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的制作與傳遞，在曆朝曆代的統治中發揮着治理國家、管理社會、維護統治、鞏固政權等重要作用。在生産力較為低下的古代，情報制作傳遞的保密工作更是受到統治者高度重視。

從商末周初的“陰符”到宋元時期的“隐語”，從春秋戰國的“泥封”技術到明清時期的“密疏”，保密手段不斷升級，奇招妙招層出不窮。今天，跟着小密一起來了解中國古代是如何保護情報的。

“隐語”——暗号

中國古代的情報制作中，使用保密手段可以追溯到商末周初的“隐語”，即以某種約定的暗号或者其他替代語傳遞的情報内容。隐語是實物形式的，在兵書《六韬》中有記載“陰符”與“陰書”之分。在後來的發展中，隐語又演變出書面形式（即“加密情報”）、口頭形式（即“黑話”）等。

早期的陰符由竹闆制成，後也用木片、銅片代替。陰符由君主和前方将領秘密約定不同長度的符節分别代表何種情報，并任命專人負責傳遞。由于陰符本身無文字或符号，即使送符者遭俘虜，情報本身仍然是安全的。

雖然陰符操作簡單、保密性高，但它傳遞的内容有限，隻适用于小型重要情報的傳遞，難以勝任複雜軍事情況下的秘密通信。相比于陰符，陰書可以傳遞更豐富的情報。《六韬》有雲：“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意思是所有密謀大計，都應當用陰書，而不用陰符。

陰書實際上是軍事文書的一種，制作方法是先将機密内容完整地編寫在木簡或竹簡上，再将其分成3份，委派3名使者傳送。隻有收信者收齊3部分，才可知曉全部内容。這種制作方法可以避免因某個送信人被俘而造成的情報洩露，但送信人被俘，也會導緻收信者無法獲取完整有效的情報。

秦漢以後，情報制作通常采用暗号、密語、符号甚至小語種來進行加密，即前文所提的書面形式的“隐語”。

據宋人撰寫的《武經總要》記載，那一時期的軍事情報都配有密碼，即用1—40的數字代号“密碼本”替代情報信息。比如請增兵、被包圍、将士叛等等。這樣的替代操作與摩斯密碼有異曲同工之妙。

到了元朝，情報的制作開始采用“亦思替非文字”，即采用阿拉伯語替代漢語。阿拉伯語作為外來的小語種，具有特定的規則與寫法，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非經教導難以掌握，方便保密。用外語替代明語，提高了情報的制作成本，同時也提高了情報的破譯難度。

泥封技術

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一種更為有效的情報保密手段，即泥封技術：書寫有文字的竹簡或木牍被捆紮之後，在繩結處敷以特制的膠泥，再在膠泥上钤戳呈報人或部門的印章。

收件人主要通過對封泥印戳文字的真僞鑒定和封泥完好度的考察來判斷是否洩密。這種方法簡單實用，成本低廉，在當時被廣泛使用。

在“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項目名單中，江蘇徐州土山二号墓備受關注，二号墓共出土各類遺物4800餘件，其中就包括發現于封土内的封泥4500餘件。

“密疏”——加密奏折

明朝時期，密疏作為一種保密度較高的上行官文書，廣泛應用于政治場合。與正常的題、奏本相比，密疏内容隻有上疏者和皇帝兩個人知道，所謂“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其處理方式也不同于一般的章奏，通常是自上疏人手中發出，直達禦前，嚴防中間有人“截胡”。

明代對密疏制作十分重視，采取了多種措施。朝臣書寫、謄錄密疏，一般不能由他人代勞，有利于控制密疏的知悉範圍。

到了明代後期，密疏制作又有了新的保密方法，即給密疏的外封加鎖或用上特制的匣具。不過，用特制匣具傳遞密疏，隻适用于内閣大臣與皇帝之間，不具有普遍性，但其也為清代密折在呈送過程中外加折匣挂鎖提供了思路和啟發。

清雍正時期，為了适應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的需要，逐漸建立起建立密折制度，因其折面、折内往往書有“密”等字樣，故稱為“密折”，也稱之為“密奏”。它是隻有指定的官員才有權上呈。首先官員将奏折放入封套，再放入折匣并鎖好，交給他人呈進，并由皇帝親自啟封、閱看、批複的絕密奏折。密折具有拟寫簡便、行文迅速、高度保密等特點,其中尤以保密為其核心之所在。

清代饒旬宣所作《饒嵩生折譜》對封套有這樣的描寫：“請安折封套，外用雲龍黃绫，内用黃粉箋裱。長六寸四分、寬三寸一分、上下掩首各寬五分。”“折匣長八寸八分，闊四寸四分，高一寸五分。内用黃绫裱底，外用黃漆漆之。”

雍正二年（1724年）十一月上谕中，有“朕将内制皮匣，發于諸臣，令封鎖奏達”的字樣，因此可以看出，密疏應該是内外兩層，外面是木頭匣子，裡面是一個活動的、可以取出的皮匣子。

雍正五年（1727年），福建巡撫常赉官署失竊，丢失了鑰匙，于是隻得向将軍石禮哈借用開鎖，可見木頭匣子外面是有鎖的。除此之外，清代在傳遞奏折等重要文件時，還專門使用“封桶”“夾闆”等封套，起到很好的保密作用。

資料來源：《保密工作》2021.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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