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礦、馬、塵》劇照

文丨數娛夢工廠，作者丨十一，編輯丨友子

“沒錢！除此之外，我希望我們能有更多說話的空間。”當被問到十年電影生涯中印象最深的困難，蔣能傑這樣對數娛君表示。

蔣能傑，青年紀錄片導演，曆時8年拍成了新作《礦工、馬夫、塵肺病》。今年3月底，他在豆瓣蹲點，挨個給網友私信這部作品的觀看鍊接，引發了一場大型圍觀，被稱為“疫情下首位網盤導演”。

這幾個月來，如果說國外的電影圈還有來自阿莫多瓦、戈達爾的聲音，那麼國内的電影圈除了劇組停工、影院關門、電影節取消的消息外，可謂是一片沉寂。

資深電影人仿佛集體失聲了。以蔣能傑為代表，一批青年電影人卻以獨特的方式進入大衆視野，并成功掀起一點波瀾。

4月中旬，青年導演蟬鳴知了也在微博放出了自己的作品《擦一擦你那滿腹經綸的道貌岸然》，電影問世過程比名字更受人關注——導演刷了6張信用卡、輾轉8個借貸APP才拍完這部電影。到了4月28日，另一位青年導演三川有耳也在微博發出了自費五萬獨立制片的電影《郁川浮遊》。

導演主動上網發資源，這本是聞所未聞的無奈之舉，為何卻被衆多青年電影人效仿？在疫情的影響下，本就艱難的青年電影人的生存狀态究竟是什麼樣？

帶着這個疑問，數娛君采訪了三位處于職業生涯不同階段的青年電影人。青年電影人往往身兼導演、編劇、制片、剪輯多職，盡管他們經曆各不相同，但對于職業生涯的思考，卻都有一定的典型性。

“網盤見”成功出圈，蔣能傑：花自己的錢，我隻說想說的話

《礦工、馬夫、塵肺病》是一部關注湖南邵陽塵肺病人的紀錄片。為了這部紀錄片，蔣能傑已經前後拍了8年。

因為題材和内容的敏感度，該片制作完成後遲遲無法推出。為了讓片子被更多人看到，蔣能傑在無奈之下選擇疫情期間将資源放上網盤，卻沒想到一炮而紅，成了“網紅導演”。

過去一個月，蔣能傑一直在接受采訪。平均一天兩次的采訪盡管讓他身心疲憊，但他還是要照常完成每天的工作。當四月下旬數娛君和他正式連上線時，已經是晚上九點多了，那時候他剛剛結束一天的拍攝回到家中，哄年幼的孩子睡覺。

蔣能傑1985年出生于湖南邵陽的一個農村家庭，本科畢業于湖南師範大學工業設計專業。大學時他開始對文學和電影有了廣泛的涉獵，并決心成為一名導演。

2008年大學畢業後，他曾向多家影視公司投遞簡曆，卻都沒有回音。第二年，在偶然得知家鄉小學要被拆除的消息後，他借錢買了一台DV回到家鄉開始拍攝，從此開啟了自己的紀錄片之路。

此後蔣能傑在北京做過書店店員，在光線傳媒擔任過剪輯師，也在老家的村小當過代課老師。但此外的大部分時間，他用打工的錢拍着自己熱愛的紀錄片。

從2008年畢業到現在，蔣能傑在豆瓣上登記的作品多達16部，且評分都在7分以上。現在他已經在廣州擁有一間自己的工作室——棉花沙影像工作室。

非科班出生，蔣能傑起先也是懷着拍故事片的夢想入行，但因為專業知識的缺乏和資金等問題，他最終選擇從操作門檻更低的紀錄片開始。

“故事片的門檻太高了。剛畢業時我對于電影制作什麼都不懂，都是後來在拍紀錄片的過程中慢慢學的。我從小不喜歡應試考試，所以沒想過通過考研再學一個專業，也不想給家裡太大的經濟負擔。紀錄片就是記錄，比較簡單，而且它也能完成我的表達訴求。”蔣能傑對數娛君表示。

在十年的紀錄片生涯中，蔣能傑的作品大部分關注的都是身邊的故事：留守兒童、孤寡老人、退伍老兵、塵肺病人等等。本就冷門的紀錄片加上小衆而現實的題材，使得紀錄片投資的尋找更為困難。

