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一言中的道出了白居易的文學主張，不愧唐代現實主義詩人的冠冕，寫文章當為時代發聲，寫詩詞當為時代所為，因而白居易早年寫了大量的諷喻詩。特别是在元和年間升任左拾遺時，代表作組詩《秦中吟》十首、《新樂府》五十首，從不同側面深刻地反映了中唐時期的政治弊端以及民生疾苦，令朝中權貴咬牙切齒、聞之變色。

心有鴻鹄之志，時也命也

文言散文《與元九書》是白居易寫給元稹的一封回信。元和十年，白居易剛剛被貶江州司馬，承受了人生一世最重大的打擊，原本的“兼濟天下”之心開始往“獨善其身”轉變，内心正是憤慨傷懷、徘徊彷徨之際，收到時任通州司馬的好友元稹寄來的《叙詩寄樂天書》，有感而發，而作此書。

那幾年，元稹與白居易時常贈詩酬詩，依靠鴻雁傳書往來将近一百首，元稹每每都會在卷首附上序或者說明詩歌文章的來由，大抵也透漏出一些詩歌之意。白居易明白這番意圖也想透過信中去闡述自己的詩歌主張，奈何事情繁多，又沒能有更深的思考，所以遲遲未能表明，直到被貶江州浔陽，日日閑暇，方才想起重新閱讀，心中的想法就此一吐為快，洋洋灑灑“開卷得意，忽如會面，心所畜者，便欲快言”。

白居易與元稹

白居易《與元九書》從詩歌的起源《詩經》談起，闡述自己關于詩歌本質的見解，叙述曆朝曆代詩歌發生的改變，羅列衆多詩人名家作品對于詩歌文學的增減，以及自身潛心詩詞創作的經驗總結，看清了文學以及現實的矛盾，得出了卷首“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這一結論。晴空将從以下三方面來解讀這一名篇：

《詩經》是六經之首，古之聖人用詩感化人心，以緻天下太平。而能夠感人肺腑的“詩”，是以情為根，以詩為苗，以聲為花，以義為實的，世間萬物人或鬼神，雖然種類不同然而情感都是一樣的。答曰：“群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

以詩為苗，以聲為花，以義為實

聖人根據語言的特殊性，把“詩”融入了五音六義的規律當中，因而形成了詩歌特有的韻律規則，遵循“風、雅、頌”三種形式、“賦、比、興”三種手法，使得語言更加通順流暢，動人心弦。聖人得以把博大精深的道理蘊含于細微的“詩”當中，憑借這一媒介，溝通天地之風氣，促使天子與平民上下溝通，同心同德，同憂同樂。

三皇五帝治理國家之所以能夠得心應手，就是掌握了“詩”的音和義，平衡人心，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反之亦然，“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想來寫諷喻詩的人并無罪過，聽到諷喻詩的人反而可以借鑒，常言道“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諷喻詩正是為了警醒這群人。

古之天子“采詩觀風”以了解民情，這種方式到了秦朝就被廢除了，平民百姓也不再用詩歌排遣情緒，到了秦皇大一統的時候，歌功頌德之風氣大起。這一期間詩經六義慢慢開始缺失了“國風”（即反應民生的各地民歌），演變成了楚辭和五言詩，屈原等人皆是曆經坎坷，内心憤慨，詩文皆為彷徨憤懑、抑郁愁苦，言及國風者，隻剩下十之二三。

晉朝以後，國風的傳統更加的罕見，白居易吐槽謝靈運的詩雖然博大深奧，卻是沉溺于山水之間；陶淵明的詩超凡古樸，卻多作田園之語……“以康樂之奧博，多溺于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園。江、鮑之流，又狹于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暫且不論這樣的說法如何偏頗，文人都沉浸在魏晉風骨當中，雖寫盡風花雪月卻不知所雲，不知何所用，隻是在玩弄花草罷了。而《詩經》上也寫風雪，如“北風其涼”借風以諷刺威虐，“雨雪霏霏”借雨雪憐憫征役等等，相較之下，詩經六義全沒了。

大唐繁榮興盛兩百餘年，值得提起陳子昂的《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首》，李杜詩篇萬口相傳，不過細究其詩中六義，李白的十首中一首都不具備（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甫雖有千首詩流傳，類似“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具備六義的詩歌也不過《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等等三四十首，何況不如杜甫的其他人呢！

