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年5月開始，拜登政府頻頻放出口風，聲稱将重新考慮對華進口産品的高關稅政策。

對此，美财政部長耶倫和商務部長雷蒙多均主張取消對華關稅，抑制高通脹率，他們認為關稅措施對美國戰略意義不大，且無法改變中美貿易結構；而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和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則反對單方面取消對華關稅，因為關稅是與中國談判的重要籌碼。

那麼，延續對華商品的高關稅，對美國經濟财政真的有利嗎？

美國陷入經濟“滞脹”的根源，是什麼？

作者 | 李超民 上海财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首席專家、副院長

編輯 |蒲海燕 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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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債務與“滞脹”

當前的美國“滞脹”形勢對其國民經濟和黨派政治格局産生了颠覆性威脅。宏觀經濟學所稱的“滞脹”（stagflation）特指一個時期經濟停滞（stagnation）、通貨膨脹（inflation）及失業同時并存，經濟持續低增長現象。一般認為，通貨膨脹與經濟衰退不可能并存，“滞脹”與财政赤字一旦開始，就會成為頑疾。“滞脹”現象主要發生在20世紀60至80年代的西方國家，往往造成政府更叠，國家治理思想發生巨變。

在經曆70年代的長期“滞脹”之後，裡根經濟學大行其道，慢慢帶領美國經濟恢複增長态勢，其代價是越來越高的聯邦債務，并鑄成當今美國财政的基本格局。經濟“滞脹”、社會紊亂是美國經濟政治的内生機制。

自2000年到2020年，美國經濟處于低增長态勢，而且增速不斷放慢。有3個年份經濟收縮，有12個年份同比增速處于負值，其中2005-2009年連續5年增速為負值。2010年，美國在名義上渡過“大衰退”經濟危機後，當年增長率高達2.56%。但是，之後的經濟增長率除了2015、2018年在3%以上，有3個年份增長率低于2%，4個年份略高于2%，2020年增長率為-3.49%。

2021年，美國全年經濟增長5.55%，除了三季度增長率為2.3%，其餘三個季度增長率均超過6%，顯示疫情後的強力财政刺激效果。但是到了2022年一季度，美國經濟卻收縮了1.6%。

與此同時，通脹水平開始從一年前的2021年一季度末急劇攀升，從2.6%一舉沖到12月份的7.0%，全年通脹率平均高達4.7%。2022年美國通脹持續走高，1-5月份分别為7.5%、7.9%、8.5%、8.3%、8.6%，無論是通脹水平還是發展速度，都堪稱美國當代經濟史上罕見的現象，稱之為經濟“滞脹”并不為過。

經濟“滞脹”惡果逆轉2022年美中期選舉的可能，引起了民主黨政府憂慮。據美國《新聞周刊》報道，當前拜登總統面臨的中期選舉選情是48年來最糟糕的。截至6月23日，美國民意調查機構FiveThirtyEight發布當前拜登支持率僅為39.2%，有55.4%的美國人不支持他。根據蓋洛普最新調查，隻有13%的美國人對國家發展方向感到滿意，約87%的美國人不滿意。隻有16%的美國人贊成民主黨政府所做的工作，82%的人不贊成。

拜登把打擊經濟“滞脹”作為穩住選情的抓手。

不過，美國聯邦債務“堅冰”問題形成并非“一日之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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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債務劇增

回顧冷戰結束後聯邦财政治理的30年，就會發現：

1992财年（1991年10月1日-1992年9月30日）聯邦名義債務總額為40650億美元，為當年美國GDP的61%。

從2009年開始，聯邦财政急劇惡化，債務呈現指數級攀升。該财年名義債務總額達到119100億美元，債務/GDP占比達到82%，前所未見。

從聯邦政府對大衰退經濟的救助過程和結果看，在初期财政支出2500億美元後，又通過《美國複蘇與再投資法》（ARRA）兩次增加支出2420億美元和4000億美元，再加上時任總統奧巴馬的減稅措施和醫保改革支出，導緻聯邦政府債務危機和政府關門頻發。

到2014财年，聯邦名義債務總額急劇增加達到178240億美元，債務/GDP占比一舉突破101%。随後美國經濟進入了長期更加緩慢增長态勢。直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大規模聯邦救助計劃再次上演。

