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個島國，國土面積37.77萬平方公裡，人口1.3億，是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國家之一，屬典型的人多地少國家。日本資源比較貧乏缺油少煤，山地和丘陵約占總面積的80％，耕地面積約占總面積的13.5%。日本的農業是典型的小農制模式，戶均耕地面積1.47公頃，農業經營以分散、細小的農戶為單位。

經過戰後幾十年的快速發展，日本實現了農業現代化，這得益于其别具特色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日本農協的加快發展和運作。日本市場上的絕大部分農産品，由農協提供，蔬菜水果80%，米面95%，家禽類51%，畜産品51%等。這個半政府性質的合作社組織，是全日本農業生産的總指導，業務包括對農業技術和農業經營的指導，生産資料、生活資料的購置，農産品的加工儲存和銷售，直至儲蓄、信貸、保險、醫療、旅遊、觀光、文化娛樂等，幾乎涉及農民從生産到生活的一切。

日本農協的發展曆程

日本明治政府在取得政權後不久，就實行了“地租改革”（1875年），地租由實物改為現金。和德川時代一樣，實行的是重稅，很多自耕農都淪落成佃戶，農民不得已到城市當了工人，農村社會不穩定因素加大。日本學習德國的信用組合制度，在農村積極推進建立協同組織(即合作社)。這種“同業組合”主要存在于茶葉、蠶絲業，由農民和手工業者自發組織，從事産品和生産資料的銷售和購買以及生産資金的相互融通。1898年，日本頒布了曆史上第一部關于合作社的法律——《産業組合法》，對合作組織予以扶持和鼓勵。

1920年，經濟危機席卷日本，農業生産和産業組合都受到了嚴重沖擊。從1925年開始，日本開展了“産業組合刷新運動”，以當時的地主、富農為核心，吸收普通農民作為産業組合的會員，并成立全國性的系統組織。1929年，為應對世界性經濟大蕭條引發的農業恐慌，日本經過行政幹預和指導，得以實現産業組合。1933年，出現了“全國稻米銷售購買組合聯合會”、“全國産業組合制絲聯合會”和“大日本柑稭銷售聯合會”等行業組織。

随着1937年7月中日戰争全面爆發，日本于1938年頒布《國家總動員法》。産業組合在戰時作為協助戰争的工具，主要承擔大米流通方面的任務，并逐漸形成為糧食流通的壟斷組織。為滿足戰争的需要，産業組合與農會等農業組織合并成立“農業會”，繼續為戰争提供糧食、物資等方面的保障，并強制農民全員加入，形成“中央—都道府縣—市町村”（日本的市、町、村是同一級别的，都是最基層的行政單位）三級組織結構。

二戰結束之初，“農業會”被美國視為軍國主義性質的組織而加以取締。二戰後，日本處于戰後饑荒，供少于求，市場價格自然上漲，農民傾向于把糧食拿去黑市，而不是出售給政府。連首都東京，庫存糧食也僅夠支撐一個半月，居民的糧食定量每人一天隻有一小碗米，這怎麼辦？

日本為調動農民的生産積極性，解決地主與農民之間長期存在的社會矛盾，1946年制定《農地改革法》，政府從地主手中收買土地，再以較低價格賣給佃農，使幾乎所有的農民都有了土地，從而确立了二戰後日本農業家庭經營的基本制度。1952年，日本又頒布《農地法》，嚴格限制土地轉讓。

分散的“家族經營”的個體生産，不利于社會化大生産和農業現代化，也不便于政府“指導”和管理。日本不得不放棄實行家庭大農場的做法，在這種農業背景下，1947年7月，日本制定了專門法律——《農業協同組合法》，在全國範圍内組建了農協簡稱JA。

農民出資、農民管理、農民利用、農民享受，是日本農協的一個明顯特點。農協的建立，對緩和社會矛盾、保護小農和小工商業者的經濟利益、加強中小産業者自立互助的産業組合等方面，都發揮過積極和重要的作用。随着農産品市場競争，早期一哄而上的幾十家農戶為單位的小規模農協難适應商品化大生産的需要，1948年日本農協開始整合，從縣農協、再到全國聯合會，原本形如散沙的農民被團結在一起。

在整個産業化鍊條中，不是農戶直接面對市場，而是由農戶組成的農協面對市場，形成了一種“公司 農協 農戶”的産業化模式。農協擁有或參股的加工企業，接收來自基層農協農戶的農産品，進行加工、增值，所赢得的利潤，再向農民返還。在日本當農民的感覺，更像是在農田裡幹活的“上班族”。日本農協是政府授權興辦的，又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成長壯大。政府給農協優惠于一般私人企業的稅收政策，如壟斷法不适用于農協經營的農産品和農資，農協的法人稅比一般企業低10%等特權。