“早期遇到的最大的困難是沒錢，但除此之外，更無奈的是碰到一些質疑的聲音。比如說問我你拍這些有什麼意義？但我用自己的錢拍片子，我隻說我想說的話。”

為了籌錢拍片，他找投資，接商業工作，也發起過多次衆籌，但說到國内的電影創投和文化基金，他表示并不了解，也覺得太麻煩。

更多時候，蔣能傑常在作品的片尾放置打賞的二維碼。在收獲不少“電影票”的同時，也收獲了一些額外的煩惱。

“很多人看完片子後會給我轉錢，不在乎多少，哪怕是一分，也是對我們勞動成果的尊重。但也有些人加我是為了罵我的，那我也就拉黑了。”蔣能傑說。

在作品逐漸積累并開始獲得國内外的一些獎項和關注後，蔣能傑的電影之路也逐漸順暢起來。因為關注弱勢群體，他的項目開始引起一些公益組織的注意，也獲得了一些幫助。

“我正在做的一個項目是關注LGBT群體的，接下來還有一個項目是關注成年人自閉症的，這是我關注的題材，前期也有公益組織的投資。”

在拍了近十年紀錄片後，2017年蔣能傑完成了首部劇情片《矮婆》的制作。因為入圍了上海國際電影節和華沙國際電影節兩個A類電影節，影片獲得了地方政府的二十萬獎金，目前也和大象點映談了合作。

談到劇情片和紀錄片創作選擇時，蔣能傑認為兩者在表達上沒有本質的區别，但他本人還是會以紀錄片創作為主。

“劇情片雖然表達更自由，但涉及到的人員規模、資金都太多了，為了拿龍标被閹割我是最不能接受的（《矮婆》在審查時剪了兩段戲），而且我本身也不喜歡和商業打交道。”

在商業和藝術間掙紮

“他們要做抖音了，我沒興趣”。如果說非科班出生的蔣能傑有些用愛發電自發成才的意思， 那麼很多科班出身的青年電影人則是在商業和藝術間掙紮——一心想要藝術，但商業才給活路。

26歲的一六是上海戲劇學院影視導演系研三的一名畢業生。過年回家後一六就沒有離開過家，因為疫情，也因為失業。直到4月下旬接受數娛君采訪的時候，他還一直在四川老家。

過年前，他從大學畢業時和朋友一起創辦的文化公司離職了。當問到離職原因時，他說到“我們之前是想做些好的廣告片，但他們現在想做抖音了，我不想做，就走了。”

因為自認能力和資源不夠，本科畢業一年後，一六帶着自己的長片處女作劇本又報考了上戲導演系的研究生。原以為研究生三年時間可以用這部作品的完成畫上完美句号，可直到畢業，這部作品依然沒有着落。

眼看畢業臨近，無奈之下一六舍棄了長片，重新寫了個短片。可在自費四萬完成拍攝後，卻一點都不滿意。

“素材放了兩個月都沒動，感覺自己還沒達到預想中研究生畢業的水平，有點失望，現在隻想畢業。”

說這段話的時候，一六剛獨自做完短片的後期，這也是他在疫情期間最重要的任務。不到三十分鐘的短片講述了一個北漂青年電影人受挫的故事。自編自導自演，同時自己配樂剪輯處理聲音，片尾字幕裡十幾個名字，有大半是他的藝名，“為了做這個片子，我把朋友都用完了。”

在說起即将面臨的就業選擇時，一六表示并不反感拍廣告，他更憂愁的是，現在根本沒有廣告可拍，“稍微有質量的廣告都太少了，都是短視頻。”

從讀研時候起，一六其實就在不斷拍廣告，2018年的時候還接了一個喜劇類型的網劇。

對于網大他也并不排斥。“它有點像八、九十年代的港片，雖然類型化嚴重，但至少是個完整的故事，還覺得自己在拍電影，比起那些硬廣好多了，限制是多，但也可以拍出自己的特色，還挺鍛煉人的。”

然而當談到如火如荼的抖音短視頻時，一六卻表露出明确的厭惡。

“就很浮躁啊，一分鐘裡要有痛點，基本上都是嘩衆取寵，感官上的刺激，沒有内容可言。就很失望，和自己學的東西相差太遠了。”

