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文化産業觀念?提問:林競君上海市徐彙區徐家彙街道黨工委書記、人大工委主任,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創新文化産業觀念?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提問:林競君上海市徐彙區徐家彙街道黨工委書記、人大工委主任
指出,文化産業既有意識形态屬性,又有市場屬性,但意識形态屬性是本質屬性。請問,為什麼說意識形态屬性是文化産業的本質屬性?如何落實在發展文化産業過程中堅持意識形态屬性?
解讀:秦露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欄目主持人: 徐黎
對于這個問題的分析,要以意識形态的概念及其與文化的關系為邏輯起點。馬克思将宗教、道德、哲學、藝術、法律、政治等這類觀念形态統稱為“意識形态”,大體相當于今天“文化”的狹義概念。馬克思不使用“文化”而使用“意識形态”概念的原因,在于他反對抽象地研究文化史的内在規律,強調要從社會現實出發批判和解釋文化的經濟生活起源及其社會功能。這恰恰反映出意識形态—文化這對概念的相互關系:一方面,文化作為具體的傳播方式與表達方式,不存在不反映任何觀念形态的所謂“純文化”;另一方面,任何意識形态都需要具體的文化傳播形式來承載,無法憑空灌輸。意識形态與文化之間是理論觀念與形式表達的關系,或者說是互為表裡的關系,一而二、二而一,無法相互割裂。所說的意識形态屬性是文化産業的本質屬性,正是深刻指出了兩者的這種内在關系。
正是由于意識形态隐于文化背後的這種屬性,讓很多人産生了誤解,以為文化、尤其是現代文化産業主要遵循市場法則,滿足人的個性化選擇,與意識形态沒有那麼密切的關系,其實不然。即使是時尚這類看似隻需要關注市場需求的行業,也無法脫離與政治的關系。人作為社會動物,他所受到的價值立場與政治觀念的影響會塑造其情感與審美傾向,而人的情感與審美又會反過來塑造其消費傾向,從而影響市場。
我們理解馬克思的“意識形态”理論不僅要重視意識形态的普遍性與重要性,更要重視它的内在性。也就是說,意識形态工作需要借助于一切文化的方式、以符合文化生産、傳播規律的方式來進行。
要在做大做強文化産業過程中處理好堅持意識形态屬性與發展文化産業的關系,也就是處理好守正與創新之間的關系。當前黨和國家意識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務,就是要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這是我們要堅持和守住的“正”,這個“正”無法在守舊退縮和僵化教條中守住,隻有在不斷解決和回應新問題的創新過程中才能守住。
第一,要将做大做強文化産業理解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聯系群衆,走群衆路線的新方式。所謂滿足市場需求,可以看作是從群衆需求、思想和心理特點出發來打造和生産文化産品,這與我們黨走好群衆路線的根本目标是一緻的。我們的文藝工作者首先要搞清楚為誰服務的問題,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麼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否則文藝就沒有生命力。很多人誤以為大多數群衆對嚴肅的社會或政治問題不感興趣,就去生産内容低俗的文化産品,這既是對市場的誤導,也是對市場的誤判。這種誤判往往來自于對民意的誤判。近幾年來,一些國内大火的電影都是“正能量”電影,同時赢得了口碑與票房的雙豐收。與此相反,很多自以為迎合受衆的“流量網絡劇”内容粗制濫造,流量明星演技不精,靠摳圖糊弄觀衆,花大血本搞宣傳發行。這些作品或許開始能夠獲得一時的經濟利益,但随着時間的推移卻會越來越遭到大多數觀衆的批評與不滿,最終導緻市場收益也慘遭失敗。
第二,良性的意識形态—文化産業關系需要耐下性子慢慢培育,不能急于求成。在現實中确實也存在有的高質量文化産品缺乏受衆的情況。這裡除了要辨别與細分需要保護的文化傳承項目外,也需要一個文化産品的生産者與消費者相互塑造、相互教育的過程。高質量的文化産品消費者群體也是文化工作者用高水準、專業的文化作品不斷影響和培育的結果。例如,國家大劇院、中山音樂堂等文化單位義務舉辦音樂講座進校園等活動,并在很多演出中拿出部分座次,用較低價格面對學生、低收入群體,逐漸培育出一批古典及高雅音樂的愛好者與消費者。還有一些傳統的藝術形式,如京劇、昆曲等都進行了形式創新,從而收獲了一批穩定的年輕受衆。
第三,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理順建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和發展文化産業之間的關系,去除影響文化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去除一些僵化和錯誤的思維。例如,認為發展公共文化服務就是采用行政手段,文化産業就是采用市場手段;公共文化服務就是花錢,文化産業就是掙錢;公共文化服務主要是承擔意識形态功能,而發展文化産業與意識形态關系不大等等。這種簡單對立的思維方式往往是阻礙文化發展的最大障礙。在實踐中,很多時候政府通過市場手段購買優秀文化産品,既可以滿足公共文化服務的需求,又引導了文化市場的方向,激發更多優秀文化産品的創作,一舉多得,這樣的成功案例比比皆是。在兩者如何相互配合的問題上,需要進一步探索和實踐。
第四,要占領現代科技領域制高點,提前布局。5G網絡與萬物互聯時代的來臨,為我國的制造業優勢轉化為文化和意識形态優勢提供了機遇與條件。物聯網将帶來“物媒體”的未來,一切都将是媒體,媒體也将融入一切。例如:中國玩具大量出口,屆時每個玩具都有可能成為信息傳播的入口,搭載着媒體内容。問題是,到時候我們準備搭載什麼樣的内容,要講什麼樣的中國故事?這都需要媒體和文化産業工作者提前思考和布局。
第五,政府指導引領文化工作與群衆自發創作、市場自由選擇相結合。互聯網激發出人民群衆極大的文化創造力與活力,并生産出大批成功的文化爆款産品。政府應當鼓勵、扶持、團結、引導這些優秀文化産品生産者。比如,魯迅文學院每年都會邀請當紅網絡作家來進修,學習黨的文化和文藝理論,請名家講授寫作技巧,以及如何傳播自己的作品等,這些課程非常受年輕網絡作家的歡迎。共青團中央也團結和組織青年學術界、網遊界、國風音樂界等廣受青少年歡迎的文化種類和圈層的創作者,定期舉行學術研讨、合作組織相關活動等,加強了黨和政府與文化創作者之間的聯系合作與相互理解,引導這些新興行業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
第六,處理好文化走出去和文化安全之間的關系。在文化産品争取走出去的過程中,我們往往容易陷入一種誤區,以為隻有赢得國際大獎才算真正成功地走出去。事實上,西方主流的電影、文化類大獎的評比具有很強的政治性,一些文化産品往往反映中國的落後面才有可能通過審查入圍或者獲獎。很多國内文化工作者為了獲獎一味迎合這種标準,而一旦獲獎其作品反過來又在國内市場受到追捧,這種情況需要引起重視和警醒。文化自信與文化發展,往往首先要以确立正确的優秀文化标準作為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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