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千禧之年，也是華語樂壇的大爆發之年。

那是一個百花齊放的時代，後來的歌壇一哥一姐，從那一年開始嶄露頭角。

後來支配一個時代的音樂人物，也從那一年開始破土。

2010年，為了表彰，更為了紀念華語樂壇的黃金十年，

《音樂風雲榜》舉辦十年最具影響力音樂人物評選。

評選分港台與内地組，港台方面的最終人選涵蓋王菲、周傑倫、陳奕迅等知名歌手；

内地方面也毫不遜色，孫楠、那英、汪峰、許巍等都榜上有名。

但值得注意的是，内地榜單上隻有九人，并特意注明空缺一人。

事實上，當年的空缺一人并不是無人可上。

刀郎作為那個時代内地最火的歌手之一，歌曲傳唱度極高，銷量讓其他歌手望塵莫及。

有了以上資質，刀郎自然是十大歌手的大熱人選。

就算真的當選，也算實至名歸，不會令歌迷質疑。

但刀郎不僅沒上榜，甚至還引來内地歌壇的“一片炮轟”。

一直低調行事的刀郎，為何會面對“天怒人怨”的局面？

又為何會令多位“大腕”集體圍攻？

内地樂壇“衆矢之的”

當年，《音樂風雲榜》“十年最具影響力音樂人物”評選的評委會主席是那英。

以那英的眼光來審視，刀郎壓根不具備參評“十年影響力歌手”的資格。

同為内地音樂領域的知名人物，刀郎與那英未合作過，沒有過交集，更談不上有過節。

但作為前輩的那英卻站出來公然批評後輩。

她說刀郎的作品沒有審美性，雖然銷量高，但評價作品不能隻看銷量。

甚至言辭激烈、連珠炮似的炮轟：“聽刀郎的都是什麼人？”

“除了唱片銷量外，他沒有一點可以拿出來放在這個十年影響力歌手裡的資格。”

“我作為主席，我堅決反對刀郎作為讨論對象。”

上述評價用詞不算十分尖刻，但情緒卻頗為激烈。

從受衆、審美，甚至從音樂性本身否定了刀郎的音樂成就。

并且還順帶質疑了刀郎受衆的品味。

歌壇“大姐大”帶頭，自然呼應者衆。

在她之後，不少當時歌壇上響當當的人物紛紛站了出來。

先是楊坤，他直言：“其實刀郎的音樂很一般。”

“而且我覺得他酒吧氣息過重，很多地方唱得過于矯情。”

就連刀郎最受贊賞的樸實都被楊坤否定。

他說：“刀郎聽似樸實的歌聲中也有很多修飾的成分。”