2021财年聯邦名義債務總額達到296170億美元，債務/GDP占比達到了124%。截止到2022年5月31日，聯邦政府應對疫情的追加支出預算達到4.5萬億美元，目前實際承諾支出4.25萬億美元，實際已經支出3.82萬億美元。

從美國聯邦債務的形成過程中的兩次劇增事件可以判斷，美國财政治理已很難承受突發重大事件的沖擊，如果今後再次遭遇同類事件，這種手法将再次上演，結局也是一樣，後果更加嚴重。

阿富汗戰争、伊拉克戰争直接、間接消耗美國戰争财力8萬億到10萬億美元，加上對經濟衰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救助财政支出，保守估計，20年來聯邦财政非預算支出總和可能多達13萬億美元以上，即使不計算聯邦财政每年正常的約2%的赤字率，年均預算外支出也高達6500億美元。

這些支出的歸宿就是聯邦債務，并且對美國的價格體系形成了巨大沖擊。而美國國會已無能力、無意願控制預算程序，行政部門的支出沖動更得不到控制，并且在可預見的将來，聯邦财政将永遠失去平衡的可能性。

美國聯邦财政的“量出為入”原則和機制設計正在走向它的反面，傷及美國财政基礎和大國信用以及大國國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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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債務會帶來什麼？

美國經濟“滞脹”的根源是聯邦财政颠覆了“量入為出”的科學理念，破壞了預算規則。

第一，債務負擔對美國經濟增長的沖擊是根本性的。

美國預算與政策優先中心（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首席經濟學家查德·斯通（Chad Stone）研究認為，經濟複蘇速度、勞動力和生産率增長速度都影響财政經濟預測的準确性。由于生産率增長的長期趨勢很難預測，所以長期經濟預測存在較大差異，而債務對經濟增長的拖累難以把握才是經濟預測失真的主要因素。

2022年2月10日，美國紐約一家加油站的電子屏顯示油品價格。圖｜新華社

經濟學理論認為，在債務占比為GDP的64%-100%時，經濟增長将放緩。美國聯邦債務在“大衰退”危機爆發的2007年四季度占GDP之比為62.72%，在“大衰退”結束的2009年三季度即高達82.43%，恰好落入了負影響阈值區間内，成為驗證理論正确性的實例之一。

可見，美國經濟“大衰退”已改變了長期增長的可持續性，聯邦财政征收能力的下降成為債務負擔上升的技術原因，而聯邦債務越來越沉重、拖累經濟增長率才是核心原因。随着美聯邦債務占比持續上升，其經濟增長将更加放緩，加上債務對價格體系的影響，“滞脹”不可避免。

第二，美國聯邦财政預算外支出形成的赤字和聯邦債務是世界經濟的不穩定因素。

經濟學認為，通貨膨脹是一種貨币現象，表現為随着貨币當局貨币超發規模增加，市場價格（CPI和PPI）急劇上升，貨币購買力下降。

首先，據美國财政部數據，2018财年聯邦債務總額為215160億美元，到2021年9月30日增加到284289億美元，淨增69129億美元。其中，2020财年形成聯邦債務42260億美元，2021财年形成債務14835億美元，顯然對疫情的财政支持政策絕大部分已成為流通公債。

其次，2020年美國新冠肺炎疫情開始後，美聯儲理事會采取了加大資産負債表的手段，配合聯邦政府的疫情财政救助政策，除了提供寬松的利率和信用手段，每月公開購買聯邦債務1200億美元，導緻資産負債表持續增加，而且推動了聯邦債務向國内和全球流動。

2018年1月1日聯儲資産負債表餘額為44437億美元，疫情暴發後，一舉從2020年2月17日的42415億美元增加到6月1日的71652億美元，2022年3月28日增加到89371億美元——聯儲資産負債表餘額在兩年内翻了一番多。

僅從美國國内來看，伴随而來的是通脹率的急劇升高。2018年1月到2022年5月，美國通貨膨脹率從2.1%上升到8.6%。其中，在2021年3月之前，通脹率維持在0.1%到2.9%之間。但是從2021年4月份開始，通脹率逐月攀升，從4.2%一舉攀升至8.6%，一年内翻了一番以上，增速驚人。

無論從理論還是從政策實踐方面觀察，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與美國通脹都缺乏正相關關系，美國聯邦債務的急升帶來的才是通脹惡化的後果。一些短期沖擊并不是決定美國經濟“滞脹”起落的根本因素。比如俄烏沖突中的石油天然氣供應問題，隻是助推美國通脹和财政問題的短期因素之一。