日本農協促進農業發展，逐漸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通過控制農民，農協甚至能影響政治走向。日本選舉有個叫“票差格局”的制度，靠選區劃分加重了農村選票權重，農村一票，最高頂城市五票，日本農村所能影響的議會席位數，占到了國會的30%左右。日本政府不得不在農産品問題上，唯農協馬首是瞻。在農産品進口方面，農協往往打着保護農民收入的幌子，以堅持維持農産品高關稅。

日本農協的“倔強”

戰後日本人的飲食結構西化，不像從前隻吃大米，日本大米消費量隻有30年前的一半。為了維持高米價，日本必須減少種植面積。不得已，農戶自己種二三公畝地，其餘的租給别人種。在偏遠的地區，很多的都是老人務農，年輕人外出打工，有的地方還出現有地無人種的情況。

農協不希望農民數量減少，可現實卻大相徑庭，咋辦呢？記住這四個字，“減反政策”。日本政府下設糧食廳，在大米的生産和流通領域扮演着重要角色，既是購買者又是販賣者。政府把通過農協收購的大米，賣給批發商，其價格通常比支付給農民的價格要低。其差額由政府的财政來彌補，這種大米叫政府米。政府米在批發階段的貼水率是25%、零售階段是35%。高價收購大量糧食行不通，農協提出了所謂的“減反政策”，就是我減産，你補貼。相當于日本政府花錢請農民少種糧，從而提高日本糧食的市場價格。

1995年，日本政府進一步降低糧食管控，制定了“新食糧法”，将米作為“商品”自由流通，農協事實上獲得了大米定價權。經過農協幾十年“努力”，3600萬畝的日本水田，隻有2055萬畝地種大米，四成水田被要求減産轉産。

1975年到2015年的這40年，日本棄耕面積從13.1萬公頃上升到了42.3萬公頃，約合634萬畝地。糧食自給率從79%穩步降到37%。日本國内米價是美國5.6倍，泰國9.5倍。自給率那麼低，就得進口呀。日本糧不能降價，那就讓外國糧漲價！日本對大米進口的關稅高達778%，這樣進口米在日本也漲到了天價。

日本進口水果排名前五的是香蕉、菠蘿、葡萄柚、橙子和猕猴桃，基本都是國内不生産的。而本國生産的水果排名分别是：橘子、蘋果、西瓜、梨、柿。也就是說，隻有對日本國内農産品不構成威脅的，才會被大量進口。

日本市場上随處可見天價水果。一粒三百的岐阜草莓，能賣到一千二的夕張蜜瓜，六百一個的熊本植木西瓜，不是日本種不出便宜的瓜果蔬菜，隻是為了利潤不願意便宜賣罷了。作為生活基礎物資，農産品的價格直接影響一國的整體物價水平，而且非常容易造成通貨膨脹。日本農協打着“保護農民”的大義名分，固守高糧價和減産政策，靠剝削日本消費者，強行給小農經濟續命。

鼎盛時期，日本農協準社員達到900萬人，擁有日本第一大企業集團、第一大銀行集團、第一大保險集團、第一大醫療集團和第一大供銷集團。日本雜志《PRESIDENT》2013年曾公布過一份“日本各職業年均收入”排名，其中農民年均收入竟高達到756萬日元(約合49萬元人民币)，超過了公務員、漫畫師等很多城市白領職業。随着人口老齡化，日本農民越來越少。70年代後，日本農協大量吸納非農成員，隻要擁有1公畝以上土地，一年從事60天以上農業勞動的人，就有農業委員會的選舉和被選舉的資格，你就是真正的農民。

除了正常的農業生産資料供應、技術指導、教育培訓、農業信息、農産品加工、存儲、銷售活動，農協還不斷挖掘、開拓業務線，開展了醫療、葬祭、教育、人壽保險和非人壽保險業務，從出生到去世一條龍服務。

高度壟斷，獨立運作，缺乏監管，就會導緻絕對腐敗。農協位于東京的豪華總部大樓。每年農協都會集中采購農具農藥農機等生産資料，賣給農民的價格，遠高于市場價格，還忽悠農民買用不到的東西。

美國的農業改革，六十年前就從高價收購轉向财政補貼，三十年前歐共體也開始農政轉型，讓所有納稅者承擔。如果想參與到更大的全球化中，日本政府勢必要開放本國的農産品市場。農協改革阻力大，日本經濟一蹶不振的壓力就會更大。

農村問題是每個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會遭遇的難題。日本農協早晚要到國際農産品市場裡去競争，靠壟斷維持高利潤是無法持續的。畢竟，再強大的組織，也抵抗不了時代的滾滾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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