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企業家商會核心價值觀?南方财經全媒體記者柳甯馨 廣州報道，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青年企業家商會核心價值觀?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青年企業家商會核心價值觀

南方财經全媒體記者柳甯馨 廣州報道

12月26日，暨南大學傳播與國家治理研究院舉辦了《當代青年的就業與創業——共議如何激發企業家精神》研讨會，會議重點聚焦在疫情後時代青年就業和企業發展環境問題，并提出了未來提振公衆信心、優化市場環境的建議。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員孫宏豔、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付偉、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聶輝華、日本國立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經濟學教授邢予青參與會議。

2012—2021年，我國民營企業數量從1085.7萬戶增長到4457.5萬戶，10年間翻了兩番，民營企業在企業總量中的占比由79.4%提高到92.1%，已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

民營經濟發展背後，是一群勇于探索、實幹創新的企業家。一直以來，人們對企業家的創業故事都抱有極大的好奇心，也持續總結、分析這背後蘊含的企業家精神。在這場研讨中，對企業家精神、創業環境的讨論既能拓展到全球價值鍊視角下的時代機遇，也能落在對城市營商環境近20年發展數據的分析，也聚焦于創業過程中具體的人的故事。

關注青年與小鎮創業家

孫宏豔帶領團隊調研全國6個城市的年齡在16歲-35歲之間的青年，勾勒出當下中國青年的就業意向圖景：青年最想去國企和央企等體制内單位，第二是黨政機關，第三是事業單位；青年喜歡去東部工作，最想去省會城市，然後才是“北上廣深”。

對于青年創業方面的研究結果顯示，真正有創業想法又有行動的青年占比隻有14.7%；青年認為創業最需要的是資金支持，第二是政策支持，還有知識和技術的支持。

孫宏豔在演講中表示，青年對平台經濟帶來的創業機會更感興趣，并對企業家在社會責任上的表現有更多的期待，因此建議加強青年就業價值引領、完善創業教育培訓體系，發揮企業家對青年的正向引導作用，發揮平台經濟對青年的創業吸引力，為青年提供精準化的創業服務。

付偉則關注數字時代的小鎮創業家，基于數字經濟在縣域如何發展這一主題，他在暑期前往湖南、山西進行兩個月的調研，“小鎮創業青年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群體，他們呈現出高學曆、新生代、都市返鄉和青睐數字經濟創業四個特征，在縣域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了産業鍊的組織者、協調者和對外連接者的角色。”

在付偉的研究中，小鎮創業家的形象特征是，擁有相對較高的學曆、擁有互聯網思維、主要從事縣域電商的都市返鄉新生代創業青年。

他尤其注意到，小鎮創業家具有産品思維，例如能夠想到把五斤裝的小米轉變為開袋即煮的單人小袋包裝，符合都市白領的消費習慣，也嘗試把黑豆原料磨成粉包裝成“三黑粉”，符合當下健康飲食的趨勢。

“電商化的實現離不開縣域裡一整套産業鍊的配套。以山西省臨縣的紅棗産業鍊為例，82萬畝紅棗由農民分散種，棗販子收購後再給加工戶進行加工，最後由5家大的加工企業加工成棗漿、棗夾核桃等76種産品。”在付偉看來，電商産業鍊依托于縣域既有産業鍊。

付偉認為，要把小鎮創業家這種創業趨勢和形态變成繁榮場景，還需要解決小鎮創業家與縣域生态即縣域産業鍊和生活配套的問題、平衡好數字平台與小鎮企業家的關系、改善創業環境和營商環境。

營商環境與全球價值鍊對創業的影響

聶輝華從城市角度關注營商環境與創業。他在接受南方财經全媒體記者采訪時表示，對于營商環境的優化問題，“我們最應該擔心的不是所有制歧視，而是規模歧視。我之前的研究發現，以補貼為例，補貼并不是完全根據所有制來分配，主要根據規模。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同一比較規模基礎上，在獲得補貼方面沒有太大的差異。”

聶輝華認為，中國創業環境總體上穩步向好。未來一個地方要促進創業，在營商環境方面可以做的事情是吸引更多的人口、擴大市場規模、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

聶輝華首先定義營商環境和創業：營商環境指營商企業在經營活動中所涉及的機制體制因素和條件，創業在這個研究中是新增市場主體數量。

他統計了2000-2019年每年中國新增市場主體的數量發現，過去20年裡，中國每年的新增市場主體從絕對量來看增長得非常快。其中，2002年和2012年是兩個高峰期。

聶輝華從數據中還得出一些結論：以創業密度即每年的市場新增主體數除以當地的人口數這一指标看，最近10年南方城市創業密度普遍開始增加，南北差異是最近10年才出現的情況。

聶輝華對統計數據做了回歸分析，探讨哪些營商環境要素會影響到一個城市的創業。從創業密度看，他發現最重要的因素第一是人口的增長率，第二是城市的GDP，第三是年末金融機構貸款餘額；從城市領導人特征對一個地方創業環境的影響看，風格比較穩健的一把手對當地的創業環境不是一個有利的因素，其他變量不顯著；從政商關系看，清白的政商關系更顯著，親近的政商關系不顯著。

“廉潔的營商環境更為重要。盡管在短期内政府對企業提高服務，可能能夠帶來一些正面作用，但長期來看，這些作用基本上會被城市的固定效應稀釋掉，長期來講廉潔的營商環境更為重要。”聶輝華分析認為。

邢予青則從全球價值鍊升級角度讨論企業家精神。“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了高的中等收入國家，如果中國需要進一步往前走，進入到發達國家的行列，真正實現自己的工業化，中國面臨着兩個陷阱，一個陷阱叫‘中等收入陷阱’，另外一個陷阱叫‘低增加值陷阱’。”邢予青說。

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指很多發展中國家他們在失去了依靠勞動力成本獲得的出口制造産品的優勢之後，卻無法進入被發達國家壟斷的高增加值的産業，他們人均國民收入長期徘徊在1000-12000之間徘徊。

低增加值陷阱主要指在全球價值鍊已經成為國際貿易和制造的主要方式之後，發展中國家經常是以低技術和低勞動成本為優勢進入了全球價值鍊的低增加值環節，但是由于他們缺乏技術進步、缺乏創新，因此會被長期鎖定在低增加值環節。

邢予青的讨論落點在于：中國如何越過這兩個陷阱或者不為這兩個陷阱所束縛，能夠真正邁向發達國家，實現自己的工業化？

“唯一的方法就是創新，創新又包括産品方式的創新和商業模式的創新。” 邢予青說，“我認為中國能夠在40年來實現快速的工業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的企業實際上是在全球一體化的環境下利用了全球價值鍊來推進自己的工業化，并且沒有陷入低增加值陷阱。”

而全球價值鍊是創造一個産品全部價值的所有工序，包括研發、設計、品牌打造、零部件制造、組裝、批發和零售。

“中國企業沿着全球價值鍊的創新模式有兩種，一個是線性創新，另一個是非線性創新。全球價值鍊戰略提供了中國企業進行非線性技術進步和創新的一種路徑，中國的企業一開始僅僅從事組裝，然後從組裝直接跳躍到産品的設計和品牌打造，中國手機企業例如OPPO、小米的發展過程是重要案例。” 邢予青說。

如今，在白色家電、電腦産業、手機制造、汽車制造等許多産業，中國已經實現了非常顯著的技術進步，沿着全球價值鍊獲得更多的增加值，并且自己成為了一個全球價值鍊的主導企業，能夠打造自己的全球價值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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