4

中美貿易仍保持增長勢頭

特朗普政府對華加征關稅的政策延續至今，但4年來中美貿易依舊增長迅猛。

據筆者計算，其中2018年到2022年5月，中美貨物貿易年均增長8.2%以上，僅2019年兩國貨物貿易額下降。中美兩國的服務貿易，除了在2020年下降外，2018年、2019年和2021年均保持增長勢頭。

這些數據顯示，美國加征關稅政策不能遏制中國産品和服務對美出口的上升，顯示出美國對華供應鍊依賴程度較高、經貿往來韌性較強、兩國經濟存在互補的特征。

從1978年到1992年，中國實現了從計劃經濟體制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美經貿投資關系在堅實基礎上步入快車道。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繼續快速推動中美經貿投資關系發展成為足以左右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決定因素。可以說，美國分享了中國改革開放成果，并延續了國内的經濟繁榮，也推動中美貿易投資關系不斷發展。

美國國會2022年3月2日發布的研究報告指出：

第一，中美貿易關系雖不平衡但意義重大。

2021年，中國是美國第四大貨物貿易夥伴（貿易總額6574億美元）、第一大出口市場（1511億美元）、第一大進口來源地（5064億美元）。中國對美出口商品價值是美對華出口商品價值的三倍。2021年雙邊貿易總額比2020年增長17.6%。美國對華出口包括半導體芯片和設備、農産品、飛機、燃氣輪機和先進醫療設備，從中國換回了消費電子産品、家用電器和其他消費品（如家具、服裝、鞋類和玩具）、關鍵中間産品（如汽車零部件和有效藥物成分）。

2020年，中國占美國服務出口（旅遊、知識産權許可和交通運輸）總額的6%（404億美元），占美國服務進口（運輸和商業服務）總額的3%（156億美元）。2018年，多數美國跨國公司子公司（CFC）在華服務銷售額為596億美元，而多數中國公司在美國的服務銷售額為206億美元。約16%的美國《财富》500強企業至少有5%-20%的營業收入（Revenue）來自中國。

第二，以最終受益人所有權（UBO）為基礎計算，2020年美國對華直接投資（FDI）淨流入93億美元，直接投資存量為1239億美元，美對華直接投資存量約占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2%；中國對美直接投資淨流入43億美元，直接投資存量為549億美元，中國對美直接投資存量約占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1%。如果美國不對中國投資加以限制，無論流量、存量還是占比規模都将更大。

第三，中美貿易投資對于美國經濟财政的直接間接支持必不可缺。

據美國政府和民間估計，截至2020年12月，中國持有1.4萬億美元的美國債券和7200億美元的美國股票。截至2021年11月，不計通過離岸金融中心購買證券，中國和中國香港地區分别持有1.08萬億美元和235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使中國成為僅次于日本的美國聯邦債券第二大外國持有國。而在此期間，美國投資者持有1.15萬億美元的中國股票和債券。

美國經濟高度依賴以中國為核心的國際供應鍊是當前階段經濟全球化韌性的基礎。

中國美國商會《2022年度中國商業環境調查報告》顯示，60%的會員企業表示，中國仍然是其全球前三大投資地之一，66%的會員企業計劃在2022年增加在華投資。

《2022年度美國企業在中國白皮書》披露，美國跨國公司息稅前利潤率已恢複到2018年水平，大部分商會會員企業的息稅前利潤率提高。提高的主要動力是業務增長，因此會員企業開始着眼長遠發展。超過一半的受訪企業預估其2021年的營收将同比上漲，預計2021年“利潤将非常豐厚”的企業占比上升至13%，為過去五年最高點。

2020年以來，美國在華CFC利潤增長幅度最大的是服務業企業，其中表示盈利的企業比例上升了13個百分點。中國美國商會會員企業仍信守深耕中國市場的承諾，其中83%的受訪企業表示，他們沒有考慮将生産或采購轉移到中國以外，這與2018年以來的數據高度一緻。

因此，拜登政府考慮取消部分特朗普政府對華加征關稅政策，實質上是有利于美國經濟和财政的，有助于緩解美國當前的經濟“滞脹”形勢，間接有利于民主黨選情。

來源：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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