而内地歌壇搖滾歌手的代表汪峰也對刀郎極為抵觸。

他認為從構成歌曲的兩個主幹——音樂、歌詞來分析，刀郎非常一般。

分析刀郎大火的原因，他認為是大家聽了太多過于精緻的歌，

一聽比較粗犷的就會覺得新鮮。

同時，他還特意強調，這不是批評，是事實。

憑着一首《星光燦爛》，在上世紀90年代火遍半片天的羅中旭也對刀郎“不感冒”。

他說刀郎的嗓音條件好，選曲讨巧，恰好符合一部分人的審美，所以被捧紅了。

而對于這種“捧紅”，他認為是以訛傳訛，而且有運氣的成分。

表面上，各位歌手批評刀郎都有各自的理由，似乎也都有着一定的道理。

但就是這位讓他們“看不慣”的草根歌手，其銷量卻遠遠将他們甩在身後。

這或許才是他們的痛點。

就像那英所說，提到銷量，他們“隻能閉嘴”。

1998年，那英最為有名的專輯《征服》發行，在内地創下了60萬張的銷量。

這張專輯也成為當年國語專輯的“銷量王”，把當時諸多“天王天後”甩在身後。

但這樣耀眼的成績，在刀郎面前卻顯得微不足道。

2004年，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場雪》橫空出世，一時間火遍中國的大街小巷。

這張沒有經過任何宣傳推廣的專輯，僅正版銷量便達到260餘萬張。

而盜版銷量則更為驚人，突破千萬張。

這一銷量，令其他内地歌手望塵莫及。

所以，以那英為代表的一衆歌手，一邊痛斥，一邊又在銷量面前低頭。

而這也讓人不禁好奇刀郎到底有怎樣的魔力？

為何能憑借一己之力擾動許多人的神經。

而如今，他又在哪裡？

刀郎其人

一直唱着西域情歌的刀郎其實是地道的四川人。

而且他本名也不是刀郎，他的父親姓羅，母親姓林，于是他便有了羅林的本名。

刀郎父母都在文工團工作，母親是舞蹈演員，父親是舞美燈光師。

天生喜歡音樂，加上家庭環境的熏陶，刀郎自小就對音樂很感興趣。

但父母認為他的性格不适合從事文藝工作，因此，并不是十分支持他。

不過刀郎的一位表哥懂音樂、會作曲，在相處中，看出了刀郎的音樂天賦。

在他的極力說服下，刀郎父母花300元給他買了一架電子琴。

這把琴像一把鑰匙，徹底打開了他的音樂世界。

如果人生就此平順，那也許世上再無刀郎。

但命運就是喜歡作弄人，一場意外改變了他整個家庭的生活。

刀郎家中兩子，他上面還有一個年長5歲的哥哥。

由于父母忙于工作，哥哥有時便承擔起照顧他的任務。

年齡相差不太多，又都是青春期，相處起來難免“火星撞地球”。

在與哥哥的打鬧争吵中，刀郎長到了15歲。

這一年，哥哥戀愛了，而刀郎則從其他朋友那裡聽來了哥哥女朋友之前的情史。

叛逆期的刀郎，跑到哥哥面前喊起了“綠帽子”。

他還不知這三個字的分量，但已成年的哥哥卻受不了這樣的侮辱。

盛怒之下，哥哥與家裡大吵一架，然後憤然離家出走。

而他們相互之間并不知道，這一走竟是永别。

再有音訊，便是哥哥遭遇車禍已經去世。

一瞬間天人永隔，父母受不了這樣的打擊。

母親總是念叨，你哥哥走時沒帶鑰匙，你可千萬别關門。

而刀郎也被自責與悔恨深深地折磨，他越來越想逃離這個充滿不堪回憶的地方。

19歲時，他離開了家鄉，先後輾轉重慶、西藏、西安、海南，

以鍵盤手的身份組建過兩支樂隊。

雖然酒吧駐唱的收入比較可觀，但這個時候的刀郎活得有點兒擰巴。

他總覺得自己熱愛音樂，那就不應該把音樂作為讨生活的工具。

他想打工，然後用打工的錢來養活音樂。

面試時，老闆問他現在月收入多少，他說一兩萬。

