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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公非常英俊，他身材高大，性格豪爽，對一切人和事，都嚴肅認真，卻又胸無芥蒂。他那爽朗的笑聲，溫和的眼神，剛健的體态，都給人以活力。他學識淵博，心懷坦蕩，為人單純樸實，而又富于感染力，從來不掩飾内心真實的感情，給人看到的永遠是一顆胸懷坦白是非分明的赤子之心。

外曾祖母郭寶娟、外公鄭振铎、外婆高君箴、母親鄭小箴與舅舅鄭爾康的合影

我非常愛我的外公，在别人眼裡他是大文豪、大作家、大收藏家，可在我眼裡，他就是疼我愛我的外公。現在家中見過外公的晚輩就剩我一個人了，我殘存有一點點記憶，而大部分外公的故事還是我母親告訴我的。

外公與我

在生活中，外公特别喜歡孩子，那時舅舅還沒有結婚，當然也就談不到下一代了，于是我和姐姐就成了他特别疼愛的第三代。五十年代初建國伊始，外公在文化部任副部長，工作特别忙，但他隻要是在北京，隻要是晚上沒有工作，下班後他就會先到我家來看看我和姐姐。而且每周六都會接我去他家住一個晚上。但我媽媽卻不願意我去，因為每次隻要我一去外公外婆家住，回來準生病。因為他們太寵着我了，要什麼給什麼，吃得太多了。倘若哪一周我沒去他家住，外公周日就會抽時間，哪怕是一會兒，也要到我家來看看我們。我小的時候長得可愛，非常讨人喜歡，所以外公對我也就格外的寵愛。

小時候的我

他會讓我騎在他身上，他在地上當大馬。現在回想起來，有幾個孩子能有我這麼幸福？外公因為工作經常出差，但不管是國内還是國外，回京的第一件事兒就是來看我們，并且每次都會給我們帶禮物。記得有一次我和姐姐同時生病住院，不知道外公從哪兒出差回來，一聽說馬上就來醫院看我，為了這件事兒姐姐不高興了好一陣子。還有一次，外公從國外回來，給我帶了一個穿紗裙子的洋娃娃，給姐姐帶了一個穿民族服裝的娃娃，沒有我的娃娃好看，姐姐就很妒忌我。外公去世後，我們都長大了，每每談起外公，姐姐還常常提起這件事。在外公給我父母的每一封信中，幾乎都要提到我們。

外公抱着我在黃化門家中 攝于一九五六年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二日，他在捷克的布拉格，給我母親的信中這樣寫道：「小箴……你和媽媽，都不贊成我多買玩具給孩子們，我在國外老是想念他們，見了玩具怎能不買些給他們呢？我零用錢不多，不能買貴重的東西，隻能買些玩具，新旗（姐姐薩新旗）和點兒（我的小名），有想公公來沒有？我是天天想着他們，你告訴他們，公公回國來的時候有不少玩意兒給他們呢，新旗的一個手提包很好，可用到十多歲，點兒的小手提包也很有趣，還有好玩的洋娃娃呢。」一九五八年的信中是這樣寫的：「小箴……你想念我們了嗎？（那時我母親在農村）我們是天天在想念着你呢，點兒活潑可愛極了，什麼都懂，什麼話都會講，并且會讨人喜歡，會招呼人，像這樣的孩子實在少見。」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五日，外公在給我母親的最後一封信中說：「小箴……我後天（十七日）一大早就要動身去阿富汗了，是經蘇聯走的。……點兒可愛極了，說出話來，逗人喜歡，并且也很聽話，新旗很用功。……我們是正在走向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來的共産主義社會呢，怎能不多出一把力，多流幾滴汗呢……」從這幾封家書的字裡行間，可以看到外公對家庭的溫情與關懷，對晚輩的愛憐和疼惜，以及對祖國建設美好前景的信心。我們怎麼也沒有想到外公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

