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 曲鵬

2020年，新冠疫情的陰影籠罩全球，研發出安全有效的疫苗成為戰勝疫情的希望。在此背景下，新冠疫苗研發競争日益白熱化。回顧現代疫苗的發展曆程，疫苗競賽并非今天才出現的。早在60多年前，脊髓灰質炎、風疹、狂犬病肆虐美國，科學家、醫藥巨頭和美國政府都卷入激烈的疫苗競争之中，這其中既有堅持、理想與英雄主義，也摻雜着權術、欺瞞和倫理争議，還有醫藥巨頭的利益角逐、資本的遊說操作、政府的監管缺失。美國作家梅雷迪絲·瓦德曼在2017年出版的著作《疫苗競賽》中揭示了上世紀中葉美國科學界研發疫苗的“幕後故事”。近日，該書中文版由譯林出版社出版。

《疫苗競賽》

[美]梅雷迪絲·瓦德曼 著

譯林出版社

失職的監管者

人類文明與細菌、病毒、瘟疫相伴而生，但安全有效地利用疫苗阻擊甚至消滅流行病卻相當晚近。

1796年，英國醫生愛德華·詹納将一個奶場女工手上的牛痘胞液，接種到一個8歲健康男孩身上，堪稱醫學史上最為冒險的一次實驗，世界上第一支疫苗由此誕生。

醫學研究者由此發現了疫苗接種的原理：一個人注射或者吞服特别少量的某種病毒——可以是滅活的病毒，也可以是減毒的活病毒——就會産生相應的抗體，他以後接觸到野生的、具有緻病性的這種病毒，抗體就會攻擊入侵細胞的病毒，阻止它們緻病。接種的原理看似簡單，但制備安全有效的疫苗卻絕非易事。上世紀40至60年代，在美國發生的多起悲劇就充分說明了這個事實。

1942年，33萬名美國軍人暴露在乙型肝炎病毒的威脅之下，原因是他們接種的黃熱病疫苗遭到用于穩定疫苗的血漿污染。一些血漿的捐獻者攜帶了乙肝病毒。接種過受污染疫苗的軍人中，約5萬人患上乙肝，有100至150人因此喪命。

1955年，卡特制藥公司生産的脊髓灰質炎疫苗包含活體緻病病毒，導緻192人癱瘓，其中有許多兒童，另有10人死亡。參與監管卡特公司制藥流程的所有高級别政府雇員，上至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與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長，都因此丢掉了工作。

1961年夏，美國民衆得知，用于制備索爾克脊髓灰質炎疫苗的猴腎細胞裡通常含有猿猴空泡病毒40（SV40）。數千萬美國兒童已經注射了受污染的疫苗，而在陪審團還未确定受污染疫苗對健康的長期影響時，未知風險就已經讓美國及其他地方的監管者憂心忡忡了。

SV40危機之下，1962年6月，美國威斯塔研究所年輕的科學家倫納德·海弗利克，利用瑞典婦女X太太的流産胎兒肺葉，制備出了相比猴腎細胞更安全、更潔淨的病毒載體細胞——人二倍體細胞WI-38。

倫納德·海弗利克，在威斯塔研究所實驗室中查看正常的人胎細胞，1960年前後

除了安全，這種細胞的優勢還在于可以冷凍保存，在需要時解凍，複制後呈指數級增值。海弗利克最初制備并冷凍了800支安瓿的WI-38，每個小玻璃瓶裡當時都容納着300萬到400萬個細胞。僅僅覆蓋一個小玻璃實驗瓶底部的細胞，如果一直複制到死亡，最終會産出2200萬噸細胞。這800瓶細胞，實際上可以無窮無盡地使用。

病毒學家想得到細胞用來做實驗，研究病毒性疾病的特性；生物醫藥公司也需要細胞，期望研制出抗病毒疫苗；基礎生物學家也需要它們，用來做細胞活動和行為的各種研究。WI-38在世界其他國家應用越來越廣，在美國國内卻受到冷落。

顯微鏡下年輕的WI-38細胞

阻礙WI-38用于疫苗研制的是當時美國頂層疫苗監管者——國家衛生研究院生物制品标準部主管羅德裡克·默裡，他擔心人胎細胞可能會通過某種潛藏的、有害或緻癌的病毒傳到疫苗裡，盡管這種未知的病毒還在尋找過程中。“選擇已知的魔鬼，而非未知的魔鬼”，他傾向于支持已經大量使用過的動物細胞，對大規模使用WI-38制備疫苗設置了重重障礙。

