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振桂教授出版《起名八十八法》《中傳統文化概覽》《當代兒童文學》等100本著作，其中大學教材10本。

别字詩，又叫白字詩，就是譏刺批評教育那些寫錯别字的人的一種詩歌。它能讓人們在笑聲中認識錯别字，并且會對這些錯别字産生永遠難忘的效果。

聽錯字叫“耳誤”。“耳誤”則不能簡單的責怪于聽者，而多是和說者有直接關系的。某種程度上說，讀錯是聽錯的前因。

寫錯字叫“筆誤”，這就要從自身找原因。漢字數量多，基本筆畫少，書寫時稍不注意，或缺胳膊少腿，或戴錯了帽子，多添了尾巴，或是走勢不同，橫寫成撇，撇寫成捺，就會寫錯。在自己的書上、筆記本上寫了錯字，固然不會造成政治的、經濟的或社會的嚴重後果。一旦上升到事業上，就不僅僅是令人難堪的事情了，有時會“一筆之錯失萬金”。

用錯字就是我們平常說的寫了“白”字。比如：把“管理”用成“官理”，用“脅”代替“協”，把“刻苦”的“刻”寫成了“克服”的“克”等等，這些字的筆畫和結構都沒有寫錯，它本身并不是錯字，隻是用錯了地方，使用時不合乎漢語規範，從而破壞了字和詞之間的規定關系，使得寫出來的詞語不好理解，甚至是錯誤的。如果用錯一字，就可能把一個詞以至一句話都弄錯了。或者完全變了樣，不再像是詞或語句；或者似是而非，違反習慣；或者非驢非馬，成為笑談。用錯了字有時還會嚴重地損害詞或語句的内容，帶來不應有的損失。

我們國家的方塊字中形近字、諧音字特别多,稍有不慎就會讀錯、寫錯,而水平差的人強不知以為知,更是笑話百出。

北宋時,蘇東坡有一次到一座文廟裡去見一位相識的和尚。兩人談興正濃時,忽聽外邊有争吵聲,和尚起身去查看。原來是兩個讀書人分别在争論門口那塊牌——“文廟” (繁體字“廟”)的讀法。一個說是“文朝”，一個說是“丈廟”，争執不休。一個說：要查查字曲，一個說：要去問問大詩人吳束皮（蘇東坡）先生。蘇東坡聞此，戲言道：

文朝丈廟兩相疑，當路争論衆更奇；

白字先生查字曲，此處沒有吳束皮。

此詩諷刺了那些不學無術屢讀錯字丢人現眼的腐儒。

多音字、諧音字也是造成讀錯字寫錯字的原因之一。例如“卧春”與“我蠢”字音就很相似。某語文老師在讀《卧春》：

暗梅幽聞花，卧枝傷恨底，

遙聞卧似水，易透達春綠。

岸似綠，岸似透綠，岸似透黛綠。

學生卻寫成《我蠢》：

俺沒有文化，我智商很低，

要問我是誰，一頭大蠢驢。

俺是驢，俺是頭驢，俺是頭呆驢。

這兩首詩讓學生在笑聲中認識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同音、諧音現象，進一步明白認識和掌握同音字、諧音字的重要性。

某人遊靈官廟，題歪詩于壁：

走進靈官廟，看見靈官菩。

手執一條鞭，腳踏一隻乎。

(自注：乎，虎也)

此詩不通至極。不僅聯綿詞“菩薩”不可拆開單用，而且放下現成的“虎”字不用，用别字“乎”代替“虎”；又加注曰“乎，虎也”，實屬淺薄無聊之極。有人見到後以其道反譏之，在詩後續二句雲：

如此作詩人，放你狗臭匍。(注：匍，屁聲也)

教育部2020年12月18日公示:陳振桂主編的《幼兒文學閱讀與指導》《幼兒文學》入選“十三五”國家規劃教材。

明代曹元寵路過某村，聽一塾師正在講《論語》，把“周鑒于二代，郁郁乎文哉”的後一句念成“都都平丈我”。曹走進去為之糾正，學童都吃驚地一轟而散。曹元寵特以詩記此事雲；

此老方扪虱，衆雛争附火。想當訓誨間,“都都平丈我”。

當時又有人寫詩嘲戲此事雲：

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郁郁乎文哉，學生都不來！

這些詩都是用先生所念的别字入詩。

明朝畫家沈石田收到友人的一封信和一盒禮品，信上寫道：“送上琵琶，請笑納。”沈畫師打開禮盒一看，原來是吃的枇杷而不是樂器琵琶，便回信道：“承惠琵琶，聽之無聲，食之有味。”友人讀了回信，知道寫了白字，十分慚愧，作打油詩自嘲：

枇杷不是此琵琶，惱恨當年識字差。

若是琵琶能結果，滿城箫管盡開花。

也有人作：

批把不是這琵琶，想是先生筆下差。

琵琶若是能結子，鎖呐豈敢不開花。

“枇杷”和“琵琶”讀音相同，都讀pípá，是同音詞。但“枇杷”是一種水果，而“琵琶”則是一種弦樂器，意義和寫法完全不同。将“枇杷”誤寫成“琵琶”，屬于同音誤寫而造成别字。

2021年2月28日

告讀者: 2020年上半年，我在《今日頭條》發表了90多篇文章，主要是研究家族文化。從8月22日開始，計劃發表100多篇，研究大衆文化，敬請各位讀者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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