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行動研究的一般研究問題是什麼?【“文明傳統與經典生成”專題】，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做行動研究的一般研究問題是什麼?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做行動研究的一般研究問題是什麼

【“文明傳統與經典生成”專題】

著述的動機及目的何在，著書立說的意義和價值是什麼，著述在社會文化中的地位如何，對社會生活有什麼樣的影響？各種著述思想的産生、發展、延續，有無貫穿中國古代曆史始終的規律性？

著述思想研究：問題的提出與解決

作者：劉暢（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

“中國古代著述思想”之提出，是嘗試着從一個較新的視角來重新審視中國傳統文化，用盡量貼近中國古代文化原貌的概念、方法來做一種還原工作。其基本思考和相關表述詳見筆者已出版的《中國古代著述思想研究》（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21年），茲不展開。依筆者淺見，本研究目前需要解決的主要有如下問題：

獨立與交叉的關系問題。著述思想的價值在于其或可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範疇，但是也不能忽略它與相關學科的密切聯系。在此，與其關系最近的是文學、史學、文獻學、寫作學、文學批評史、文學思想史這幾個領域。因為，著述思想目前研究的也曾是此前這些學科的研究對象，因而如何讓“著述思想”獲得“獨立性”又避免由于交叉所導緻的重複性研究是該研究要解決的一大問題。我們認為，該研究的獨立性在于：它主要側重關注“著述”這種文化行為中所體現出的“思想”，二者缺一不可。著述思想，簡而言之，就是人們對著述這種文化行為的思考與想法：著述的動機及目的何在？著書立說的意義和價值是什麼？著述在社會文化中的地位如何，對社會生活有什麼樣的影響？著與述，即創新與承襲的關系是什麼？述而不作，與作而不述，二者各有何優劣短長？各種著述思想的産生、發展、延續，有無貫穿中國古代曆史始終的規律性？如果有，它具體是什麼？如果有，決定這種規律的内部因素及外部環境條件又是什麼？依此可以看到，有時好像讨論的是某個特定領域的問題，實際上其本質是“著述思想”問題。例如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所論述的“作”與“述”、“著述”與“比類”、“藏往之學”與“知來之學”的問題，盡管發端于史學，實際上已經超越了史學，涉及到“述而不作”中的“述”（即因襲）與“作”（即獨創）的關系問題。所以，應視為一種“著述思想”而非“史學思想”。

以何為綱的問題。著述思想研究，究竟以何為綱？以人為綱，還是以命題為綱？還是人與命題兼顧？目前看，人與命題兼顧似乎可行。已經面世的《中國古代著述思想研究》基本是以某人提出的某種主張來帶動一個個命題或學說，并使之有所延深：例如穆叔與“三不朽”之說，孔子與“述而不作”之說，莊子與“三言”著述方式，曹丕與“文章經國”之說，劉勰與“唯務折衷”之說，蕭統與“愉玩”之說等。需要注意的是，在此，有時人與命題關系很近，例如孔子與“述而不作”、莊子與“三言”；有時，人隻是命題提出的一個由頭，例如穆叔與“三不朽”之說。還需要注意的是，總結概括出一個命題之後，既要入乎其内，即把概念、文獻記載、材料梳理一一搞清，又要出乎其外，嘗試着有意跳出這個命題，使之具有相對普遍意義和曆史貫通性，例如“述而不作”這個命題，它同“三不朽”或“立言不朽”一樣，是中國古代著述思想的重鎮，具有極強的曆史貫通性及普遍指導意義，直至今天我們的文化中還有它的影響痕迹。

