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博物館諸多文物當中有這樣一個鎮館之寶,這個文物名叫“廣陵王玺”,屬于國家一級文物。
“廣陵王玺”是在劉荊的墓群周邊發現的,有着極高的曆史價值。
這個文物可是大有來頭,除了它本身的工藝極為高超讓人贊歎不已以外,另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它揭開了遠在太平洋對岸的日本一個沉迷多年的秘密。
這個秘密究竟是什麼呢?
中國的文物為什麼會和日本有關呢?
故事要從四十一年前的一位婦女說起...
1981年的某一天,在江蘇省邗江縣,某公社正在組織修路運動。
其中,有一個名叫陶秀華的女子,拿着鐵鍬正在辛勤工作着,正當她低頭拿着鐵鍬挖地時,突然在土堆裡發現了一個小東西。
這個東西體積不大,陶秀華小心翼翼地拿到手上一看,感覺這個東西像是一個工藝品,但不知道到底是什麼?
她細心地把上面的灰塵撥去,簡單擦拭之後,可以看到東西呈現出金黃色的色澤,像是金子做成的。
隻見上面刻着烏龜的模樣,還有一些花紋,應該是手工雕刻上去的。這些花紋十分的細膩,在這個東西底下,還印着幾個文字。
陶秀華文化程度不高,隻認清了一個“王”字。端詳之後,陶秀華覺得這應該是個古代的印章。
當時,陶秀華腦海中的第一想法是,這個文物可能十分的貴重,但在沒有弄清楚真相之前,不能輕舉妄動。
自己先把它收好,回去和丈夫商量一下到底應該怎麼辦。
湊巧的是,陶秀華并不是在普通地下挖到印章的,印章被發現的地方離漢墓很近。早在一兩年前,專家就針對甘泉山附近的封土堆展開研究,并且對于一些已經遭到盜墓者破壞的墓開展搶救性挖掘。
甘泉山因山有清泉得名甘泉山,據地方志記載,甘泉山是我國曆史上人工堆積起來的最大的土堆之一,這裡有甘泉老山漢墓、汪家山漢墓、吳家山漢墓等等。
甘泉山也叫做老山,這裡漢墓規模宏大,結構複雜,是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
在挖掘中,“甘泉二号”墓堆出土了許多珍貴文物,例如錯銀飾青銅牛燈、銅雁足燈等。
在這個銅制的雁足燈下的盤沿之上,鑄有“山陽邸銅雁足長镫建武廿八年造”,側面證實了墓主的主人是劉荊。
所以,農婦陶秀華在這裡發現金印并不稀奇。因為這枚金印,很有可能就是當時搶救性挖掘時不小心遺漏的文物。
金印在古代是身份的象征,所以正是因為這個文物的發現,使專家更加證實了墓主的主人就是劉荊。
那麼,大家耳熟能詳的劉荊應該是山陽王,為什麼是印章上的廣陵王呢?
劉荊是漢世祖光武帝皇帝劉秀的第九子,建武十五年,他被封為山陽公,兩年後成為山陽王。
但是,光武帝去世之後,他想要造反取代漢明帝,結果事情遭到敗露。後來,他又多次謀反...
永平元年,漢明帝改封劉荊為廣陵王,廣陵也就是現在的江蘇揚州。
話說陶秀華撿到文物之後,并沒有動二心,她回到家裡和丈夫說了事情的全部經過。丈夫和陶秀華的觀點達成一緻,他們認為金印不能私藏,必須盡快交由國家。
于是,第二天一早,陶秀華夫婦就拿着金印找到的當地的文管所,彙報他們發現金印的情況。
經過專家認定,這個印章為漢代諸侯王金印——“廣陵王玺”。
經過仔細測量,金印重達100多克,黃金純度很高。這枚金印的印面長為2.372厘米,寬為2.375厘米,台高0.945厘米,通鈕高2.121厘米,重122.87克。
鑒定之後,當地的村民們才知道陶秀華撿到的不是一般的文物,而是國家級的文物,這也在當地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但實際上,這份文物出土的新聞不僅在當地迅速發酵,甚至還引發了日本考古界的格外關注。
那麼,這件事為何引起了日本人的興趣呢?
原來,早在1784年,在日本福岡縣東郊志賀島,一個叫甚衛兵的男子偶然發現了一個金字做的印玺。
這個印玺呈方形,上面綴着蛇鈕,金印底部刻着“漢委奴國王”幾個大字,均用篆文書寫。
金印的出土轟動一時,引發了大量人士的關注。
但是這枚金印并沒有馬上被送至博物館,而是流到了當地的領主黑田手裡。
黑田給了發現者少許的糧食後,将金印據為己有。直到輾轉百年,這枚金印才被送到博物館。
當時,金印到了黑田的手裡之後,黑田請來當時日本的儒學專家分析,希望能夠得到有關這枚金印的信息。
一位當地有名的漢學家龜井南溟在翻閱古籍中發現,《後漢書》中有相關的曆史依據。
據記載,光武帝時期,日本列島派使者前往漢朝朝貢,在朝貢當中,光武帝賞賜了他一枚金印,以此來顯示天朝尊貴的威儀。
委字通倭字,所以,龜井南溟推斷這很有可能是漢代皇帝賜給倭國的印玺。
經過精密的測量,這枚金印長為2.341和2.354厘米,台高為0.874-0.906厘米,重108.729克。
“漢委奴國王”金印被發現的1784年,日本史學界名為田秋成的學者就發表了《漢委奴國王金印考》的文章。
但是,日本學界也有很多人否認了這個觀點,他們認為“委”和“倭”畢竟不是同一個字,并且也沒有其他證據表明。
甚至有人說這是僞造的,因為金印上沒有“印”或者“章”字。
有人說,印的雕刻方法與漢代的一般印章不同,可能是江戶時代的僞作。
“國粹派”代表井田敬之看到金印後,對日本當時朝中國進貢表示否定,并且說道:“我天皇乃天命皇皇邦者,何用假漢帝之玺,以為皇邦之王邪?”
