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我在《T》中文版發表的大部分文章，均與亞文化有關，雖然是從不同位面進行探讨（點擊文末标題可進行閱讀），但核心矛盾實際上可以歸結為「亞文化」的反抗性和資本文化機器收編的長期亞穩态矛盾。亞文化無疑是反抗性的。Stuart Hall 将這種共同身份建構視作一種對于現實政治的想象性解決方案，或者說擴張了主流政治文化機器的一個次生場域，集中着被主流文化母體代表性缺失的社群，而亞文化的儀式性建構本質也是一種宣稱文化社群主權和邊界的過渡語境。不過， Hall 基于戰後英國青年亞文化的研究，在目前會有一些明顯的不足之處，在我看來，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作為集體協商空間的亞文化社群。亞文化不僅僅局限于内部中間知識的産出和認知建構，亞文化作為文化産出場域，具備形成自己的公共議程和話語空間的能力。這使得亞文化的文化生産，不僅僅局限于如 Henry Jenkins《文本盜獵者》中作為主文本二次創作的次文本存在，而是作為文化生産主體在沖擊和擴展作為公共預警的社會觀念，包括對性少數的關注和女性欲求多樣性的表達等。同時，這種文化生産構成了常态化的公共議程，成為話語秩序建構的參與主體之一，而且這種公共寫作本身就構成社會協商機制的一部分。

二是賽博空間的特殊性。在 Donna Jeanne Haraway 等人的時代，賽博空間或者說互聯網本身就被賦予了很多去中心化生産的希望，這對于女權主義當時的主體性建構議題是頗有前瞻性的。互聯網由于傳播的聚合-離散模型非常迅速，以及互聯網平台因技術（暗網）或者跨國部署，很難在一個地區性治理中被協調和同化。這使得，賽博空間的傳播、文化生産以及話語建構變得不可捉摸，語料也會随着議程的變化和社群受衆産生語義映射嬗變。但是，随着網絡亞文化興起，社群協同性導緻了新的公共審議空間誕生，相比于前亞文化時代自媒體對個體化内容閱讀的定制，亞文化社群是多重傳播節點和話語生産者的聚合性體系，讀者的參與式創作使得讀者/作者的區分不再明顯。結果是，這種話語空間從主流議程擠開了一個新的公共空間，它的跨平台性和社群主體使它不再局限于消費媒介和平台資本家的網格中，亞文化群體置入的常規議程帶有公共政治屬性，以及對主流文化機器的反向話語輸出，最後形成了松散但行動主體一緻的公共參與主體。

三是後亞文化特征，在 Ihab Hassan 的分析中，很大程度分析了後亞文化碎片化和場景化的特征。碎片化這個概念比較繁複，至少包括兩點：第一是亞文化間的碎片化，亞文化的文化中間派無論是話語體系還是信息交互模式已經具備相應門檻，且已經出現亞文化中某一部分文化中間品的類型化。那麼你可能消費或者參與了多個亞文化體系不同的模本類型和不同的身份認同，而由于擁有跨亞文化背景的聚合式群體出現，跨亞文化間就不再是群際沖突，而是群際處于亞穩态。第二是亞文化社群内的碎片化，由于興趣共同體、消費階級等不同，内部亞文化生産分離出不同種屬的子類型，甚至子類型之間的交叉類型。

關于場景化，場景化是議程與話語空間建構延展的現象學說法。簡而言之，媒介制造的場景結構如圖拟像一般産生了身體的新生存空間，而這個空間是亞文化的文化特征所建構的， 同時也處于流動和重構之中。

