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看似斑駁樸素的廟牆裡，隐藏着文物。此前，成都武侯祠博物館公布，在位于文物區中軸線上的武侯祠諸葛亮殿新發現8通清代碑刻，豐富、印證了武侯祠的人文曆史。昨日記者從武侯祠博物館獲悉，在此次發現的8通碑刻中，清人複寫的《前、後出師表》有了最新研究成果。該石刻兼顧了自然與人文的二重屬性。按照碑文布局和殘留刻痕分析，曾有1000餘字刻于其上。

這通《前、後出師表》碑嵌于武侯祠諸葛亮殿北面牆壁之中，緊臨諸葛亮塑像，由7方大小相近、取材本地紅砂石的碑石組成，通長約309厘米，寬約38厘米。雖有部分漫漶和缺失，研究人員還是根據其能夠識别的文字和道光九年（1829）成書的《昭烈忠武陵廟志》相關記載确定了碑文内容。

見證乾隆朝狀元書寫人生之路

有言道：“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這通《前、後出師表》碑的撰寫者石韫玉便是當時一位文才善書的著名學者。石氏出生于江南名城吳縣，有清一代，這裡走出了7名狀元，石韫玉便是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萬壽恩科”中一舉奪魁。在狀元身份的加持下，他曆任翰林院修撰、典福建鄉試、四川重慶府知府、山東按察使，并頗有建樹。

四川任上，石韫玉曾前來武侯祠拜谒，景仰宗臣，慨然慕思，當即産生了再書《出師表》并勒石镌藏的心意。正當他準備付諸行動之時，一紙調令讓其願望隻能暫時擱置，而這一來，便是近15年。

再書《前、後出師表》時，石韫玉早已去職隐退，日常律身清謹，工于詩文，編修史籍，藏書數萬冊，自号“獨學老人”。同時主講蘇杭各大書院二十餘年，勉勵後學經世緻用，效社稷之勞。重書《出師表》，既是對一代名相諸葛亮的推崇，更是他入世出世之間家國情懷的真實表達。

傳世孤本的深層隐情

嘉慶二十四年（1819），石韫玉的學生聶銑敏入川為官，督四川學政。石韫玉聽聞後欣喜不已，不僅寄來了書信予以祝賀，還将手書的《前、後出師表》一同送達，希望得以刊刻于武侯祠。聶銑敏一刻未怠慢，親自找尋石材工匠，于道光元年（1821）秋完成了镌藏典禮。

聶銑敏早年求學之時，兼習書法，石韫玉教導他書寫之法與士子之心應相得益彰，互為成就。言傳身教下，聶銑敏自然感念敬佩諸葛亮正直忠義、鞠躬盡瘁的精神，在拜谒勉縣武侯墓和成都武侯祠時，便也有重新抄錄《出師表》的想法。适逢老師來信，他便将石氏的手迹另摹刻一碑于定軍山。可惜的是，這一塊碑今天已無法找到，武侯祠所見石韫玉《前、後出師表》碑成為了彌足珍貴的孤品。

據《昭烈忠武陵廟志》記載，成都武侯祠諸葛亮殿的北面牆壁曾刊有曆代碑刻24通。因處于正殿正位，衆多政商名流、鴻學大儒以能将自己的作品镌藏其上為一生榮幸，成一時“國潮國風”。然200年來，武侯祠的諸多碑刻還經曆了破壞、整理、修繕的複雜傳承過程，如今一些記載中的碑刻已不見蹤迹。惟石韫玉的《前、後出師表》碑刊刻在牆面最顯著的位置，并被後人藏于牆體之中而得以保存流傳。

藝術與品味的共同選擇

石韫玉是當時廣有盛名的書法家，尤重楷書。他認為楷書之精要在于“秀勁平勻”，從《前、後出師表》碑留下的字迹中能夠看出其結構謹嚴，腕力遒勁。聶銑敏少時受老師悉心指導，更是評價此書“銀鈎鐵畫、色正芒寒”，與元代著名書法家鮮于樞之同表相比，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江山倍開勝境，金石更覽上流。石氏以“煌然與斯文同光”之鄭重心意，将風雲際會、羽檄争馳時代下諸葛亮運籌帷幄、善謀圖強、一心興複的人生境遇融彙在翰墨之間。

啟功先生曾說：“學書别有觀碑法，透過刀鋒看筆鋒。”極緻工藝下的镌刻之美，是書法之外上乘碑刻保真顯意的另一靈魂。由于造作制度和人文理念的變化，明清時期的碑刻已少見刻工留名，現無法得知這通《前、後出師表》碑出自何人之手。但觀其細緻，仍可見其轉折時形體勻整，峻弛合度；延展處順意遊龍，不失勁鋒。切挖、沖剔等手法娴熟融合，配以摹取或雙鈎填充技術，最大程度展現原作的韻味。用老刻工們的俗話講，即心到手到，表裡如一。

作為藏書家的石韫玉，遍覽古籍，著述等身，對古往今來的傳世作品要求頗高，而獨奉《出師表》為妙中之妙，氣韻不凡。同樣的題材，在成都武侯祠内還有嘉慶十七年（1812）江左名流王之楫、光緒二十六年（1900）時任成都知府劉心原以及現代重刻相傳為抗金名将嶽飛所書的三通碑刻，《出師表》成為他們表述心迹的共同選擇。

“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這篇千古名作，早已融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仁義禮智信”的精髓，為武侯祠和三國文化增添着更隽永厚重的曆史色彩。

記者王嘉

來源： 錦觀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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