1972年，默裡因“失職”而調離生物制品标準部。同一年，用WI-38細胞制備的脊髓灰質炎疫苗進入美國市場。此時WI-38細胞問世已有十年。

羅德裡克·默裡，1955年隻1972年主管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生物制品标準部

用WI-38細胞生産的疫苗接種給了超過3億人，其中半數是美國的學齡前兒童。另外一些使用海弗利克開創的方法制備出來的細胞，被用來生産了60億支疫苗。所有這些疫苗保護了世界各地的人們免受一系列病毒性疾病的侵擾，包括風疹、狂犬病、水痘、麻疹、脊髓灰質炎、甲肝、帶狀疱疹，以及常見于近距離接觸中由腺病毒引起的呼吸道感染。

疫苗競賽

疫苗競賽既是研發疫苗的行為與病毒流行病的傳播之間的競賽，也是不同研究團體之間的競争。

新冠肺炎影響的範圍之大前所未有，因此研制和臨床測試疫苗也變得空前緊迫，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信息，截至今年8月初，全球約有165種疫苗處于實驗階段，26種進入臨床試驗階段，6種已處于三期臨床試驗階段。而在60年前，科學家也曾展開過一場疫苗競賽，研發風疹疫苗，曆經五年。

起源于歐洲的1962—1963年風疹大流行，在1964—1965年傳入美國并形成全國流行，大量孕婦被感染，導緻大量人工流産和嬰兒先天性畸形。

風疹是由風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傳染病。1814年，德國醫師首次将它當作一個獨立的疾病提出，因此它也被叫做“德國麻疹”。它對胎兒造成的傷害迄今為止最大，尤其是女性在懷孕初期感染這種疾病。當時的風疹大流行期間，約有2萬名美國嬰兒出生時有嚴重的先天缺陷，包括失明、失聰、心髒缺陷和智力殘疾，1.1萬名孕婦流産或選擇堕胎。

早在1963年末，美國科學家普洛特金就開始研制風疹疫苗——風疹的暴發周期為六至九年，疫苗或許可以阻止下一場疫情。幾乎是與此同時，還有多家機構的生物學家也參與了疫苗競賽。

普洛特金從感染了風疹的流産胎兒細胞中分離未受污染的風疹病毒，結果第27号流産胎兒的腎組織培養出的病毒生長得特别好，他把用這種病毒制備的疫苗命名為RA27/3疫苗。

80歲的普洛特金，2012年

研究資金緊缺的普洛特金招募到14個費城家庭，進行風疹疫苗測試，其中就包括他自己的家庭。每家有一名無風疹抗體的兒童注射了疫苗，他家則是6歲的大兒子接種了疫苗。後來被問及是否擔心給兒子接種疫苗的風險，他說：“我覺得在某種意義上義不容辭，必須給自己的家人接種。”

普洛特金研制的風疹疫苗，具備了安全性和有效性，并獲得了産業界的支持，但因為采用了人二倍體細胞WI-38制備，在美國政界頗受冷落。

1968年春，中國台灣出現了大範圍的風疹疫情，美國的科研機構抓住這次機會測試了默克公司新改良的HPV-77鴨胚疫苗和普洛特金的RA27/3疫苗。當年10月，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疫苗研發部發布了HPV-77疫苗在中國台灣風疹疫情中效果顯著的消息，對效果略優于默克公司疫苗的RA27/3疫苗卻隻字不提。

包括普洛特金研制的風疹疫苗在内，一共有四種科學家研制的風疹疫苗等待批準。1969年，生物制品标準部公布了風疹疫苗的官方生産标準，必須以鴨胚或狗腎細胞培養，這實際上是把普洛特金的用人二倍體細胞制備的RA27/3疫苗排除在外。默克公司的鴨胚細胞疫苗獲批。飛利浦·羅克珊公司的狗腎細胞疫苗也于當年年底獲批上市，但很快就出現了關節炎、關節疼痛的副作用，不得不召回。