“思辨索原”或“理論還原”的問題。羅宗強先生曾指出，古代文學研究需要兩個層次“曆史的還原”，一是“史料的還原”，二是“思辨的索原”。前者注重對原始材料的正确解讀，後者則注重發現史料間的内在邏輯聯系，得出符合曆史真實的結論，因而是一種廣義的、更高層次的“還原”（詳見《宋代文學思想史序》）。索者，求也，思也，探也；較之曆史還原，思辨式的索原是一種索解史料間邏輯聯系、構建新的學術體系的主動突破精神。研究中國古代著述思想，這兩個層面的“還原”都要涉及，且密不可分，即思想方法與概念命名同時誕生。換言之，這一研究在思考“史料、概念還原”之時實際上已經涉及了“思想、思辨還原”的問題。這個層次的“還原”注重在古代材料之間建立新的聯系，提出新的概念、範疇或命題。例如，在探讨《莊子》寓言隐喻著述思想的同時，本研究将其與筆者正在思考的另一個問題——思想修辭——聯系起來，認為：寓言隐喻，作為莊子運用十分娴熟并臻于爐火純青的著述方式，無疑有着很強烈、鮮明的修辭色彩，因為寓言歸根到底是一種比喻的藝術，隻不過比體和喻體有所區别，而比喻無疑是一種最為常見的修辭格。但是，像莊子這樣以寓言隐喻貫通全書的修辭，又明顯超越了純粹語言層面的修辭。于是，就涉及要區分一般意義的修辭和莊子這樣将其作為一種整體構思和思維方式的修辭。本書傾向于将前者視為語言修辭，而将後者視為思想修辭。于是，由莊子寓言隐喻的著述思想發轫，可以延伸思考一種思維方式與修辭方式的交叉範疇——思想修辭。尤其考慮到有關“廣義修辭”或“大修辭”的研究在國内剛剛起步，由《莊子》“寓言隐喻”出發而提出“思想修辭”，或有更大的價值與意義。

應添補的幾個重要命題。說到“兼顧以人和命題為綱”，僅就《中國古代著述思想研究》來看，就不乏遺珠之憾。我們認為，如果是一個成系統、完備的“中國古代著述思想”，至少還有以下命題需要納入：一是孟子“予不得已”之說，二是司馬遷“發憤著述”之說，三是韓愈“不平則鳴”之說，四是歐陽修“窮而後工”之說，五是中國注疏之學及乾嘉學派所反映出的“以述為作”思想。孟子的著述思想可概括為“豈好辯哉？不得已也”，集中表述在這段話中：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将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聖人複起，不易吾言矣。……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其所體現出一種積極主動的“作而不述”精神，與孔子之“述而不作”大異其趣。史載，明太祖朱元璋讀《孟子》，深感不悅：“帝嘗覽《孟子》，至‘草芥’‘寇讎’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論。唐抗書入谏曰：‘臣為孟轲死，死有餘榮。’時廷臣無不為唐危。帝鑒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複。然卒命儒臣修《孟子節文》雲。”（《明史·錢唐傳》）可以說，從著述思想角度出發，傳統文化中與孔子“述而不作”形影相随的，還有一種“作而不述”的傳統，其特點是堅持“作”的個人獨立性、原創性，并具思辨、批判色彩。補充上這些命題，“著述思想研究”才顯羽翼豐滿、體系完備。

應特别關注先秦時期子學中所蘊含的著述思想。因為它是著述思想的發轫時期，是“立言為公”向“立言為私”轉變的關鍵時期，洵如章學誠所論：“至於官師既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於典章政教也。”（章學誠《文史通義·經解上》）正是在此期，才真正出現了表達自己個人思想見解的獨立的“作者”和私家著述——“然則著述始專于戰國，蓋亦出于勢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為文辭，而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後人無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于文辭焉，然猶自命為著述。”（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其實，如果細心尋繹，先秦諸子著書立說的背後，都有一個“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不得不然”存在。

同時也要關注形成某種著述思想的多元社會文化背景。以命題和問題為綱，還應看到：思想和觀念形态并非隻是抽象的存在，探讨一種思想的形成，除了作者直接展示的成型的文獻材料之外，還要注意到其生存的社會環境。比如，又如，“唯務折衷”，作為一種著述思想觀念，其形成與劉勰所處的社會地位有着密切聯系。因此，探讨“唯務折衷”問題，不僅要尋繹概念、範疇之間的聯系，也要注意社會地位、社會距離等因素的影響。劉勰與當時領袖文壇之“時流”的距離，處于一種若即若離的邊緣性角色的微妙狀态。如能對這種邊緣性狀态把握準确，分析透徹，無疑就找到了剖解劉勰“唯務折衷”思想形成的另一把鑰匙。

要之，作為一種新的研究思路及觀念形态，“中國古代著述思想”已經提出，并初具形态，但作為一種完備、成熟、為學界所接受的解釋體系，距離尚遠。“中國古代著述思想研究”要達到一個成熟、理想的邏輯自洽體系還有一段“漫漫而修遠”的路要走。充實完善，有待來哲。

《光明日報》（ 2021年11月15日13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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