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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國詩歌史上最為宏偉的抒情詩篇。全詩三百七十多句近二千五百字。“離騷”之題旨，曆來解釋不一。司馬遷釋為“離憂”，認為是“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害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班固在《離騷贊序》中解釋說:“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東漢王逸則解為“離别的憂愁”，在其所著《楚辭章句》之《離騷經序》中說:“離，别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己放逐離别，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諷谏君也。”

屈平疾王雕像

二說皆可通，在曆史上亦影響最大。《離騷》的寫作年代，或以為在懷王時代，屈原第一次放逐漢北時期；或以為在頃襄王時期，屈原第二次放逐江南以後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雖然沒有明言其創作時代，但從叙述次序的安排上，可以看出司馬遷認為《離騷》創作于楚懷王疏遠屈原之後。盡管對《離騷》的寫作年代和題旨有不同的解釋，一時難于考實，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離騷》是屈原在政治上遭受嚴重挫折後，國家民族面臨厄運、瀕臨危亡情況下的創作，是詩人内心悲痛憤慨、苦悶哀怨的情感迸發，是一個崇高而痛苦的靈魂的哀唱，一個失去依歸的生命在尋找安頓中的痛苦、焦慮、絕望與哀号。

屈原雕像

讀之令人摧肝裂膽，驚心動魄。全詩感情強烈，不可遏止，回環往複，反複緻意。這種回旋複沓、反複吟唱的詩歌結構，乍看起來好像是有些雜亂無章次文理可循，其實這正是詩人内心情感激蕩沖突的反映。《離騷》大緻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部分。從開頭至“豈餘心之可懲”為前半部分，側重于對以往經曆的回溯，描述現實中的鬥争與失敗。詩人先是自叙家世生平，既有“内美”，又“重之以修能”，希望可以輔助楚王，興盛宗國，現“美政理想。但由于“黨人讒害君王信讒不察，緻使自己見疏于楚王，蒙冤受屈。面對理想與現實的尖銳沖突，詩人選擇了對理想的堅持，“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餘心之可懲”。

楚王雕像

從“女媭之婵娟兮”至篇末為後一部分，主要描寫詩人對未來道路的探索。這部分主要是通過幻想的方式表現了詩人對未來的追求探索及其絕望、幻滅。受挫後，詩人苦悶彷徨，女媭勸他不要“博謇好修”，應該明哲保身但詩人通過向古帝重華（舜）陳詞，回顧了夏、商、周曆代的興亡史，不僅增強了他原來的理想與信念，而且更加激發了他九死不悔的求索精神。接着詩人不顧天高路遠，曆昆侖，渡白水，登阆風，遊春宮，周遊上下，浮遊求女，但終究無果。詩人轉而請靈氛占ト、巫鹹降神，給予指點。

登阆風

巫鹹勸他離開楚國，另求他君。于是詩中描寫詩人駕飛龍，乘瑤車，揚雲霓，鳴玉鸾，《九歌》，舞《韶》舞，這的确是一條擺脫苦悶和困境的道路。正當詩人“高馳邈邈”之時，然看到了自己的故鄉楚國，“仆夫悲餘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他根本無法離開自己的國家。既不能改變楚國的狀況，又不能改變自己的理想，甚至還不能離開楚國，道路隻有一條:“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将從彭鹹之所居。”苦悶彷徨中何去何從的艱難抉擇，突出了屈原對宗國的摯愛之情與人格的高潔。千百年來，《離騷》最感動我們的是詩篇始終激蕩着一片忠怨之情，這也是屈原為後人所景仰的主要原因。《離騷》是一首抒情長詩，“情”貫穿全篇，而這“情”是一股忠怨之情。

楚國的文物

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解釋屈原寫作離騷》時說:“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屈原身為楚王宗親，内修外勵，竭忠盡智，以圖報效君王，振興邦國。但遭遇黨人讒害，“信而見疑，忠而被謗”，拳拳忠心，卻疏而見逐，報國無門。如此，能無怨乎？詩篇中哀傷怨憤之情正是這種“怨”之抒洩。然而，詩人卻做到了“怨而不怒”，并不因為見疏放逐而放棄宗國，離開故土。這種“怨”是對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擔憂，是對黨人“偷樂”、讒賢誤國的憤慨。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離騷》表現了鮮明的忠君愛國思想司馬遷說他“雖放流，眷顧楚國，系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緻志焉”（《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他對楚王抱有絕對的忠誠，“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豈餘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忠君憂國之心昭昭可見詩中還以男女感情來比喻君臣關系:“曰黃昏以為期分，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餘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依照傳統倫理，棄婦的哀怨是以對夫君的忠貞為前提的，可見屈原對楚王的忠誠。對于屈原的愛國思想曾經有人提出疑問，認為在屈原身上體現的是一種忠君思想，而非愛國思想我們以為，愛國與忠君是聯系在一起的，忠君是他愛國思想的一個重要部分。

參考資料

·《離騷》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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