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5200年前，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創造出的楔形文字，是人類最早發明的文字，由這種文字寫出的文書，又被稱為“楔形文書”，由于載體是泥版，因此又被稱為“泥版文書”。在随後的三千多年中，楔形文字的使用範圍擴展到整個西亞地區，乃至埃及，很多民族都使用楔形文字，并形成了各自特色的古波斯語、埃蘭語、阿卡德語、蘇美爾等楔形文字，在當時形成了一個“楔形文字文化圈”。大約公元1世紀時，整個楔形文字逐漸滅絕。

1472年，一個意大利人遊曆伊朗時，發現了楔形文書，但當時無人知道其來曆，也無人能夠釋讀。1700年時，英國人托馬斯•海德将這種文字命名為“楔形文字”。1900年後，整個楔形文字基本被西方學者破解。

從發現楔形文字到宣告破解，中間大約相距400年，用時不能算短，但甲骨文與現代漢字有着明确的傳承關系，至今尚且破解不到一半，那麼當時楔形文字已經成了一種幾乎沒有傳承的“死文字”，為何西方學者還能将之破譯，甚至還知道每個楔形文字的讀音？鮮為人知的是，破解楔形文字過程中，關鍵鑰匙之一是《聖經》等西方古代著作！

回顧楔形文字的破解過程，學者劉昌玉在《楔形文字是如何“死而複生”的》一文中有過總結，破譯楔形文字有三個先決條件，即：首先是雙語文獻或三語文獻的發掘發現，其次是伊朗古代文獻的輔助，第三是《聖經》及西方經典作家的著述。在此前提之下，經過數百年的探索與天才的靈光一現，最終西方學者破解了楔形文字。

破解楔形文字的前提之一，就是要挖出與其有關的雙語文獻或三語文獻，最好其中一種或多種語言在今天還有傳承。

在出土的泥版文書中，不少屬于雙語文獻，少數是三語文獻，比如刻有三種楔形文字的貝希斯敦銘文（上圖），每種文字記載的應該是相同内容，在這些多語楔形文書中，其中一種語言被認為是古波斯語。由于古波斯語與現代波斯語之間還存在一點關系，這就讓楔形文字的破解取得了一些進展，但由于兩者之間聯系極其微弱，因此要說借此破解古波斯語楔形文書，還是異想天開，尤其是其中涉及人名、地名和民族名稱等專有名詞，必然需要依賴于傳世文獻。

破解楔形文字的前提之二，是伊朗古代文獻的輔助，就像中國人研究甲骨文時，就必須借助關于商朝的相關文獻，破解楔形文書，也必須要有本地文獻的支持。

破解楔形文字的前提之三，是《聖經》及西方經典作家的著述。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聖經》、古希臘等著作中記載了一些西亞上古事迹，這對于破解楔形文書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甲骨文與現代漢語之間有着明确的傳承關系，傳世史書上還有衆多商代記載，即便這樣，如今還有半數以上的甲骨文無法釋讀。相比中國的甲骨文，破解楔形文字的條件更艱難，畢竟古今波斯語的聯系極其微弱，伊朗與西方著作中對楔形文書中的曆史，有沒有記載或記載的對不對，其實是說不清的。

既然如此，西方學者到底是如何破譯楔形文書的呢？其實，西方學者重點是以《聖經》、《曆史》等西方古代典籍為依據來破解楔形文字的，以貝希斯頓銘文中古波斯文的英國學者羅林森為例：

學者拱玉書的《西亞考古史》記載：“巴茲的研究結果表明，羅林森的解讀方法基本上與格羅芬特的方法相同，也是從專有名詞入手，即首先确定專有名詞，再把希臘古典作家著作中保留的讀音分解成字母，然後再把具體字母與具體的古波斯楔形符号對号入座……由于貝希斯頓銘文中的人名、地名和民族名稱基本都見于希羅多德的《曆史》等希臘古典著作，這就使羅林生成功解讀古波斯文成為可能。”

也就是說，包括羅林森在内的很多西方學者都從專有名詞入手，從西方經典著作入手，相信西方著作中提到過楔形文字上的人物國家等。羅林森就相信貝希斯頓銘文中涉及的人名、地名和民族名稱，在西方著作中都一一出現過，并大概以“古波斯語的音譯詞”的方式存在，于是将這些分解成字母而與古波斯語對應，最終破解了古波斯語，還搞清楚了古波斯語的讀音。

