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與法制》周刊 2022年第30期

“這是不能做的嗎？”“隻是為了幫朋友。”“這樣很威風。”這是一些涉罪未成年人在被調查時的回答。

近年來，低齡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案件屢見報端，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未成年人保護正面臨着嚴峻複雜的形勢。《白皮書》顯示，2021年未成年人犯罪呈現低齡化趨勢。從犯罪人數看，2021年較2017年增加2980人，增幅達57.4%。

未成年人保護依然任重道遠，而預防犯罪是有效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最根本的途徑。這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多方發力，聯動保護。為了提高青少年法治意識，做好未成年人犯罪的預防工作，檢察機關在不斷的探索和實踐中，在提升法治宣傳教育效果中做足文章。

近年來，檢察機關從推動法治副校長工作走深走實；到加強機制共建，凝聚法治宣傳教育合力；再到聚焦專業發力，促進法治宣傳教育提質增效以及适應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勢，全方位發力打造法治宣傳教育新格局，将未成年人保護網織得更密。

“法治教育從娃娃抓起” 3.9萬名檢察官法治副校長進課堂

“什麼是入職查詢制度？遭受網絡欺淩之後怎麼辦？學校、家長在保護未成年人方面有哪些責任義務？學生可以使用哪些法律方式保護自身權益？……”

2021年9月1日，開學第一天，一堂以案釋法的法治課，在北京二中師生和家長們的期待中正式開講了。授課人是第四次走進該校講授法治課的北京二中法治副校長——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張軍。

首席大檢察官親自手寫教案、認真備課，用孩子們聽得懂的語言傳遞法治精神。四年來，随着普法的深入，該校越來越多的同學選擇加入法律社團，與法為伴。

自此，各級檢察機關檢察長紛紛走進了校園，來到了孩子中間。《白皮書》顯示，2021年，檢察機關深入貫徹法治思想，全面落實“誰執法誰普法”的普法責任制，推動全國3.9萬餘名檢察官，在7.7萬餘所中小學校擔任法治副校長，其中檢察長3205名。

“法治副校長”是如何發揮作用的？為了找尋問題的答案，記者連線陝西省延安市人民檢察院來一探究竟。

就在不久前的6月29日，延安市檢察院檢察長胡立平走進了延安中學，為2024屆高中學生講授法治課。彼時，延安市檢察院第二檢察部副主任闫聰也與學生們一同旁聽。她也承擔着“法治副校長”一職。截至日前，她已經9次走進校園，為孩子們傳遞法律知識。

“當時課堂的氛圍很熱烈，大家都豎着耳朵聽。因為講的全是學生們關注的熱點話題。”闫聰檢察官告訴本社記者，包括未成年人“是否能文身”“是否能帶手機進校園”“面對别人勸着喝酒和抽煙怎麼辦”“如何理性追星”“如何正确對待網絡上的各種信息”等等。

據悉，這次課的主題是圍繞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說起法治課，很多人第一反應可能是枯燥無趣的法律條款。為了調動學生們了解法律的積極性，法治副校長們選擇用“溫情”解讀、以案釋法，“法味”十足的同時，抓住學生們的“興趣點”，努力讓學生們聽得懂、學得會、用得上、做得好。

課上，當胡立平檢察長講到校園欺淩、強制報告制度、武俠小說中俠客們快意江湖與當代法治的時候，為了讓案例更加生動，他還穿插了不少發生在身邊的真實案例，同時播放了最高檢制作的宣傳短片，讓同學們在自覺守法的同時，還要懂得如何依靠法律去解決身邊的問題。

“這堂法治課反響特别好，包括下課以後有幾個高中生走過來與我交談，他們才知道原來‘未成年人文身是法律禁止的’！”闫聰檢察官對記者回憶道，當時旁聽的老師們也感觸頗深，老師們提到由檢察官來釋法說理，學生們似乎少了些“逆反心理”，聽課效果也更好。