在同派學者看來,日本是神聖之國,不可能是以倭奴國之名。
日本的漢學家竹内曾經在北京大學為此做過一次演講,他提到:
“漢委奴國王”金印的發現十分的偶然,金印确實存在,但是日本的史學家很長時間都對此存疑。
甚至在當時,日本千葉大學的教授三浦佑出書《金印僞造事件》,以此來否定金印的曆史價值。
這種說法,一直到日本在太平洋戰争中戰敗,才有所改觀。
1955年,“朔甯王太後玺”金印在中國陝西出土,這枚金印上印有龜鈕,印文的字體為方筆起落,和“廣陵王玺”與“漢委奴國王”金印一緻。
1957年,中國雲南昆明石寨山古墓出土了漢代古印,值得注意的是,這塊古印也是蛇鈕。
《漢書》記載,公元前109年,滇王臣服于漢,請求朝觐,被授予王印。漢以其地為益州郡,令滇王依舊統領其民衆。
滇王是漢代諸侯當中實力較強,所以才有“西南夷長百數,獨夜郎、滇受之王印。”的記載。
這塊金印的長寬分别為2.3厘米,通高2.2厘米,和之前的金印規格類似。并且,這枚金印雕刻十分精美。上面的蛇頭略微昂起,背部的蛇鱗雕刻的栩栩如生。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末年,黃遵憲在日本見到過類似的印章,并作詩以記之。
此後,1962年,山東出土“石洛候印”、1983年廣州出土“文帝行玺”等,越來越多的金印被曆史學家所發現,日本的學者和中國的學者漸漸地開始把這些事件聯系起來,認為金印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系。
《後漢書.東夷傳》中有這樣一個記載:“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國奉貢朝賀...光武帝賜以印授”。
這段記載直接表明,當時中日就有往來,這些史料均寫到了當時的日本和我國漢朝的關系。其實早在三國曹魏時期,古倭國就有過向中原王朝進貢的曆史,并且已經互派使者。
如果說日本出土的金印源于中國漢代,那麼為什麼有的印是蛇鈕,有的是龜鈕呢?
經過考察研究,金印上印鈕的不同和當地的特殊情況有關。
蛇鈕多見于南方,羊鈕見于北方,漢朝王室内部則用龜鈕。
賜予太子和諸侯王的金印一般為龜鈕,賜予臣服國國王的印鈕用蛇或者駱駝。
漢代的時候,我國比較繁榮,而日本在當時隻是藩屬國,也叫倭國,一些史料中均有所記載。
例如,在《後漢書.東夷傳》中記載,東漢初年,日本還處在原始公社制的晚期,還沒有自己的文字,在落後的時代背景下,農業生産也沒有漢朝發達,所以能夠仿制的可能性很少。
那時,作為倭奴國的使節飄洋過海、翻山越嶺來到到東漢王朝首都,向皇帝進貢,後來獲得金印賞賜。
有的學者綜合幾次文物的細節發現,日本出土的文物正是漢代時期漢朝皇帝賞賜給日本大使的。
因為,無論是從二者的大小、花紋,亦或是雕刻手法、字體來看,都具有共同的特征。
二者在大小上,都符合漢制的标準,花紋上具有魚子紋,雕法上,都是用刀雕刻而成。
雖然“漢委奴國王”印的雕法是藥研雕,二者的每道筆畫的橫切面不同,但是技法上是基本一緻的。二者的字體則都是方筆起方筆落。
并且“漢委奴國王”金印的制作時間為建武中元二年,而廣陵王玺則為永平元年,二者前後隻相差一年。
這也讓有的學者懷疑,如此相像的金印是否有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呢?
對此,南京大學周曉陸通過詳細比對兩枚金印在工藝方面的具體差異,認為是同一作者創制的幾率很小。
當一條條線索被串起來,原先的一些猜測就自動被推翻了,考古學家也開始相信,盡管出土被發現的年代不同,地理位置也相距比較遙遠,但是幾枚金印确實存在密切的聯系,因為它們的内在特點具有一緻性。
同時,金印背後的故事也證實了中日兩國友好交往的淵源,對于中日友好往來的曆史研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我國國際著名地理學家、生态學家陳正祥曾經有幸見過廣陵王玺和漢委奴國王印。他表示,中國古代史籍的記事,絕大部分認真可信。
1981年,“中日新聞友好訪華團”訪問中國并來到南京博物館參觀,他們看到出土的金印,不禁感慨道“真是驚人的發現”。
随後,日本媒體争相報道“廣陵王玺”,甚至用了“沖擊性的發現”等形容詞來表達驚喜之情。
1982年2月22日,日本唐津市和江蘇省揚州市因此結為中日友好城市。
1989年,福岡市舉行亞太博覽會,希望将兩印同時展出。
關于這次展出,還有一個故事,在兩枚金印距離很近的時候,據說出現了一種極光,并且持續了一段時間,在場的學者都大為驚歎。
考古學的一大意義就是通過出土的文物對當時的曆史進行一個還原,在廣陵王玺剛出土時,也許有些線索還沒有明确,但是随着時間的流逝和人們對于史實的逐漸豐富,一些新的信息越來越證實日本出土的“漢委奴國王”印就是漢朝時期的文物。
如果不是考古學界的學者們的努力研究,也許這段往事還塵封在歲月裡。
我們也應該感謝當時做出推測和猜想的曆史學家們,雖然他們的一些推測後來被推翻了,但正是因為他們的質疑,才能推動真理的進步,讓我們更加接近事實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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