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從一次引産開始講起，齊麗霞飾演的是被采訪的小玉。

采訪者：你一共懷孕有——5次？

齊麗霞：嗯。

采訪者：就老大、老二要了？

齊麗霞：嗯。

采訪者：後面幾個都做的流産？

齊麗霞：是引産。

采訪者：引産？

齊麗霞：嗯。

采訪者：那實際上都幾個月了？

齊麗霞：都四五個月了，孩子都長全了。

46歲的齊麗霞是“木蘭花開”公益機構的負責人，自2010年開始，她創辦“木蘭花開”，關注在北京的外來務工女性，以集體創作形式促進群體發聲。《生育紀事》便是她與女工和中央戲劇學院趙志勇教授共同推進的産物，劇中演員均是來自北京東沙各莊附近的外來女工。劇本講述的是一位在北京務工的70後女性“小玉”的生育故事，取材于“小玉”的真實經曆——她經曆了兩次生産，三次引産。

“生于70年代的女性無法避開生育，除非是不能生，底層女性更不用說，人工流産，在家生産，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非常多。”在齊麗霞看來，社會慣性的男“授”女“生”，生孩子是女人天職的思維，讓衆多生育後的女性深陷“惶恐“、”茫然”及“羞于啟齒”中，而這種生理及心理的雙重疼痛是一直被忽視的。

舞台上，引産手術正在進行中，小玉因劇烈疼痛掙紮。

引産之痛

舞台上，寒冷的冬天裡，手術室沒有暖氣，李蘭飾演的中年小玉躺在冰冷的病床上，大夫在為她做引産手術，白色的幕布背後，醫生用鉗子從李蘭的身體裡夾出肉塊，李蘭掙紮着。加了舞台效果的引産現場，讓人感到身體有些顫栗，從手術台上下來，李蘭的額頭已經微微出汗。雖是表演，李蘭還是有痛感，那是記憶被打通的瞬間。

真實生活中的李蘭，最近一次引産是在三年前。“發現月經一個多月沒來，去查，已經懷孕50多天，之前一直想着，身體有環，應該不會懷孕。”問及為什麼不留下孩子，李蘭說，主要還是考慮到經濟條件問題，家裡已經有兩個孩子，再來一個，無法保證給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來了也是受苦，在李蘭的理解裡，舍棄是出于愛，這是自己無法解決的難處。

李蘭的丈夫1993年來北京闖蕩，做過多種工作，目前主要是帶着工人承包一些大型廠房的消防噴淋。他們的家庭一直維持着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在北京的十多年時間裡，兩個孩子先後長大，女兒已經回到河北衡水念高二，兒子讀小學6年級。

5月11日晚，李蘭的丈夫帶着12歲的兒子來看老婆的演出，這是他第一次看到舞台上的老婆，在一群青年男女觀衆之間，他顯得有些不自然。

在李蘭丈夫的理解裡，生育是女人的天職，因為要為家庭提供經濟收入，在李蘭生老大和老二時，他都隻回家陪伴了一周，剩餘時間都是自己的父母在幫助照顧，老婆也很少向自己訴說。

選擇引産是夫妻二人共同的決定，流産後的隐痛卻是李蘭一個人在承擔。“月經期幾乎沒有經血，卻有着經期的症狀，下腹脹，腰酸痛，情緒低落……”即使一直在吃中藥調理，但刮宮手術造成的不可逆傷害一直伴随着。

每次表演，當李蘭從引産的手術台上爬起來，她都會顫抖，一方面是因為用胳膊支撐着爬起來需要力氣，更多的是讓她想到了曾經失去的孩子。

排練室，中年小玉在手術台上等待引産。

上環，是女工對抗懷孕的方式

即使不生育，為了避免懷孕，一直以來，這些女工的身體也一直在承受着時不時襲來的疼痛。

前段時間，故事原型小玉與齊麗霞碰面，小玉告訴齊麗霞，她去醫院取掉了身體裡的舊環，上了新環。上環，是這些女工們對抗懷孕的主要方式。齊麗霞說，“‘姐妹們’很難要求，一方面是她們開不了口，一方面是男性很難主動避孕，他們不習慣。”小玉向齊麗霞形容取環時的痛：像針尖刺在皮膚上。一想起要經受這種痛，齊麗霞就放棄了要去取環的想法。20年前生了女兒之後，她主動去上環做了節育，環已經與齊麗霞的血肉凝結在一起，對她來說，環長在身體裡的疼痛與取環時的疼痛相比，可以忽略不計。“這種痛，隻有自己知曉，一直存在。”

但，環并不是都有作用，在生了老二之後，李蘭就是在身體有環的情況下，依舊懷孕兩次，最終均選擇了流産。為了不再懷孕，流産後，李蘭依舊去選擇了上環，即使當下的年紀，她已經不太再有可能懷孕，但前兩次懷孕的經曆依舊讓她感到恐懼。

