果進一步探究，則可見此一對話，實際上反映了清代福州男性同性戀的習俗。關于“契兄契弟”之俗，《廣應官話》“人品”中也有所描述：“兔子，北京的話；契弟，福建的話；男風的人，好男色也；好南風，仝上”，這顯然是與“契兄契弟”相關的表述。

（五）

福州城

閱讀琉球官話課本，自然會讓人思考方言與官話的關系。關于這一點，早在明代，耶稣會傳教士利瑪窦就曾指出：“……有一種整個帝國通用的口語，被稱為官話，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語言。這種國語的産生可能是由于這一事實，即所有的行政長官都不是他們所管轄的那個省份的人，為了使他們不必學會那個省份的方言，就使用了這種通用的語言來處理政府的事務。官話現在在受過教育的階級當中很流行，并且在外省人和他們所要訪問的那個省份的居民之間使用……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會是不說的，雖然有教養的人在他的本鄉可能說方言以示親熱，或者在外省也因鄉土觀念而說鄉音。這種官方的國語用得很普遍，就連婦孺也都聽得懂。”利瑪窦甚至将官話與各地方言之關系，類比成歐洲拉丁語與各國語言的關系一樣。在福州，讀書人開口講話，也同樣時常遊走于“鄉談”（方言，亦曰榕腔）與“官音”（官話）之間。《官話問答便語》中的一位福州人就曾說過：“我本地的人，說鄉談慣了，愛學官音，還是千難萬難，含糊将就說出幾句。”因此，即使是教琉球人講官話者，也難免會受到福州鄉談的影響。《學官話》原抄本天頭有諸多注文，如“踏音達”“綢音求”“迅音信”“逆音葉”“麝音謝”，這些，都是福州話的讀音。直到晚近，福州當地仍有“天不怕，地不怕，隻怕福州人講官話”的說法——這既是外地人的觀感，也是福州人的自我調侃，其中心意思是說福州人喜歡說官話，但其發音受方言影響甚大，常常令外人忍俊不禁。而由福州人教授的琉球人，也必然會受到莫大的影響。在最近出版的《琉球官話課本三種校注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中，作者陳澤平先生指出：“從琉球官話課本的同音字組觀察其語音特點，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在于它與北京音或是南京音相似，而是它與福州方言音系的血緣關系。……琉球官話其實就是福州官話。”

《琉球官話課本三種校注與研究》，陳澤平校注，福建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190頁，39.00元

大緻說來，現存的琉球官話可分為會話課本、詞彙課本和其他的輔助教材等。對于這些官話課本，以往學者多從語言學的角度切入研究，曆史學者則甚少注意及此。其實，琉球官話課本不僅是方言研究的珍貴資料，而且對于清代城市生活史的研究，亦具有頗為重要的學術價值。這主要是因為作為一種實用性的教材，琉球官話課本非常貼近民衆的日常生活，較之其他的社會史料，一般來說顯得更為平實，也彌足珍貴。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栾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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