對方詫異，那你放着這麼高的收入不要，為什麼來找這種月薪一千多的工作。

當他抛出自己要打工支撐理想時，對方一副看傻子的表情。

在這種擰巴的狀态中，他遇到了後來的妻子，她是一位新疆姑娘，名叫小朱。

1995年，刀郎随小朱來到新疆。

這是一個全新的世界，而且有着豐富的民族音樂資源。

刀郎如饑似渴地吸收、學習，音樂創作開始轉向另一個方向。

他四處采風，南疆北疆到處跑，每到一處都會仔細地記錄。

但這樣遊走了一段時間，他突然發現自己不過是在重複前人的工作，

他所做的别人早已做過，此時，他結識了木卡姆研究所的所長周吉。

在他的指點下，刀郎不再四處奔波，而是停留與深入。

他徹底地融入當地牧民的生活，随他們轉場、看他們放牧、聽他們唱歌。

有了足夠的積累與沉澱，刀郎創作了許多帶有新疆民族特色的歌曲。

2001年，他以刀郎的“藝名”發行了第一張個人專輯。

盡管信心滿滿，但銷量慘淡，發行2000張，但連一半都沒賣出去。

此時的刀郎，仍然懷着曲高和寡的音樂夢，他執拗地堅持要做“中國的鮑勃迪倫”。

在後來的采訪中，他直言那個時候的自己一直處在“半推半就”的狀态中。

又想商業化，但又扔不掉自已的“文藝範兒”。

這種拉扯帶來的是生活上的窘迫，年過三十，兩個女兒，仍然租房住在“貧民區”裡。

2003年春節，父母從四川來到新疆，與刀郎一家四口同住在10平米的出租房内。

深夜，他結束了酒吧的兼職，走在回家的路上，在清冽的月光下，刀郎似乎瞬間頓悟。

他流下兩行清淚，決定不能隻自私地追求理想，他要讓父母妻兒過上更快樂的生活。

他放下了部分執拗，與自己和解，與市場和解。

3個月後，他發行了專輯《西域情歌》。

這張專輯大獲成功，總發行量超過11萬張。

《西域情歌》問世後，刀郎攜專輯内其他歌手，兩個月内在新疆連開6場大型演唱會。

這一切都是新疆本土音樂制作從未有過的先例。

僅僅三個多月後，刀郎本人操刀制作的新專輯《2002年的第一場雪》上市。

同名主打歌迅速火遍中國，刀郎的歌聲由新疆出發，傳至中國的大街小巷。

東邊不亮西邊亮

爆火之後，刀郎的專輯供不應求，一下子賣出上百萬張。

發行公司連夜壓制唱片，都趕不上市場的需求。

但刀郎依然保持着神秘，隻聞其聲不見其人，一副神龍不見首尾的架勢。

一時間，流言四起，有人說刀郎的聲音是電腦合成，有人說他奇醜無比。

這似乎也預示了刀郎一路走來的争議，在刀郎還沒完成走到公衆面前時，

《三聯生活周刊》主筆王小峰便寫了多篇報道刀郎的文章，

他也是全國性媒體報道刀郎的第一人。

2004年，他在刀郎紅了之後寫過一篇題為《刀郎現象批判：一種虛構的現實》的文章。

文中預測了“刀郎熱”後各行各業的不屑反應。

包括唱片公司老闆、制作人、歌手、詞作者、經紀人、電台DJ和娛記等人。

他調侃，會有樂手說：我聽了唱片後感覺他的吉他彈得太一般，就像地鐵裡賣唱人一樣。

而實力歌手則說：刀郎的嗓子其實很一般，他隻不過很讨巧地翻唱了一些新疆民歌。

而後來事态的發展，以及那英、汪峰等人的評價似乎都印證了當初這些調侃之詞。

雖然飽受争議，但刀郎還是在走到台前時迅速被觀衆接受。

而且，與内地音樂圈的排斥相比，港台的許多音樂人卻對刀郎不吝溢美之詞。

刀郎在采訪中表示自己喜歡羅大佑和李宗盛。

而被他視為偶像的二人在聽過他的作品後，也都表示了相當的認可。

在一次采訪中，羅大佑聽到主持人問他有沒有聽過刀郎時立刻來了興趣。

他說刀郎“生來就是唱歌的嗓子，聲線太好了。”

“可以把唱歌呢，唱得象講話一樣，但是旋律還在那邊。”