上世紀60年代美國街頭的廣告牌，呼籲人們在1970年風疹流行之前接種新獲批的風疹疫苗

直到1978年，美國才批準了RA27/3疫苗，因為能産生更強、更持久抗體且副作用少，它很快成為美國市場上唯一一種風疹疫苗，全世界大多數地方也都是使用普洛特金的RA27/3疫苗。

如今被譽為“疫苗教父”的普洛特金，在新冠疫情的嚴峻時刻，在87歲高齡又走上疫苗研發的第一線。對世界各國、各機構競相研制新冠疫苗的情形，普洛特金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擁有一種以上的疫苗可能會更好，因為如果需要數百萬的劑量，那麼要求一個制造商生産足夠的疫苗就不太可能了，這就需要多個制造商，如果有多個有效的疫苗就更好了。“除非開發其他疫苗有困難，否則我不主張隻選擇一種冠狀病毒疫苗。”

人類付出的代價

《疫苗競賽》的作者梅雷迪絲·瓦德曼指出，人類在戰勝疾病的過程中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不僅僅是科學家的貢獻。

《疫苗競賽》作者梅雷迪絲·瓦德曼

風疹疫苗防止了數百萬例流産、死産和嬰兒死亡，而生産這種疫苗的細胞卻來源于一個流産胎兒。那個堕胎的瑞典人X太太，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為海弗利克制備WI-38細胞提供胚胎，“現在不允許了”。2016年，科學家要支付467美元才能從細胞庫購買一小瓶WI-38細胞；2012年，梯瓦公司使用WI-38細胞為五角大樓生産腺病毒疫苗，盈利3000萬美元；2015年，默克公司以WI-38細胞傳代培養過的風疹疫苗和水痘疫苗銷售額增長了10%，達到15億美元。2013年瓦德曼做采訪時，仍然生活在瑞典的X太太表示，她從未得到使用胎兒的補償。

付出代價的還有那些因故未能接種疫苗的民衆。1955年卡特疫苗事件在美國公衆中引起恐慌，政府召回了所有脊髓灰質炎疫苗，強制改進技術，之後又将新疫苗投入市場。但公衆對疫苗的信任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重建起來，結果導緻那一年美國出現了2.8萬例脊髓灰質炎。

在二戰期間以及戰後十年，囚犯、孤兒、智障兒童和住在醫院慈善病房的新生兒被用于測試藥物和疫苗，這些在今天看來令人震驚的實驗，在當時卻被公衆坦然接受——“每個人，都能夠也應該為戰争做出自己的貢獻”。

費城綜合醫院新建的早産兒室。1960年該院出生的嬰兒中94%為黑人嬰兒。該院的兒科主任允許威斯塔研究所的科學家用嬰兒做脊髓灰質炎疫苗試驗

以1951年的一項乙肝研究實驗為例，60名年輕健康的“志願”囚犯被注射了疑似乙肝病毒攜帶者的血液，實驗由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生物制品控制實驗室發起，美國陸軍部贊助，得到了司法部的支持，實驗結果公開發表在醫學期刊上，那些“自願”測試的囚犯還受到了媒體的贊揚。

直至1966年6月，發表在美國一流醫學期刊的論文《倫理與臨床研究》震驚了醫學界。論文列出了1948年至1965年醫學文獻中的22項人體實驗：一所收容“智力缺陷人士”的福利機構裡的兒童被故意注射了甲肝病毒；醫生不給慈善機構的傷寒患者使用氯黴素，看他們的死亡率是否比用藥患者更高；22名高齡住院患者被分别注射活體肝癌細胞，隻被告知注射的是“一些細胞”……這些最脆弱的人群被用作實現醫學研究目标的手段，研究人員卻認為，為了公共利益，他們所遭受的任何傷害都是值得的。

值得慶幸的是，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法律已經逐漸完善；今天，美國和許多其他國家都出台了相應的規章制度，以防止在醫學研究中對人的這種虐待，“知情權”也已成為病人和試驗者的基本權利。

對于那些利用弱勢群體進行疫苗實驗的科學家，瓦德曼認為應當要看到他們受到其時代影響的局限性，與其抨擊他們，不如扪心自問：“有哪些我們今天所做、所接受、所避而不談的事情，會讓我們的孫輩在看待我們時質問，你們當時怎麼能讓那樣的事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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