其中，羅林森的上述破解過程之所以沒有詳述，原因在于“羅林森對他解讀楔形文字的經過總是輕描淡寫。在回答人們的追問時，他寫道：‘我已經講不出我當時确定每個字母讀音的方法。’”後來人們隻能猜測他的破解方法。

但問題在于，如果希羅多德的《曆史》等西方古典著作，對古波斯的人名、地名和民族名稱記載有誤呢？更何況，這種破解方式明顯存在邏輯問題，最多隻能作為輔佐手段。因此，當時就有不少學者質疑羅林森等人的破解，甚至認為他們的解讀不可能正确，“如果照他們的方法去做，不但會給一切不确知的事情大開方便之門，而且就連古代亞述人自己也絕不可能讀懂這樣的文字”。

除了上述與羅林森破解方式大緻相同的格羅芬特之外，西方還有不少學者研究楔形文字，但彼此結論都不盡相同，一直沒有公認的結論，到1857年時終于出現了重大改變。

1857年三個專家的“閉門考試”

1857年，羅林森給博爾塔特寄了一份剛剛發現的楔形文字銘文，之後博爾塔特按照自己的方式将之釋讀。博爾塔特釋讀之後，将之寄給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并要求将之封存，然後讓羅林森釋讀一下，以比較兩人的結果。博爾塔特的意思是，如果兩人釋讀一緻，那麼說明解讀方法的科學性和結果的正确性。

随後，羅林森擴大了範圍，建議“皇家亞洲學會”召集愛爾蘭人欣克斯和法國人朱利葉斯一起參加考試。于是，羅林森、欣克斯、朱利葉斯被要求在規定時間内釋讀出一篇楔形文字文獻。最終，“皇家亞洲學會”組織鑒定認為：各家解釋雖在細節上有一定出入，但總體一緻。

1857年的“閉門考試”标志着亞述學的正式誕生，這三位被尊為“楔文三傑”，其中貢獻最大者羅林森被冠以“亞述學之父”的尊号。更為重要的是，不管他們的結論在之前受到多少質疑，但之後他們的研究結論得到公認，成為權威。

當然，對這一次“閉門考試”不是沒有疑問，抛開“私下串通”的陰謀論不談，即便三人解讀“總體一緻”，也不能證明三個人都正确！畢竟，這些學者的研究方法都是以西方古代著作為重要依據去破譯的，得到大概一緻的結論也不奇怪。其實，還有一種可能是三個人都錯了，因為在甲骨文破譯中，同時多個大學者判斷錯誤的情況也并不少見，還有比如二裡頭遺址剛出土的時候，衆多頂尖學者都認為是夏都，現在随着考古的深入卻逐漸有了不少質疑。

由于羅林森發現的貝希斯敦銘文中，除了古波斯語之外，還有埃蘭語、阿卡德語，于是随着最年輕的古波斯語被“公認破解”之後，埃蘭語、阿卡德語先後就被破解。更妙的是，古巴比倫人編撰了一部蘇美爾—阿卡德語雙語詞表和語法書，于是西方學者據此就把蘇美爾楔形文字給破解了。因此，貝希斯敦銘文在破譯整個楔形文字過程中的地位，可以與破譯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羅塞塔石碑”相媲美。

按照西方教科書的說法，到1900年時，雖然還存在一些詞彙問題和語法疑惑，但阿卡德楔形文字（分為巴比倫與亞述兩支方言）、赫梯楔形文字、胡裡楔形文字、烏加裡特楔形文字、烏拉爾圖楔形文字、埃蘭楔形文字、古波斯楔形文字、蘇美爾楔形文字等基本都全部成功破解，連讀音都神奇的被标了出來，塵封數千年的曆史大白于天下。

不過，以西方學者對楔形文字的破解過程來看，隻能說是一家之言，而不能肯定地說已經成功破解，已經揭開了真相，或許恰如學者金壽福在“發現和重構古埃及文明講座紀要”中指出的“埃及語的解讀方式無論在語音、語法方面都打上了西方的烙印，而古代埃及曆史和文化的重新建構更是浸透了西方的思維模式”一樣，楔形文字的破解也是這樣。

參考資料：《楔形文字是如何“死而複生”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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