關于生育，男人們了解甚少，都是女人自己與自己作戰。與她們交談的過程中，你其實會發現，她們并沒有去責怪男性，她們認為一時無法改變男性的行為，所以女性要先付出，先改變。在她們年輕的時候，她們的生活都困于現實的生存，要通過工作在大城市立足，她們無暇顧及，生孩子隻是組建家庭後必經的一環，不是什麼重大的事情。

大多數女工，并未意識到生活有時候需要反抗，她們隻是平靜地去迎接苦難。如同舞台上剛做完引産的李蘭，她隻能選擇将身體蜷縮起來，平靜地低聲地啜泣。導演趙志勇說：“劇中的主人公在她們整個的生育過程中，其實是沒有選擇的，因為生活條件太艱苦，很多事情都隻能默默承受。”

在舞台上，小玉的兩個孩子都是在家裡生的，第一個孩子由鄉村郎中接生，生第二個孩子造成了外陰撕裂，隻能用高錳酸鉀消毒緩解疼痛。

男人們在劇裡幾乎是“消失”的，唯二的兩位男性演員，一位飾演年輕鄉村郎中的江楓，一位是飾演年輕時的小玉的公公的老張，兩人也都來自東沙各莊社區。69歲的老張說，自己已經去世十年的妻子，在生孩子的時候就遭遇過外陰撕裂，演完這部劇，他感到自己當初做得很不夠。

但這并不意味着有什麼特别的，李蘭的丈夫來看她的演出了，這也不是什麼意外的事，隻是因為他剛好這天有空。趙志勇說，男人是否缺位，實際上跟具體的人有關系，夫妻感情比較好，丈夫對妻子關心體諒就較多，排練或演出的時候會過來看，甚至沒什麼事的時候過來幫忙。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些女工的丈夫們，大多是跑運輸或做工程的，工作非常忙，“忙一整天，好不容易休息了，你讓他要來看這個演出，他們本來也沒有這種習慣。妻子有演出，丈夫一定要陪着看，這可能是我們城市裡中産階級式的理解，你們唱唱跳跳的，你高興，你愛玩兒，你就去呗，反正我就在家，一個人呆着也行啊。”《生育紀事》的初衷并不是批判男性的缺位，而是呼籲人們關注女性生育之艱難。

排練間隙，一名女工的丈夫帶着孩子在排練室外的路上玩耍。

成為母親需要長時間的心理建設

真實生活中的飾演年輕小玉的演員徐慧是一位85年的年輕媽媽，女兒已經5歲，舞台上的“痛”，她無法感同身受，她隻能盡力按照導演的要求去表演。在她看來，更年輕一代的女性有了更多的生育自主權。“我是不會再生了。”相比70後一代的女性，徐慧們的生育疼痛更多來自心理和情緒。

段玉是謝幕之前的吉他彈唱演員，随着《不完美的媽媽》歌聲漸漸弱下去，劇也走向了終結。這首歌的歌詞核心隻有兩句：不要期望太多，不要犧牲也不要偉大。

段玉與徐慧同齡，正式演出上午她帶着女兒從天津薊縣坐火車來北京。段玉也有過在北京務工十多年的經曆，去年，她離開北京回到丈夫的老家帶孩子上學。她愛好唱歌，和另外三位姐妹組成了一支女性民謠樂隊九野樂隊，倡導性别平等和兒童權利，在公益機構有表演需求的時候，段玉會回北京協助。

生女兒時，段玉打了無痛針，“疼痛是延遲的，生的時候感覺不明顯，但藥效過了，痛感會一點點上來，骨頭像要散架一樣。”懷孕雖然是計劃中的，但成為母親卻需要長時間的心理建設。段玉成長在一個離異家庭，由爺爺奶奶帶大，十八歲便離開東北來北京，數次離開又返回北京。“我并不是一個天然愛小孩的人”，段玉說，她與女兒的感情是在養育她的過程中才逐漸建立起來。

生産之後，段玉曾陷入長時間的産後抑郁，“覺得一切都是灰色的，總是無緣無故流眼淚”。當時，段玉跟随丈夫在浙江一處養馬場生活，“坐月子”期間，媽媽在身邊，“但這種情緒你又不能給媽媽說，她本身照顧我就已經很辛苦”，丈夫回來後，常常是躺在沙發上休息，壓抑的情緒經常想爆發又憋回去。女性朋友來看她都感到納悶兒，這裡有山有水，還有馬、雞牛羊，一幅田園牧歌場景，你怎麼還不開心呢？段玉無法向女性朋友解釋這種不開心，覺得自己陷入越來越深的泥潭。

