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不韋，生年不詳，死于公元前235年，濮陽（今河南濮陽縣）人，後來到韓國經商，成了家累千金的陽翟大賈人。

秦昭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年），安國君為秦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中男名子楚。子楚母夏姬不喜歡他，使他為秦質子于趙。子楚在趙為質期間，由于秦數攻趙，子楚在趙沒有受到禮遇，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呂不韋恰巧到邯鄲做生意，見到子楚，認為“此奇貨可居”。他要用金錢資助子楚，幫助他謀取王位繼承人的資格。他回家跟父親說：“耕田之利幾倍？”父親說：“十倍”。“珠玉之赢幾倍？”父親說：“百倍。”“立國家之主赢幾倍？”父親說：“無數。”他說：“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餘食，建國立君，澤可遺世。願往事之。”呂不韋的父親同意了兒子的看法。從此，呂不韋便棄商，從事政治活動。

呂不韋了解到安國君寵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而能立嫡嗣者又獨華陽夫人。呂不韋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他又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遊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遍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于是，呂不韋因使華陽夫人之姊，進一步勸說夫人立子楚為嗣：“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地，次不得為嫡，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嫡，夫人則竟世有寵于秦兵。”華陽夫人認為說得對，因求立子楚為嫡王，安國君許之，決定以子楚為王位的繼承人。

秦昭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子楚與呂不韋歸秦。秦昭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1年）卒，孝文王（即安國君）為王，立子楚為太子。第二年，孝文王卒，子楚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莊襄王三年（公元前二四六年）卒，太子政立為秦王，就是後來的秦始皇，尊呂不韋為相國号稱“仲父”。呂不韋從莊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起，到秦王政十年（公元前37年）止，當丞相的時間共有十三年。秦王政繼承王位時，隻不過十三歲，事實上很多重大的政治、軍事活動都是由呂不韋替他完成的。在這期間秦對六國的戰争取得了不少次的勝利，為統一六國增強了更大的優勢。

《呂氏春秋》《漢書•藝文志》著錄雜家言二十家四百三篇，《呂氏春秋》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書，也是這一類書的創始者。《藝文志》說，《呂氏春秋》有二十六篇，自注曰：“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兼儒、墨，合名法”。《呂氏春秋》确是“兼”“合”“諸子百家”各派學說編集而成的一部著作。據《呂氏春秋•序意》記，書成于秦王政八年。

《史記》曾記書的緣起經過時，呂不韋為秦相國：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亦招緻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号曰《呂氏春秋》。布鹹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一字者予千金。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說：“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八覽”是全書的開頭，故《呂氏春秋》又名《呂覽》。

今存本《呂氏春秋》的目次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共二十六篇。每篇各有子目，合計子目共百六十篇。

《呂氏春秋》想把諸子的學說統一起來。《不二》說：“夫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用衆》（一作《善學》）說：“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它舉了一個通俗的例子說：“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夫取于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

《呂氏春秋》兼畸儒、道，其中又較倚重于道家。《序意》：維秦八年（即秦王政即位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君子）請問十二紀。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颛顼矣，爰［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兇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甯；人曰信，信維聽（聖）。三者鹹當，無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其）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甚）則智無由公；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

盡管《呂氏春秋》是呂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而“集論”成功的，但《序意》既冠以“文信侯曰’，即使不出于呂不韋自己的手筆，也必然經過他的同意，從而《序意》無疑是有他的見解。文中“法天地”的思想，“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甯；人曰信，信維聖；三者鹹當，無為而行”的思想，以及“行其數，循其理，平其私”，以達到崇“公”的思想，都是所謂黃老道德思想。這一思想在書中有多處闡述。

《呂氏春秋》在政治思想上有因襲儒家的地方，贊成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論，反對家天下，讴歌禅讓。《執一》說：“為國之本在于為身。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而天下為。故曰：以身為家，以家為國，以國為天下。”《似順》說：“世主之患，恥不知而矜自用，好愎過而惡聽谏以至于危。”《貴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以下引《呂氏春秋》均隻注篇名。

這些明顯是跟秦王政的思想相反的。《呂氏春秋》主張繼續分封諸侯，保持貴族制度。《慎勢》說：“觀于上世，其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戰國末年消滅諸侯割據走向統一，是當時的趨勢。主張分封諸侯的觀點是倒退的，也違反秦國一向崇尚法治的思想。但它又主張政治上的統一，《謹聽》說：“亂莫大于無天子”，《執一》說：“軍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專之也。一則治，兩則亂。”這些又是法家思想。《察今》說：“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這是很顯明的法家思想。《義賞》說：“賞罰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法家的賞罰跟儒家禮義揉合在一起，它的政治、道德思想是儒法兼而有之。

《上德》說，“為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勸善），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也。”這是把儒家“德”的政治思想跟道家結合起來。道家非樂，所謂“五音令人耳聾”。儒家則非常重視音樂的教化作用。《大樂》：“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意謂“道”是音樂産生的本源，也是把道家儒家揉合在一起。

《孟冬紀》下面，編入《節葬》、《安死》兩篇，是企圖将儒家的“孝親”跟墨家的“節葬”調和起來。在名實關系上，《審應》說：“取其實以責其名，則說者不敢妄言。”《審分》：“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這些皆采納了唯物論者在名實關系的觀點。《呂氏春秋》對于陰陽家的《月令》很重視，它把“月令”作為十二紀的架子，而十二紀是全書的主要部分。《月令》分“孟春之月”等十二月，即分春、夏、秋、冬四季，每季又分孟、仲、季三月。

《呂氏春秋》所說的采納各家之長，說不上是對各家學說的批判繼承和總結，提出新的思想體系，隻是把各家學說，拼湊調和起來。因書成于衆人之手，不免有所重複、抵牾。明顯有重複的，如吳起被王錯陷害，由西河出走的故事，重複出現于《長見》、《觀表》兩篇，而且文字大體相同。重複的還有《節葬》與《安死》，《去尤》與《去宥》，《應同》與《召類》等都是一意而分成兩篇。如《應同》與《召類》兩篇内容都是講天人感應之說，而内容自相矛盾。如《大樂》反對墨子的非樂，《振亂》反對墨子“非攻”、“救守”，而《當染》卻又以墨子的觀點立論。

戰國末年，随着政治統一趨向的明顯而産生了《呂氏春秋》這部企圖調和諸子的著作。但它又存在不少的矛盾。它既主張統一，又主張分封，并反對君主**。《恃君覽》：“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這種思想是跟秦王政的思想對立的。

《呂氏春秋》保存了許多古代遺文佚事，有較高的史料價值，特别是保存了不少有關農業技術的記載，是寶貴的文獻。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