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向老子問禮，出自清代焦秉貞繪《孔子聖迹圖》。孔子學問廣博，曾向老子、郯子等問學。老師隻有不斷精進自己的學問，才能從容面對學生。

“綠野堂開占物華，路人指道令公家。令公桃李滿天下，何用堂前更種花。”當唐代名相裴度建好宅院時，一貫風趣的白居易以詩相賀，您的學生已如桃李般遍布各地，哪裡還用得着再于堂前屋後種花呢？将老師辛勤栽培的學生喻為桃李起源很早，漢代《韓詩外傳》有雲：“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資治通鑒》裡有人稱贊狄仁傑：“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人人皆有師，樹高千尺，莫忘當初培育灌溉之人。

先生、西席、夫子，都是古人對老師的敬稱

中國古代對老師最常見的稱呼為“師”，同時也有很多别稱、雅稱。如“先生”，《禮記》雲：“見先生，從人而入”，孔穎達疏“先生，師也”，童子見先生要講禮節，須跟在大人後面入室拜訪。如“西席”，漢明帝為太子時拜桓榮為師，即位後仍給桓榮安排坐西面東的座席，以表敬意。如“山長”，來源于五代十國時期，蔣維東隐居衡山講學，受業者衆多，被稱為“山長”，此後書院的負責人便統一用“山長”之稱。更耳熟能詳的是“夫子”，這是孔子門生對孔子的尊稱。而老師一詞，應從荀子而來，《史記》載：“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其原意是指歲數最大、學問最好的人。

老師所喜歡的學生，是既謙虛好學，又善于思考之人。孔子問禮于老子，是一次為後人津津樂道的相遇。那是發生在公元前五百餘年的一天，兩位智者翩然對立、相互施禮，孔子儒雅敦厚，誠心請教，對知識的渴望就如春天勃發的草木一般，老子則深藏若虛，用洞察世事的滄桑目光看着這位晚輩，其回答若秋風般自然無痕，卻直擊孔子心靈深處，希望孔子去“驕氣與多欲”。孔子辭别老子後沉吟良久，對弟子們感慨道：“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于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的教誨震動了孔子，他對自己的老師老子的敬仰溢于言表。

孔子作為至聖先師，有教無類、誨人不倦，得到了三千弟子的由衷愛戴。孔子去世後，衆弟子服喪三年才相訣而去，而子貢在孔子墓旁蓋了幾間房，守墓六年之久。子貢時時處處維護自己的老師，對于别人的诋毀，他正言道：“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足見孔子與子貢這對師生間的相知相親。

為學莫重于尊師，而老師選擇學生，也是先考察學生尊師重道的秉性。張良圯上敬履，并多次相約直至做到提前等候，才得黃石公青睐，授其《太公兵法》，學得運籌帷幄的本領，可見尊重長者、不怕磨難的品格正是張良“孺子可教”的前提。無獨有偶，在東漢時期，有個叫魏昭的人想拜大儒郭泰為師，為了考驗魏昭的誠意，郭泰命魏昭親自煮粥侍奉，并一再呵責他煮得不好，如此再三，魏昭始終恭敬如一，到了第四次，郭泰才笑着說：“以前知其表，如今知其心，我願做你的老師傾囊相授。”後來魏昭成了有名的學者，魏昭尊師的故事也流傳千古。

老師是學生進步的階梯，擅長學習的人永無止境。孔子雲：“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唐代詩僧齊己見梅開而吟詩，“前村深雪裡，昨夜數枝開”，他向詩人鄭谷請教，鄭谷沉思後點撥道：“若說數枝梅花開已經相當繁盛了，不足以說明‘早’，不如把‘數枝’改為‘一枝’更貼切。”齊己佩服不已。這便是“一字師”的佳話。其實，老師還是學生的一面鏡子，東漢楊震面對門生王密暮夜酬金之舉，慨然道：“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怎能說無人知道呢？”王密很是慚愧，這是老師用行動給他上了一課。

唐宋八大家淵源有自

韓愈曾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他将傳道擺在第一位，這道是貫穿宇宙、社會與人心的道理，是道德、道義，也是道統。念念不忘，必有回響。韓愈大聲疾呼、熱情提倡的古文運動在推行時頗為艱難，沒想到在兩百年後的一天，這顆種子在歐陽修的心中竟複蘇生長。他少時家貧無藏書，一日從玩伴家找到了殘破的《昌黎先生文集》，雖然讀着一知半解，“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這一刻，應在心中向韓愈這位先賢稱一聲老師了吧。

歐陽修文風受韓愈感染甚深，但去韓文之怪奇而揚其平易，是在傳承中實現的超越。直至歐陽修晚年時，仍十分推崇韓文，寫下《記舊本韓文後》追憶平生學韓弘韓，并聲稱：“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如果說韓愈是源頭，那歐陽修則教出諸多弟子，開啟了分流縱橫的時代。

“過吾門者百千人，獨于得生為喜。”歐陽修此言，評價的是曾鞏。曾鞏仰慕歐陽修，寫下《上歐陽學士第一書》：“苟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聖人之堂奧室家，鞏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于其間也。”字裡行間流露出想拜歐陽修為師的願望，歐陽修欣賞曾鞏的功底和志向，認為“廣文曾生，文識可駭”，便熱情招待曾鞏，收他為弟子。同時，歐陽修對曾鞏的文章沒有一味誇贊，也誠懇予以指導，“決疏以道之，漸斂收橫瀾。”曾鞏受益良多，文風随之發生了變化。