每每回憶起首次“執教”的經曆，闫聰檢察官腦海裡總會浮現出一張稚嫩的臉龐——“我爸爸媽媽總是吵架，爸爸還打媽媽，你們可不可以把他抓進監獄？”一雙大眼睛流露出一絲怨氣，這個小學三年級小姑娘曉彤（化名）的認真發問，讓闫聰檢察官心裡五味雜陳。

那是2019年11月27日下午3時許，延安市某小學的法治課堂上，主題為《落實“一号檢察建議”，護航未成年人成長》的課程正在緩緩進入尾聲。

“孩子們思維很發散，在自由提問時間，曉彤把我叫到她身邊，問出了自己的困擾。”闫聰告訴記者。原來，曉彤是一名“留守兒童”，外地務工的父母偶爾回家，卻常因脾氣火爆引發争吵，甚至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

“這樣的成長環境對孩子的發展肯定有一定的負面影響，而且我們還擔心她遭受其他侵害。”課後，闫聰檢察官第一時間向校長和曉彤的班主任反饋了問題。随後，闫聰檢察官與校方對曉彤進行了家訪。

檢察機關通過對老師、學校及家長進行先期的調查了解情況後，由“寶塔春晖”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室進行介入，結合曉彤的實際情況聯合社工等多方組織，對曉彤進行家庭教育指導。

有數據顯示，2016年以來，為了用法治火炬護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延安檢察機關共開展法治進校園活動359場次，覆蓋了399所學校，有35.5萬名中小學生受教。

據了解，在擔任法治副校長期間，檢察官們在結合所辦案例實時更新法治宣講内容，進行法治宣傳教育的同時，還協助學校健全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參與對有嚴重不良行為、涉罪學生的幫教，促進法治校園、安全校園建設。

與此同時，法治副校長們還将授課對象由學生向老師、家長、社工等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群體延伸，積極推動最高檢“一号檢察建議”、強制報告制度、入職查詢制度等工作落實落細。

“法治副校長極大地解決了我們鄉村小學法治資源匮乏的問題，助力我們更好地法治辦校、法治興教，讓我們更有底氣、更有信心，用正确的方式、科學的手段教育引導學生們樹立自覺守法意識和自我保護意識，為青少年的健康成長保駕護航。”一位校長如是說。

“凝聚法治宣傳教育合力” 推動未成年人法治宣教全覆蓋

在未成年人檢察部門辦理過的衆多經典案件中，也不乏一些案例被搬上熒屏——年僅3歲的女童，被生父狠摔在地上，造成顱骨骨折、顱内出血，面臨腦疝風險；一個案發時群成員400多人，名為“風雲家族”（化名）網絡社交群，參與多起聚衆鬥毆案件；一起讓辦案民警用“難以想象”和“令人發指”來形容的校園欺淩案件……

這些案件，都曾在最高人民檢察院和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聯合推出的大型未成年人法治節目《守護明天》第五季中播出過。

據悉，2021年11月20日至29日，《守護明天》第五季在央視《社會與法》頻道播出，收視率屢創新高，業内專家稱之為未成年人保護領域“現象級”節目。

由于“兩法”的頒布實施，2021年成為未成年人保護發展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一年。“往年都是先有案例，後定主題，《守護明天》第五季我們打破常規，主題先行，10集節目緊緊圍繞‘兩法’修訂的核心内容進行制作。”節目總制片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

記者了解到，《守護明天》第五季聚焦了強制報告、入職查詢、網絡保護、文身治理、分級幹預等立法亮點，從全國各地的未檢案件中篩選出136件，精挑細選後，确定了12個案例。

與此同時，《守護明天》第五季中，節目組優先選擇了承辦檢察官或參與案件程度較深的檢察官親自講述案件情況，更加注重親曆性，也讓講述越發地打動人心，更能引起共鳴。

此外，在辦案檢察官講解的同時，還邀請了各方專家學者以及相關部委代表共同讨論。“純粹、用心、專業”，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姚建龍用三個詞概括了《守護明天》的出彩之處，“檢察官說案、專家點評、相關部門探讨，大家發揮所長，共同為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出謀劃策、添磚加瓦”。

