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布床單

作者 | 陳永明

那天見周女士在店裡，懷抱一床土布床單坐在那手工縫合。這種土布床單我一見如故，甚是親切，與周女士聊起了土布床單的一些往事來。

周女士老家在洋縣，她手中的土布床單是當年她外婆送她的，一床土布床單要用四幅縫在一起。用了一段時間後，她将床單磨損快的中間兩幅與兩側的互換，拆了自己用手縫合起來。我與她說起原來我家也有兩床這種土布床單。

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我妻的一位洋縣親戚家的女主人，把她自己親手織的十床土布床單帶到佛坪來，讓我們幫忙給她賣掉。我家留了兩床，其餘八床家裡的家兄弟姊妹們一家買了一兩床。我還是小時候用過土布床單與土布做裡子的被子，已無多少記憶了，隻記得有一年的正月與我父親去給二舅家拜年，晚上我們蓋裡子是土布的被子，盡管年前才洗了，隻是這土布染成了黑色，與我平時蓋的白色裡子的被子反差太大，我不敢往身上蓋，這件事我一直有記得。

這次我們買來就先用了一床，剛用時略顯粗糙，用着用着我就越來越喜歡這種土布床單了，鋪在床上平平展展不起皺，冬天上床睡覺不冰身子，夏天再熱它吸汗不粘肉，成了冬暖夏涼的一“寶”了，竟然舍不得換成其他床單。用得時間長了，床單中間經常睡人的那兩塊就開始化爛了無法用了。我妻又取出另一床來用，也是别處聽人說，用一段時間，把中間兩幅換到兩邊去，即使這樣，用了兩年還是爛了，舍不得扔掉就在它上面再鋪一個床單，有固定上面床單的作用。我還想再買幾床土布床單，可那家織床單的親戚早已不在世了，也沒處去買這種土布床單。

周女士說她外婆當年是紡線織布的能手，自家棉花，收回來的棉花先軋花、彈花、搓揉成條，上紡車紡成線，中間還要經過多種工序環節才能上織布機一線一線織成一匹一匹布，漿冼上色制成這種土布床單，也叫粗布，因床單上有青色直條紋亦叫青布。想想這一複雜的過程實在是不容易，僅織布這—工序，一個床單得用多少個工日，當年我買時才十元錢一床，親戚家也是“養兒不算飯食錢”，沒日沒夜的紡線織布幾乎就不掙錢。

我問周女士學沒學過紡線織布？她說：“别說我不會，我媽都不會。”不過當年她是小女孩時到外婆家去玩，見外婆紡線，她堅持要學，這是個技術活，上手容易，要紡好沒有一段時間的練習是很難的。她外婆讓她甭弄了，還說她紡得那是“長蟲拉介肚（癞蛤蟆）——粗得粗細得細，那要不得。”我想起了抗成時期，延安的大生産運動，偉人、元帥、将軍、士兵用握槍捉筆的手都去學紡線織布的艱難困苦生活，真是難為他們了，紡出的線、織出的布，質量肯定好不到哪裡去。周女士她外婆的紡車、織布機她八十歲的老母親還一直保存着，時常擦洗的還有光澤。

我記起小時候我家也有紡車和織布機，不過我見到時放在我家閣樓上，長時間沒人用，煙熏火燎，上面一層煙灰。後來修新房拆房時，把它當柴火燒了。問起我母親：“那架織布機你用過嗎？你會紡線織布嗎？”她說：“那是你婆用過的，我到你們陳家來，已土改了，再沒織過布。不過我當姑娘時，娘家是大戶人家，種得有一大塊棉花，就你外婆和你兩個姨會織布，你二舅母是洋縣人布織得特别好。”

我又問：“我祖上和我外爺家舊社會都是大戶人家，怎麼她們都要去親手去織布呢？”我媽說：“那時的山區大戶人家隻是比一般人家，家大業大一點，家裡有一兩個長工，有些土地罷了，那時的條件與現在農村的一般人家都比不上。”

我媽還發了一通感慨：現在社會發展快的，家家條件都好。特别是把女人們都解放了，與過去相比太好耍了。那個時候農村的女人們辛苦得很，白天晚上有幹不完的活，還不說做飯洗衣服，單就加工糧食一項，推米推面，把人從早到晚忙得不可開交，哪天不是天不亮就起床，半夜了才睡覺，還不說紡線織布、縫衣做鞋了。

是啊，社會在進步，極大地解放了生産力，更是解放了廣大的婦女同胞。建國前，随着歐美織布機器傳入我國後，先大城市後鄉村，“洋布”細密、光潔，花色種類多，價又适中，逐漸普及，手工紡織的土布逐漸地退出了人們的生活。我們這兩代人，短短的三四十年時間，跨越了人類數千年的農耕時代，步入信息化時代，才有了更多的時間享受生活的美好，發展自己的興趣和愛好。

紡線織布作為一種非物質遺産文化，應該傳承和發揚光大。我認為，還應該有企業家，組織村民生産這種傳統工藝的手工土布床單。社會這麼大，一定還有很大一批像我這種喜歡土布床單的人。它的價值可據實核算，就是比普通“洋布”床單貴幾倍，隻要物有所值，還是應該有市場的，畢竟消費者是多元多層次的，把實用性、藝術性、民族性很好地結合起來，也是對社會的一大貢獻。

（文中老照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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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作家】陳永明，在報刊及網絡發表有散文作品等，出版有散文集《秦嶺有情》等四部，現居陝西佛坪縣。

摘選自：讀書村，版權屬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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