而李宗盛則是通過内地音樂人宋柯的介紹認識了刀郎。

李宗盛聽了，很有耳目一新之感，他說“這歌手很有意思，給他做專輯有挑戰”。

于是，他便成為了刀郎第二張專輯《喀什噶爾胡楊》的制作人。

與這兩位港台音樂界的“大佬”相比，譚詠麟對刀郎的欣賞則更為直接。

他先是将《2002年的第一場雪》翻唱成了粵語版，歌名叫《講不出的告别》。

然後又直接“殺”到新疆，力邀刀郎為自已寫歌。

為了感謝這位義氣的大哥，刀郎将《披着羊皮的狼》送給他唱。

而對方則一直記挂着這位“小弟”，自己的演唱會也會邀請刀郎當嘉賓。

與内地音樂圈不同，香港娛樂圈給了這位内地歌手足夠的尊重。

當刀郎與成龍大哥出現在同一宴會上時，成龍彎着腰與他碰杯，滿是謙虛。

甚至，就連内地歌手極少有機會登台的紅磡體育館也向他敞開大門。

2012年3月14日的紅磡體育館内，10400個固定座位座無虛席，

2000個活動座位也擠滿了人，刀郎在這裡受到了巨星般的待遇。

在香港歌迷的呐喊聲中，他唱了《情人》、《2002年的第一場雪》，

唱了Beyond的《灰色軌迹》，然後，譚詠麟登台，

似一個老朋友久别重逢般地緊緊挽住刀郎的手，他們手挽手合唱了《披着羊皮的狼》。

最後，刀郎唱了《謝謝你》，接着，他的女兒登台，演奏了小提琴曲《圓滿》。

這似乎像一個預告，這是令刀郎感到圓滿的場合，也是最為圓滿的淡出方式。

喧嚣過後是平靜

香港演唱會後，刀郎沒有借勢撈金，而是從公衆視野中消失了。

刀郎的消失是真正意義上的消失，他的百度百科中，

2013年至2020年的活動經曆是一片空白。

刀郎選擇淡出，距離内地音樂圈對他的集體“圍剿”相距不久。

于是，許多人猜測，刀郎被“封殺”了。

又或者，他是被排擠到心灰意冷，所以才選擇退出。

事實上，刀郎一直笑對内地音樂圈的非議，有時還帶着一點純真的“傻氣”。

一次，有位記者問刀郎，那英說“刀郎的歌都是給農民聽的”，對此你怎麼看？

刀郎面帶微笑、不急不躁地反問記者：“你親耳聽到她說了嗎？沒聽到就别亂說！”

這樣的刀郎自不會因幾句非議便崩潰到退圈。

更何況他也擁有衆多忠實歌迷和支持他的圈内大佬。

對于出身平凡、經曆豐富、生性低調的草根歌手刀郎來說，能讓他“歸隐”的隻有音樂。

接受采訪時，刀郎總是不經意間透露出他對成為一個名人的抵觸。

他說自己不是天生的都市人，做不了過度職業化的活兒。

他說自己是一個沒有娛樂精神的人，也不太喜歡娛樂别人。

他還說，爆紅讓他不知所措，這個“圈子”與他的想象相去甚遠。

為了生活、為了賺錢，在商業市場的裹挾下，他努力融入到這種生活中。

但這終究違背他熱愛音樂的本心，他的擰巴勁兒又回來了。

當他不僅要唱歌，還要參加各類商業活動的應酬時，

他開始覺得自己這個歌手不那麼純粹了。

他逐漸無法接受這樣的生活，心态難以轉變。

他開始聽從内心的聲音，順從自己的性格，并将自己從商業體制下的藝人身份中剝離出來。

于是，他又回到了新疆，夢開始的地方。

住在一個名叫昌吉的小城裡，寫歌、喝酒。

終于，他回歸安靜、自由沒有壓力的環境，過上了真正讓自己舒服的生活。

曆經多年，他是衆人所知的刀郎，更是堅守本心的羅林。

2020年，時隔多年後，刀郎以本名羅林發行了專輯《如是我聞》。

他将《金剛經》經文，一字不差地譜入11首曲目中，完全沒有了刀郎的影子。

同年，他還發行了新專輯《彈詞話本》，專輯中10首歌曲均由他本人作詞作曲。

這張專輯一改刀郎粗犷的曲風，而是充滿了江南風情。

刀郎自述：這張專輯就像話本小說一樣，這裡是一個小書場，我是‘說話人’。

希望聽衆能從中找到我們于時間于空間存在過的痕迹。

話說得極文藝，與他想要當一個“行吟詩人”的目标很契合。

兩張專輯風格迥異，相同的卻是銷量不佳。

但對視音樂為信仰的刀郎來說，銷量應該并不是他衡量音樂價值的唯一準繩。

也許早在圈内人萬分介意他的銷量前，他就已經放下對銷量的執念。

他執着的，從來都隻是音樂。

幸好，星光不負趕路人，音樂終究回饋了他。

他終于找到理想與現實的平衡，實現了那個靠自己養活音樂的夢想。

當音樂不再隻是謀生的工具時，他是住在小城裡的羅林，熱愛音樂、惬意生活。

而那個戴着鴨舌帽，唱着西域情歌的刀郎，終将成為中國音樂史上不可磨滅的标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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