作為《守護明天》的常駐嘉賓，姚建龍參與了每一季的策劃與錄制，也見證了未成年人保護工作逐漸變強的過程，由單打獨鬥到形成家庭、學校、社會、網絡、政府、司法“六大保護”合力。

“每一季節目都是由點成線，圍繞一個共同的主題展開。從第五季回頭望，就能看到我國未成年人保護工作長足發展的這條主線。”姚建龍舉例，《守護明天》從第一季到第五季，校園欺淩案件從聚焦是什麼、怎麼辦、如何防治，變為對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中關于校園安全與欺淩相關規定的理解與落實。“這也是對前四季司法執法困惑的一個回應。《守護明天》要一直守護下去。”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守護明天》第五季開播後，各地均開展了形式多樣的觀看活動，一些學校還将節目内容編入了道德與法治課程。其中，雲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法學會組織1979名會員觀看了《守護明天》；河北省唐山市部分學校師生觀看節目并寫下了觀後感和意見建議……

其中一期名為《欺淩同學的代價》播出後，一位中學校長主動聯系了主講檢察官——陝西省西安市長安區檢察院檢察官王瑜。“節目震撼了我，為我們這些教育工作者敲響了警鐘。”這位校長對王瑜表示，他所在學校全校師生都觀看了節目，受到節目的影響，學校還開會部署了校園欺淩預防工作。

此番對話，深深觸動了王瑜檢察官，賦予了她更加實質化的使命感與責任感。

可以說，《守護明天》節目創辦的五年，是中國特色未成年人保護法律制度不斷發展完善的五年，也是黨中央未成年人保護決策部署在司法檢察工作、法治建設實踐中全面貫徹落實的五年，既記錄着我國未成年人法治建設的點滴進步，更承載着與社會各界共同護佑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守護祖國明天的希望和囑托。

“在《守護明天》的節目中，檢察官們用司法手段，用愛去溫暖和幫助孩子，主持人和專家學者互動，不僅告訴我們案子是什麼情況，也對案子背後的緣由進行了探索，可以說給家長很多幫助。”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建設工程質量第三檢測所有限責任公司總工程師田春豔表示，“新修訂的‘兩法’從家庭、學校、社會、網絡等各個方面，都對未成年人保護進行了規定。規定怎樣能夠實施到位，我覺得普法宣傳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守護明天》就是一個很好的宣傳手段。希望這個節目能夠受到更多人的關注，使法律深入人心，使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做得更好。”

除了《守護明天》，最高檢還聯合教育部、民政部、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中國關工委等部門，共同策劃制作國内首部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支持體系建設微電影《我的青春，你來過》。

除了“線上”，檢察機關還積極搭建“線下”平台。江西省檢察機關借助教育行政部門“班班通”等新媒體平台，充分調動校園聯絡員、社會志願者等力量，推動實現法治教育教學點全覆蓋。黑龍江省大慶市檢察院“童心圓”未檢工作團隊建立家庭教育指導師庫，動員組織老幹部、老戰士、心理咨詢師等組成志願團隊共同開展法治巡講。

這些是檢察機關打造法治宣傳教育矩陣、凝聚法治宣傳教育合力的典型表現。對于這方面的一些可行性做法，《白皮書》也做了概括性的總結：一方面，檢察機關主動争取支持，統籌普法資源；另一方面，檢察機關主動聯動各方，加強法治副校長工作。

由此可見，在未成年人普法教育方面，檢察機關不僅是“責任擔當”，還需“凝聚合力”，将影響力輻射到更大範圍、更寬領域，聯合全社會共同投身于未成年人的法治教育和普及。

“疫情之下花式普法” 形成一體化宣教新格局

“同學們好！本來應該在校園相見的我們，疫情原因，隻能通過視頻的方式見面了。大家都喜歡小動物，那麼人類與野生動物、與大自然有什麼樣的關系呢？野生動物交易會受到什麼刑事處罰呢？法律又将如何保護野生動物？我們應該怎麼做？”

