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評紅樓”系列評論】

作者：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中國紅樓夢學會副會長 詹丹

幾年前，曾有出版社統計發布了一個“死活讀不下去”排行榜，《紅樓夢》位列其中。而《紅樓夢》，又恰恰是高中語文統編教科書中，構成整本書閱讀要求的必修單元之一。因為有此要求，已經有不少教師、學者撰文出書，為《紅樓夢》整本書閱讀提供了各種指導和學習任務的設計。但是，如何激活學習興趣，讓中學生死活讀不下去的狀态變成死活要讀下去，成了大家繞不開的一個基本議題。

近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成了全國人民關注的重點。深圳有中學教師突發奇想，設計了一道有關《紅樓夢》的創意閱讀題，說是“假如賈寶玉參加某次家宴，吃了野味，患上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傳染了五個人，最有可能被傳染的五個人會是誰？請按傳染的先後順序列出這五個人，并說明理由”。此題一出，引得不少中學師生點贊，連有些國家級的出版單位公衆号也予以肯定和轉發。一時間，這似乎成了吸引學生閱讀《紅樓夢》的标杆題。

與此同時，北京、上海等地也有教師對這樣的教學設計深深質疑，對其本身缺乏學理依據以及帶來的娛樂至死傾向，提出了嚴厲批評。

老實說，雖然很早有人把這題傳給筆者，讓談看法，但筆者基本是以“瞎胡鬧”三個字來回複的。而網上看到的幾位教師對此題目的質疑，筆者也大緻認同，本沒有太多的新見可以貢獻。隻是因為這學期開設《紅樓夢》研究課程，班上讨論起這個問題，學生也做了相關作業，需要對此有所回應，筆者才認真思考了這個話題。

盡管别人的質疑也引起了一些反批評，認為教師結合時事熱點，基于學生排斥經典的學情，用創新的娛樂方式提高學生閱讀《紅樓夢》的興趣，無可厚非。但個人覺得，無論是創意題的設計者，還是對批評的反批評者，都把問題抽象了，也教條化了。

根據《語文教學與研究》雜志公衆号轉發的一篇帖子，教學者對自己的命題意圖解釋說，“懸念教學法能夠喚起學生的求知欲望，點燃學生的智慧火花，讓學生手舞足蹈（身體自由）、浮想聯翩（精神自由）、興趣盎然（生命自由）參與到教學過程中來。”而他這樣做，就是為了打破教學形式的程式化和教學文化的專制化，力圖跟學生建立起平等交流。

不過，這種借助娛樂方式與學生建立起的表面平等交流，恰恰是以對《紅樓夢》作者創作意圖的無視為代價的。而這種對作者的不平等，也或多或少會折射到師生關系上，有可能造成師生交流本質的不平等。且不說在新型冠狀病毒讓不少人喪失生命的情境中，蹭此熱點，出這樣的帶有娛樂傾向的興趣閱讀題，未必合适。

回到具體問題看，讓中學生死活讀不下去《紅樓夢》的症結，究竟在哪裡？

如果這是指讀不下去八十回後的内容，也許倒是說明了中學生的一種感覺。因為《紅樓夢》八十回後的文字，思想藝術遭遇了斷崖式的下跌，讀不下去的反應，屬于正常、正确。如果讀不下去指的是《紅樓夢》的前五回，那麼，這跟《紅樓夢》的特殊結構有關，這是許多讀者共同面臨的一道坎，清代評點家也曾有對《紅樓夢》開頭語言“令人太煩”的指責。教師設計些輔助性的興趣閱讀題，讓學生越過這道坎，也許是合理的。但如果讀不下去指的是小說主體部分，這就涉及《紅樓夢》創作的一個根本性話題。

從中國小說史發展曆程看，《紅樓夢》是把傳統小說傳奇的超邁性轉變為日常生活詩意性的集大成之作。所以，通常意義上的娛樂化、趣味性恰恰是作者要竭力抵制、予以颠覆的。不是遊戲式的娛樂活動，而是心靈的詩意滲透，才是《紅樓夢》閱讀活動的靈魂。從這一點說，采用娛樂的、遊戲的方式閱讀《西遊記》，甚至《三國演義》《水浒傳》也許合适，但對《紅樓夢》來說，這一閱讀設計本身，就不合理。因為它帶有反諷性，是遠離《紅樓夢》本質的。除非教師要在設計過程中，随着閱讀深入，解構自己的設計題，形成對《紅樓夢》本質的對比式理解。但看教師的實際設計，又不是這樣的。所以，如那位教師，以懸念式教學方法來設計各種興趣題，就不能把它當作屢試不爽的招數，無差别地用到不同的名著上。不然，就隻能出現如應用于《紅樓夢》的那種昏招。

判斷這樣的教學設計是高招還是昏招，既要看題目，也要看學生的答題實際。但從這兩者看，都是把學生導向遠離《紅樓夢》乃至文學本質的路徑去的。

學生自身的學情是具體的，對文學的理解、對《紅樓夢》内容的理解也是具體的。即使必修教材中，有關《紅樓夢》的第一項學習任務就是把握人物關系，但這樣的題目設計和學生的回答情況，證明了教師和學生都沒有也無法進入具體作品。

因為小說描寫本身的限制，無法從人物的免疫系統等原因來比較，隻從接觸頻率單一維度來考慮感染的可能性，結果，學生幾乎無例外地設定，最可能感染的第一人是日夜厮守在賈寶玉身邊的襲人，但如果是春節期間，襲人因母親去世後回家奔喪，返回後又熱孝在身，不便伺候寶玉的日子呢？這一陣不是賈府的晚宴特别多嗎？再要說襲人第一被感染，就不可能。退一步說，即使不從這一段特别的日子來考慮，把襲人視為最可能感染者為理所當然，但接下來要根據可能性大小依次排出後四人的次序來，更是不可能（有個别學生還把小說人物的體質問題加進來作為排序的依據，越發造成理解的混亂）。

這樣基于嚴格的量化統計結果，讨論的已經不是文學，而是數學關系，也不可能在作為文學作品的《紅樓夢》中，得到真實的、确切的反映。僅僅從怡紅院看，作品反映的是大丫鬟和小丫鬟兩個群體，在禮法制度制約下和賈寶玉不同的空間距離，人際交往的心理感受以及個别關系的微妙調整。換言之，反映人際關系質的差異性，而不表現可以量化的次序性，正是文學的特質所在。而面對這道所謂的創意興趣題，不同學生實際給出的答案千差萬别，不是證明了對文學的多元理解，而是他們在被教師引向一條數學化的、無解的路上，硬生生逼出了千百種經不起推敲的謬誤答案，完成了帶有搞笑意味的鬧劇。

總之，用娛樂興趣的方式來颠覆《紅樓夢》日常生活的詩意，用數學關系來替代對文學作品的理解，這是筆者不認同深圳教師這一教學設計的基本理由。而這位教師在談到名著閱讀時，認為首要問題是，“在教學内容上，太過淺表化、缺少厚度、缺少深度、缺少高度，不探究或少探究整本書的語言之美、文章之美、文學之美、文化之美、人生之美”。話說得一點沒錯，而要證明他這一觀點成立，最直接、最有力的論據，就是他自己設計的那套有關《紅樓夢》的創意閱讀題。（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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