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都表明，香港的行政長官可以“選舉”産生，也可以“協商”産生，由中央任命。而多年來，中央一再強調任命是實質性的，不是走過場、擺樣子。中央這樣強調，是為了把好關。要把好關就不能坐等“結果”，被動行事，要是這樣，“關”是把不好的。
因此，中央一定要在行政長官産生之前就主動做事，指導行政長官的産生。不管是“選舉”還是“協商”，中央的指導和掌控都是必不可少的，這才能保證中央對行政長官的實質性任命。反對派一直反對這樣做，因為他們不懂“一國兩制”是中國單一制體制下的“一國兩制”。香港特區的行政長官、“港人治港”的行政長官，在本質上和中國内地所有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沒什麼不同，這是“一國兩制”的紅線，不可觸碰。
可以“走盞”的是産生方式，或“選舉”，或“協商”。當年中央認為“選舉”方法比較有利于香港的繁榮穩定，有利于“一國兩制”的落實，有利于“順應香港民意”，故選擇了“選舉”方法，但要循序漸進，一是不斷擴大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和“普選代表”；二是在選委會“篩選”下選出數位行政長官候選人，交一人一票“定奪”。
毫無疑問，這樣選舉行政長官比“協商”要“麻煩”。然而，中央還是迎難而上，充分信任“港人治港”可以最終普選産生特首。但中央失望了，反對派要“民主拒共”，要“隔絕中港”，要最終廢掉“一國兩制”，要把香港弄成“完全自治”，要把行政長官弄成和中央、和“一國”毫無關系的“隻向港人負責的代表”。在此過程中，美英勢力不斷插手香港選舉事務，大力扶持反對派參加選舉，試圖通過普選在反對派中培植他們的代理人。為此，選舉之事——無論是選立法會議員還是行政長官，都成了亂源，成了他們逢中必反的舞台，成了策劃暴亂的工具。很顯然，選舉之路已經走不下去，而“協商”可從“備胎”成為正辦也。
本文原載于香港《東方日報》，原标題：《協商可從備胎成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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