外公、母親、姐姐與我在黃化門家中的合影 攝于一九五六年

再有的記憶就是外公的書房。那時外公家住在東城區景山後街的黃化門，是一個小小的四合院兒，一溜北房，兩間西房，兩間南房，東房隻有一間，那就是外公的書房了。印象中那個房間沒有窗戶，但屋子很高，三面牆都排滿了書架，書架有三米多高。書架上的書琳琅滿目，有橫放的，也有豎放的，有線裝書也有外文書，當然對我們最有吸引力的是小人書。屋裡有一張寫字台，寫字台上有一盞台燈，一把木頭的帶扶手的椅子，靠在門邊兒上還有一架木制的小梯子。因為書架很高，外公在找書時經常要用到那個梯子。當時因為我們都還小，所以很少被允許進到那個書房裡去。

外公與外婆

外公逝世後，外婆遵照外公的遺願，将全部藏書—中文線裝書和外文書籍—共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四部，計九萬四千四百四十一冊，全部捐獻給了國家（現在在國家圖書館保存）。那些書架也就空了。但之後，我卻跟那些書架有了很親密的接觸。

外公、姐姐和我 攝于一九五六年

一九六六年......搬到了文化部安排的和平裡文化部的住所，在新化西裡的單元樓裡。由于樓房太矮，三米多高的書架根本就放不進去，而我家住的是平房，房子比較高，所以這些書架就都搬到我家來了。我家同樣書很多，因為我的父親也是做文化工作的，這些書架大約有十一二個，在我家也擺滿了各種書籍：文化的、曆史的、世界名著和各種工具書，我們也經常遨遊在這書海中。這些書架也就成了我家書房裡最珍貴的家具，一直在我家放了三十八年。直到二〇〇四年，外公的祖籍福建省長樂市為我外公建立了紀念館，希望家屬将外公用過的物品捐獻給家鄉。至此，這些書架才離開我家，擺放在了福建長樂鄭振铎紀念館中。

外公、外婆、母親、舅舅與姐姐在黃化門家中 攝于一九五四年

外公與母親

還有一件事兒是值得一提的，就是建國後，成立了國家文物局，我外公是文物局第一任局長，當時文物局收購的和接受私人捐獻的圖書和文物越來越多，為了國家的文物不流失、不損壞，由外公主持制定了《文物保護條例》和《文物工作人員守則》。在《文物工作人員守則》中，有一條就是：「文物工作者個人不得收藏買賣文物。嚴禁利用職權在文物征集收購工作中，為自己和他人留存文物。」這一條守則，一直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改變。記得羅哲文先生在世時，幾次遇到我，都跟我說着同一句話：「就是因為你外公定的規章制度，讓我們這些做文物工作的人都不能收藏文物。」

外公與父親薩空了等合影

外公将收到的文物，在團城承光殿或北京圖書館的展覽室先辦一些小型的展覽，如書畫、陶瓷或善本圖書，并為每件都寫好說明卡，凡是私人捐獻的，都在卡片上仔細标明，招待有關人士參觀。這樣，關心文物保護工作的人越來越多，捐獻家藏文物的人也越來越多了。

外公的革命烈士證明書

一九五二年，外公将他在解放前收集購買的大批陶俑明器約五百七十餘件，全部捐獻給了中央人民政府。外公常說，要熱愛祖國，要懂得祖國的曆史，文物是曆史的組成部分，是一個國家文化藝術水平高低的見證人，也是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我們應該感到自豪，因為我們的祖國有悠久的曆史，我們勤勞的祖先，用勞動和智慧創造了絢麗的文化。

文化部頒發給外婆、母親、舅舅的褒獎狀

外公在世的時候，我還很小，我是從母親的講述和衆多的回憶文章中認識我的外公的，他們從不同的側面，向我展現了外公的人生，也從不同的角度，讓我看到了外公那偉岸的身影、寬廣的胸懷、不懈的追求和那一顆為祖國奉獻一切的赤膽忠心。

薩社旗二〇一八年八月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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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薩社旗（作者系：鄭振铎先生外孫女）

原文來源：《紫禁城》2018年11月刊《我的外公鄭振铎》

（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删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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