成為歐陽修的弟子，曾鞏并未因此“沾光”，反而鬧了“烏龍”。據說，天縱之才蘇轼一篇雄文震驚四座，被主考官歐陽修誤認為是弟子曾鞏的文章，為了避嫌，于是将這篇文章判為第二，蘇轼由于這個“美麗的錯誤”而憾失第一。但豁達的蘇轼與歐陽修對此事并不耿耿于懷，歐陽修大悅道：“讀轼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這份真誠坦蕩的愛才之心，可謂是“逢人說項斯”了。

對于蘇轼而言，歐陽修這位老師是他人生與文章的引路者。蘇轼受教于歐陽修，學識上共切磋，心靈上共慰藉，亦師亦友，感情深厚。多年以後，蘇轼來到老師在揚州建的平山堂，看着堂前垂柳婀娜多姿，想起老師音容笑貌宛若眼前，不禁潸然淚下，寫下一首《西江月·平山堂》：“三過平山堂下，半生彈指聲中。十年不見老仙翁，壁上龍蛇飛動……”風雲聚散終有時，再無與您把酒歡笑處啊，“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

黃庭堅與蘇轼的師生情亦是翻版的“歐蘇”。面對為初出茅廬的黃庭堅揚名的請求，蘇轼哈哈大笑，“寫出這樣的文章想要不出名都難，哪裡還用得着我去給他揚名？”這句話就是最好的揚名，蘇轼對愛徒黃庭堅可說是關懷備至，他在《答黃魯直》信中表示，我一生之中唯恐不能與你相交，現能成為你的老師，我實在是“喜愧之懷，殆不可勝”啊，足見兩人惺惺相惜。黃庭堅對蘇轼堅持執弟子禮，懸老師畫像于室中，“衣冠薦香，肅揖甚敬”。

黃庭堅是江西詩派開山之祖，在詩風上從蘇轼處有所汲取，但決不亦步亦趨。黃庭堅道：“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這一主張的影響遍及整個南宋詩壇，餘波一直延及近代。倘若韓愈聽到這話，會不會甚感欣慰地颔首呢？

未曾謀面的“精神之師”

還有一種師生關系不局限于當下尋常，而是能夠穿越時空，可譽之為“精神之師”。

一代名相管仲懷大志、有大才，輔佐齊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千秋霸業。千古名相諸葛亮視管仲為偶像與老師，早年躬耕于南陽時，諸葛亮就希望以後能成為管仲這樣的賢臣典範。管仲為齊國富國強兵嘔心瀝血、操勞一生，諸葛亮更是為匡扶漢室“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兩人都成為了智慧的化身，其赤誠忠義的精魄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

“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諸葛亮去世1002年後，文天祥出生了，在風雨飄搖中，他做到了對氣節的堅守。在被俘押解北上途中，他難掩激憤之情，寫下了《懷孔明》一詩，“至今出師表，讀之淚沾胸。”在牢獄中，他又寫下《正氣歌》，“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古人有“讀《出師表》不哭者不忠”的說法，宋人更是對諸葛亮推崇備至。文天祥回首自己的一生，以諸葛亮為榜樣，就像學生追随老師一樣，已盡忠義之事，雖死無憾。“一死皎然無複恨，忠魂多少暗荒丘”，曾無數次，他與諸葛亮進行了靈魂的對話，讓他堅定走向自己所認定的方向。

文天祥就義115年後，在杭州府錢塘縣，有一個叫于仁的人做了個奇怪的夢，一位紅袍神仙告訴他，“我曾為大宋奔走，卻未能力挽狂瀾，再過些年大明亦有亡國之憂，我欲投胎成為于家子嗣，以待他日救大明于水火。”這位神仙在消失前表明身份，他便是文天祥。于仁連稱不敢當，忽從夢中驚醒，即聽見了兒子出生的啼哭聲，于是起名為“謙”，乃“以志夢中遜謝之意”。《于忠肅公年譜》鄭重記下了這個故事。于謙自幼就敬佩文天祥，視文天祥為師，在家裡供奉文天祥的畫像。年光彈指過，當瓦剌兵臨城下，群臣亂作一團，于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當年，文天祥針對遷都的讒言亦上書痛斥。這并不是曆史的巧合，而是薪火赓續的力量，照耀出一個民族的精神圖騰。

精神上的老師雖無法謀面，但其一言一行都熟稔于心，自己在言行舉止中會自覺效仿。林則徐從少年讀書時即特别敬慕民族英雄于謙，并以他的功業自勉。中年林則徐在杭州聽候補用期間，拜谒了坐落在西湖三台山的于謙祠墓，他見于謙祠和墓地破損不堪，分外痛心，帶頭捐獻俸祿組織修繕，并作《重修于忠肅公祠墓記》，“維公純忠偉伐，與嶽忠武同昭天壤。”他贊頌于謙、嶽飛與文天祥是“忠義相承”，對于謙的抉擇感同身受，這些精神上的師友都在激勵鼓舞着他，讓他在報國征程中不覺孤單，有了先師在青史上的昭昭示範，便能無怨無悔去樹立與實踐“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諾言。

中國古代素有尊師重教的傳統，“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師生關系可與古人最重視的血緣關系相提并論。古人亦雲“國将興，必貴師而重傅”，在三尺講台上，老師們揮灑汗水、傳播知識、循循善誘、殷殷教誨，把一批批莘莘學子培養為國之棟梁。而通過文字的流傳，間隔千年的後人可以前人為師，文化就在這樣的傳續中發揚光大。（蔡相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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