2020年3月，疫情剛剛開始蔓延，闫聰檢察官把課堂搬到了“線上”，繪聲繪色地帶領小朋友們進入法治小課堂——《葫蘆娃》裡的蠍子精命人抓住穿山甲并賣給了蛇精，蠍子精因非法獵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被警察叔叔抓住了，蛇精也因為非法收購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被處罰。

《喜羊羊與灰太狼》裡的灰太狼聽說小白狼最近偷偷抓了不少的野生動物，就花錢向它買了50多隻，結果被喜羊羊舉報了。灰太狼因掩飾隐瞞犯罪所得罪、小白狼因非法狩獵罪，被森林公安局的警察叔叔抓住了。

……　　

疫情之初，202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了《關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衆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于是，闫聰檢察官結合法治熱點，為小朋友帶來了一堂别開生面的普法課堂。

對于這堂特殊時期的“線上課”，闫聰檢察官投入了超乎尋常的時間和精力。“相較線下，互動性不強的網課對‘趣味性’要求更高，為了讓小學生們‘聽進去’，我先觀察自己的孩子喜歡什麼，于是決定從他們這個歲數喜聞樂道的動畫人物入手，結合自己設計的案例、手繪卡通圖、剪裁的紀錄片片段等等，為孩子們上課。”闫聰對記者談道。

和闫聰檢察官一樣，雖然疫情影響了他們這些法治副校長實地走進校園的腳步，但是法治教育不能就此斷檔止步。各地未檢部門圍繞校園欺淩、自護教育等内容精心錄制系列雲課堂，為同學們帶來線上普法新體驗，有效彌補線下普法的“缺席”，形成線上線下一體的法治宣傳教育新格局。

内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檢察院開設“守護娜荷芽遠程法治課堂”，與教體局專網互連互通，一次講座可覆蓋6萬餘名學生。重慶市檢察院聯合市教委開設戰“疫”雲課堂，先後在2800餘所學校播放，覆蓋學生300多萬人次。

除了加強網課建設，檢察官們還通過開展直播互動，讓線上普法變得更加生動。據悉，在2021年“國家憲法日”前夕，最高檢第九檢察廳負責人通過直播平台，為北京市100餘名中小學思政教師講授法治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奎屯市檢察院“小馬未檢”抖音直播間開展直播7場次，受衆師生5萬餘人次，互動參與6000餘人次。

“我們在2020年5月就首次試水直播普法。”江蘇省常州市新北區檢察院尹媛檢察官，也是該院未檢“小橘燈”團隊的負責人。在接受本社記者采訪時，她介紹道：“首場直播的話題就是家庭教育，為了讓該話題更有辨識度和共鳴，檢察官事先做了街頭采訪，拍攝了短視頻。該直播在線觀看和回看人數數日内達258萬人次，為人父母是否需要崗前培訓的話題也引發了網友熱議。”

直播的成功，也堅定了檢察官“花式”普法的信心。尹媛檢察官說，此後，“小橘燈”團隊的檢察官們探索“三個課堂”引導樹立家庭教育新觀念，并且開展線上直播普法課堂，聯合婦聯幹部、教師、警花等精心策劃直播授課主題，讓更多的學生和家長接受法治熏陶，提高教育質效。

為了适應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勢，各地檢察機關還嘗試研發線上平台來深化教育普及。其中，天津市檢察院組織研發“未檢護苗”平台，并推動與教育系統互聯互通，實現檢察機關法治副校長普法宣傳教育對全市學校全覆蓋，打造“全時空”青少年法律服務産品。

新形勢下，檢察機關在法治宣傳教育上能動履職，在“潤物細無聲”中以“實”字為先，提供了新思路、構建了新格局、擔當了新作為，同樣也取得了積極進展和成效。

來源：《民主與法制》周刊 2022年第30期

作者：《民主與法制》社記者 張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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