白居易這樣的吐槽實在太狠，古代名人也有粉絲，幸好不及現今粉絲愛豆那般瘋狂，否則得被無數口水淹沒了，就是李白知道了，估計免不了唱一句“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白居易兀自在那為詩道崩塌心痛不已“仆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廢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

生來便與文字有緣，五六歲開始學詩，九歲通曉聲韻，十五六歲就知道科考榮光，因此二十年來日夜刻苦讀書，學詩作賦，沒有空閑休息，因而“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發早衰白”身體瘦弱，年紀輕輕便白發叢生，自己都覺得挺悲哀的！因為家庭貧困，知道27歲才考進士，仍然沒有停止作詩，直到入仕後已有三四百首，常常與有人分享，備受稱贊。

因為年齡見長，閱曆豐富，入仕為官，總是讨論朝政當局，讀史書也多是探求治理國家興盛的道路，樂天居士因此“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眼見着新皇登基，憂心民生疾苦，賞識人才，白居易升官了左拾遺（谏官），開始轟轟烈烈的上書陳事，發表大量反應現實主義的詩歌，甚至當面指責皇帝錯誤，使得唐憲宗心生不快，還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緻名位，而無禮于朕，朕實難奈。”

《與元九書》提到白居易獲罪被貶江州的緣由：因為創作《賀雨詩》《哭孔戡》《秦中吟》、《宿紫閣村詩》等詩篇時，貫徹自己為時代發聲的理念，直指朝中黑暗的政治鬥争，揭露社會現實，為被達官貴人切齒痛恨，遭貶谪江州。白居易不曾後悔過：“始得名于文章，終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因為文章而被任用，因為文章而被貶也是應該的，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勉強達此意。

白居易因為自己的詩文得到社會各階層人民的歡迎，由衷的喜悅，秉持着樂觀的精神，謙虛地以為這是微末小道，卻也是世俗所重視的。素來詩人一道本就艱難，陳子昂、杜甫也隻做過拾遣，窮困一世；李白、孟浩然一輩，連最低級的官職都沒做過，潦落一生。而自己雖然被貶，仍然官階五品，俸祿養家，衣食無憂，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呢？正是樂天知命，獨善其身。

白居易特别把諷喻詩編輯成冊《新樂府》共計一百五十篇，還有閑适詩、感傷詩、雜律詩，共計一十五卷，八百餘首，準備送給元稹。諷喻詩為造福天下，閑适詩顧自我修養，充分展示了白居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座右銘。好東西必與好朋友分享，畢竟“高山流水”、“伯牙子期”，知音難求！

世人免不了重視耳聞先賢文化，輕視眼見現實，因而不怎麼喜歡這些諷喻詩，也難怪白居易感歎：“今所愛者，并世而生，獨足下耳”。一念成詩魔，一念成詩仙，皆因元白二人以形體為外物，不與俗人交往，蔑視富貴，輕視人間的緣故，不為外人所知。

現實與文學早早交鋒，光憑白居易一人之力自然力有不逮，于是拉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新樂府運動-詩歌革新，以白居易、元稹、張籍、李紳為領袖，倡導恢複古代的采詩制度，發揚《詩經》和漢魏樂府諷喻時事的傳統，“太行之路能摧車，若比人心是坦途。巫峽之水能覆舟，若比人心是安流。”自創新題，詠寫時事，倡導現實主義精神，影響廣泛波及中、晚唐的詩壇，成為曆史光輝中不可磨滅的一筆。

《與元九書》内容豐富，感人肺腑，用“江州司馬青衫濕”來形容也不為過。詩歌的起源本就是導人向善，後來發展成歌頌功績，排遣憂愁，書寫風花雪月，着實與現實脫軌。現實與幻想本就是對立兩方，太平盛世當中吟風弄月未嘗不可，民生疾苦之時如若還是如此，那便是在逃避了。

常言道：“逃的了一時，逃不了一世”，民生疾苦，現實艱難，總是需要面對的，這一點白居易看得很清楚，也是非常值得我們如今學習的。崇尚文學之人都有各自的一片“詩和遠方”，這是建立在經濟獨立，生活無憂，财務自由的基礎之上，無人能夠繞得開！

至于書中對于陶淵明、李白等名家詩詞的論斷着實有些不當，當然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萬千讀者的想法可以天差地别，唯獨經典永恒，如同《紅樓夢》，所讀所思每每不同。

@晴空莽莽 歡迎留言讨論，文學與現實，你究竟怎麼看？怎麼分清？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