女兒兩個月大，段玉就帶着她坐火車離開了丈夫工作的養馬場回了遼甯老家，在老家，有親戚，還有同學朋友，生活漸漸從陰霾中走出來。段玉後來分析自己當初陷入産後抑郁的原因，她解釋，最根本的是自己切斷了與外界的“關系”，在浙江自己沒有圈子，隻能依靠丈夫和媽媽，但親密的人有時并不理解自己。她經常告誡尚未生育的姐妹們，如若将來生孩子，一定要呆在自己熟悉的生活圈子裡，不要隻依靠丈夫。

段玉與丈夫一個月才能見一次面，這并未影響到她的生活，她一直喜歡相對“自由”的狀态。她說，《不完美的媽媽》就是要告訴姐妹們，女人在做母親之後，更要做自己，不是每一個母親都必須忍受疼痛。

一名女工在正式演出開始前，協助布置生育展覽。

生育主題展覽上的老物件。

難解的困境

齊麗霞被姐妹們形容為一個強大的女人，2009年，她帶着9歲的女兒來北京，女兒讀大學後，北京的家中一直都隻有她一個人。

木蘭花開公益機構所在的東沙各莊，是一片類似于普通北方縣城的區域，三四層高的樓房鱗次栉比，租房者主要是一些來北京務工的建築工人、家政工……随口一問，他們基本都來自河北、河南、山東……這與木蘭花開公益機構裡的女工籍貫重合，她們大多也是來自這三個地方。

“木蘭花開”面臨困境，資金不足，人員流動也比較大，宣傳困難，常被當成搞傳銷的。她的生活一直在面對流動，這種流動就如同屋外街道上的店鋪招牌，隔幾天不見，就會有招牌變了樣。東沙各莊的外來務工人員有上萬人，能夠參與到齊麗霞公益機構的女工并不多，一方面大家不知道這樣一個機構存在，另一方面，作為一個草根公益機構，也沒有資源去做宣傳。更重要的原因是女工們沒有足夠的條件，工作太忙了，生孩子了，回老家了，女工們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流失。相對于城市裡有固定工作和節假日的女性，外來女工可選擇餘地很小。

近幾年，公益機構的活動空間越搬越小，要找到女工們平時的活動室有些難，它隐藏在馬路的拐角，一扇已經生鏽的鐵門，門前一棵枝葉茂盛的桑樹，牆上一副指示牌，顯示了它的所在地，五間房，每年租金七八萬元。齊麗霞在東沙各莊已經呆了七年多，周圍熟悉了，即使空間小，她也舍不得搬。

常有人問齊麗霞，如果木蘭花開公益機構不存在了怎麼辦。她說，她已經能接受這個結局，任何事物都有消亡的一天。她已經不在乎自己頭頂已經白了一半的頭發，對生活近乎沒有過多的欲求，活得強悍又簡單。

公益機構空間不夠，每次排練，齊麗霞都要自己去尋找場地。5月9日下午，為了找一個适合演員排練的場地，在姐妹的建議下，齊麗霞打通了一處離工作室不遠的閑置超市留在玻璃門上的電話，對方要價500元，她砍價到300元，搞定了第二天的場地問題。

從九十年代在深圳做生産線工人開始，齊麗霞就一直關注女性權益，公益這條路也讓她擁有了比其他女工更開闊的人生觀。她可以很坦然地跟女兒談論性别平權話題，支持女兒去國外讀書，選擇喜歡的路去走，對待生死也很樂觀，她希望能夠無病痛地走，最好是在走後消融于大海裡。

劇中的“小玉”們，除了徐慧，剩餘5個演小玉的女工在現實生活中都已經40歲左右，她們當下糾結的仍是現實生活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将要面對的養老難題。

原型小玉隐身在舞台背後，她與齊麗霞同齡，從四川山區來北京打工十多年，跟舞台上的“小玉”們互稱姐妹。對原型小玉而言，這種“痛”，并沒有随着時間的流逝而消失，當舞台上演着自己的真實故事，依舊會讓她感到痛苦。她沒有在排練現場和後台出現，選擇了隐身，拒絕了媒體的探訪。小玉還生活在東沙各莊附近，她現在最煩心的事是兩個兒子的婚事。老大28歲，老二小三歲，兩人都沒有女朋友，這愁壞了小玉。

《生育紀事》的結尾，導演趙志勇借演員的口将小玉當前的困境表達了出來：我家兩個兒子，我跟我老公隻能當牛做馬累到死！

在舞台上，這一切的困境，最終并沒有可以解決的答案。生育之後，将孩子養大，她們該去往何處，并不确定。

在劇中，“小玉”告訴姐妹們，老了幹不動了，她想回到鄉下，将老屋修繕，在房子周圍種些菜，養些雞和豬，供應給在城市打工的兒子們。

但恍惚間，“小玉”又想起，如若将來兒子們結了婚，她得幫忙帶孫子孫女……這麼一想，回鄉的願望就更遙不可及。

（為保護受訪者隐私，文中除齊麗霞和趙志勇外，其餘名字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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