四是跨文化語境的議題和廣義政治行動。當代社會建立在主權機器的基于核威懾帶來的軍事克制，後雅爾塔體系衍生的多邊協商機制，經濟全球化以及 Peter J. Katzenstein 提出的多孔化政治之上，同時互聯網也通過社群媒介的全球化，帶來了新的跨文化共同話語空間，統攝了全球常态的公共議題和各種亞文化的嵌套。而這之中，跨文化話語空間中的價值判斷性話語，會形成集體性策略和符号性行動，這種話語輸出本身就形成所謂新的國際社會概念，以及跨文化公共行動和脫離本土性的文化認同。中産階級主導的布爾喬亞文化在話語空間中重構了以世界城市現實節點、跨文化社群和平台為文化系統支撐的地理性想象，這種地理性想象帶來了新秩序的話語-策略-文化符号性認同-行動這一鍊條，甚至行動不局限于事件誘發的激進行動，還包括話語本身的制造和裝置化。綜上所述，AO3 網站本身符合以上提到的四類特點。不僅重構了公共觀念，得到了諸如雨果獎等主流文化機器的承認，同時作為母語中文寫作的非本土性場景和話語空間，成為了跨文化公共場域的重要節點，平台的聚合性和弱中心化聚集了多種亞文化的碎片化類型生産，同時這種共同體意識也形成了新的協商機制和公共文化建構參與方式，耽美類型的公共寫作和對于議題的擴散形成一種跨文化行動。

而後賽博空間的集體協商空間在很多事件的退卻和亞文化圈自身分裂産生的沖突，可能又要提到我之前一直在探讨的一個話題，那就是「收編與再機構化」。亞文化群體的自分裂本身是後亞文化碎片化時代帶來的很正常現象，不同子社群之間形成新的興趣共同體。隻是亞文化實際上一直面臨着外部沖突，首先是收編，這産生了消費産業和文化機器将亞文化生産的文本，文化中間品包括類似于圈子梗一樣的中間知識，介入到消費文化生産和再生産的工業體系中。原本網文圈的文本經過所謂主流文化的适配和修改後，以符合文化生産和受衆市場擴展為導向的面貌進行重新呈現。這種收編一定程度擴大了亞文化的外部，使得内向化的社群認同開始向外，對于部分社會身份和自我身份脫節的受衆來說，有一種「被承認」的社會歸屬感。但同時，當文本脫離原有話語空間之後，文化工業的編碼模式會對文本本身進行碎片化和接受者篩選，新的脫離亞文化語境但符合消費文化工業的受衆圈層就會出現。而這一個受衆圈層離資本更近，不僅資本本身會對新圈層提供定制化投喂，還有實際的經營性投資和話語引導。那麼這個圈層必然與原亞文化圈層形成長期的矛盾。而由于新圈層由主流文化中産生，他的價值認同來自于資本文化生産模式對受衆主體的建構。對于這個圈層來說，耽美文化誕生的東西最後去耽美化，甚至去亞文化才是他們想要享有的東西。那麼借助資本對于輿論的話語強勢以及自身圈層組織能力的中心化或主體化，在特定事件的引導下對于原亞文化生态進行攻擊就是固有矛盾的行動化。

另一個是再機構化，結合上述四點，後亞文化的流動性和世界性處于似乎不可治理的範疇内，那麼對于社會同化機制來說，整個機制多處抓手都希望将亞文化納入到有限的現有話語空間中，作為一個被整體化的子類，也就是再機構化。這也是為什麼主流圈層的幹涉總是能夠找到各種抓手的原因。但是這種劣化的公共語境會導緻一些明顯的負面，第一是亞文化或其他非主流社群的集體無産階階化，或者說話語制造和文化生産被資本等網格化過度約束，慢慢就會出現公共話語權和代表性的丢失以及内部社群聚集的疲态。其次是公共寫作的劣化，亞文化哪怕是中立的文化生産，其受到的幹涉不僅來自于外部承認的缺失，還來自于收編化圈層矛盾引發的外部介入，那麼公共寫作就無法再度作為社群主體對接公共領域，而且還會導緻公共寫作受限而步入衰退。

撰文：羅羽

編輯：張權

圖片來自網絡

編排：Boxuan Wang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