如果說一六是從短視頻盛行的現在才有這種感受，那麼威廉則在三四年前就因為受不了廣告而毅然創業轉向了影視。

“廣告主根本不要有劇情的東西，完全沒有成就感。”威廉對數娛君表示。他2017年跳出廣告業後獨自創業，合作對象從日本富士電視台談到了騰訊視頻，再到國内衛視。

威廉在高中畢業後就去了澳洲留學，2011年畢業回國後，他進入了一家省級衛視實習，但是一年半之後就離職了。“從導演助理做到副導演，我不是很喜歡電視台那種氣氛，沒有背景，上升太難了。”

2018年，威廉帶着自己投資的第一部短片去了戛納的短片角。“要投就投最權威的，如果國外獲了獎，國内自然會認可，畢贛他們不都是這麼走出來的嗎？”

通過戛納，威廉認識了香港和新加坡的投資人，可當他正準備大展拳腳做項目的時候，由于國内影視業的持續低迷，投資人去年撤資了。

“去年一整年是最艱難的一年，備案一等等半年，談好的投資不停變卦，公司四個人基本上都不領工資，我當時已經做好了關掉公司去打工的準備，畢竟還要養家。”

去年底，威廉公司終于啟動了一個項目，而另一個大投資的院線項目原本也要在年後進入正軌，可疫情的突如其來，項目不得不繼續延後。唯一掙錢的項目被暫停後，房租等開支也成了他不得不操心的問題。

威廉目前的公司，除了做小成本的商業院線電影、短劇、文藝片，還在籌備一個國際IP項目。也因為這個項目，他結識了不少國内電影圈和宣傳部門的相關人士。

相比于導演的身份，他現在更像一個制作人，不僅要管内容，還要去談投資和疏通各種關系。

“每天在創作者和商人之間轉換，都要精神分裂了，但是沒有辦法。”不到一個小時的采訪，兩次被插撥的電話打斷，其中一個便是上海某知名制片人。

比起剛回國的年少輕狂，這些年的磨練似乎讓威廉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在朋友的建議下，他積極申請了文藝基金和文創補貼。也是靠着這筆資金，公司得以在疫情期間成功度過難關。

“這個項目再失敗，我應該就會放棄了”

影片得獎、有資金支持，蔣能傑、威廉已經算是相對幸運的。從凡影發布的《2019-2020青年導演生态調查》可以看到，相當大一部分青年電影人的處境并不樂觀。

受訪導演中，有93%的人是本科以上學曆，但當中有六成人都是以一小時以下的短片乃至廣告出道的，其中有33%的人和蔣能傑一樣，首部作品的資金來源是自己和家人，處女作成本在49萬以下的占到了六成以上。

在網絡平台逐漸壯大的當下，為了讓作品被看到，很多青年電影人選擇直接将處女作放上網絡作。

拍廣告、走創投、轉向紀錄片、自己投資……青年電影人的選擇隻有這些嗎？

“相比于日韓，國内缺少一個新人成長的機制，新人出來肯定帶不動一個大項目，但是在他成熟之前要怎麼度過呢？就隻有這些選擇。”威廉認為。

這在凡影的調查中也有十分明顯的體現。受訪青年電影人中，一半認為中國影視産業最缺乏的是從業者培養機構。

談到未來的電影生涯，數娛君采訪的幾位青年電影人都還是很樂觀。

疫情結束後，一六打算去全國電影資源最集中的北京，先拍拍紀錄片，同時把自己剛制作完成的短片投給電影節。

“我要去的那家公司是拍獨立紀錄片的。紀錄片也很有意思，而且比故事片容易。鐘孟宏（《陽關普照》導演）不也四十歲才拍自己的第一部長片嗎？”

威廉現在一心都撲在公司最大的院線項目上，同時也在為自己的文藝片做着積累。“接下來最重要的還是把手裡的項目先做好，如果這個項目再失敗，我應該就會放棄了。”

談到未來創作，威廉認為，“現在國内的市場其實還有很大的開拓空間，不管是商業片還是文藝片。疫情雖然帶來了沖擊，但隻是暫時的，中國電影還有更多可能性。”

蔣能傑雖然通過劇情片《矮婆》開始轉型，但他表示今後3到5年的工作重心還是會在紀錄片創作上，出于對現實題材的關注，出于這些年的積累，也出于個人的性格和團隊合作的習慣。

“新一代的青年電影人都不容易，藝術院線什麼的我就不說了，隻希望我們能有更多講話的空間。”

（應要求一六、威廉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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