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與齊襄公

魯莊公二年，十二月，《春秋》記載，“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對于這條明确的史官記載，《春秋》三傳各有各的說法，下面逐一來看：

“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奸也”。這是《左傳》的記載，也是這年唯一的一條記載。按照《左傳》的認識，《春秋》這條記載隻能說明一個字：奸。一個奸字，寓意豐富，也可以是私情相會，也可以是共商奸謀，也可以是女子不守本分、抛頭露面的意思。尤其奸字最早就是三女為姦。奸的原意大緻是“幾個女人一台戲的含義”。大凡做出有損于魯國的事情，也均在“作奸犯科”的範疇。類似今天說某某是漢奸一樣。

“婦人既嫁，不踰境。踰境，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可見，《谷梁傳》認為不僅文姜有錯，史官也是有問題的。作為魯桓公夫人，擅自離境，是一種不守婦道的行為；其次，“會”這種國事活動，應隻限于國君之間，作為魯國夫人，是沒有資格的，而《春秋》作為史書，竟記載此事，是不對的。從這條記載可以看出，《谷梁傳》作者也認識到，文姜這是在行使魯國國君的權力！

而《公羊傳》更不同，竟然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換成了“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此外，公羊高先生不做任何解釋。也許，公羊高認為禚字應發音為羔，當時隻認了半個字。或者，禚（發音桌）字脫漏左偏旁，看成了羔羊的羔，但又覺得當時沒有這個地名，于是師心自用，就改成了“郜”。郜，曾經是一個姬姓國家，這時已經屬于魯國。這樣的更改在公羊高那裡也許覺着更妥當。但這一字之改，性質就變了！禚是齊國城邑，故址在濟南市長清區，而郜地則在山東省成武縣，兩地一北一南，相距142公裡，真是風馬牛不相及。更為重要的是，禚在齊，郜在魯，這個性質更嚴重。前者會于齊，後者會于魯。

從文姜的角度看，自己是魯桓公的夫人，是魯莊公的母親，天然具有魯國最高領導者的身份，使用這樣的身份會晤齊國國君，沒有什麼不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分明就是按照國君會晤之後的“大書特書”。在春秋時代，夫人也稱小君，地位崇高，是可以行使國家權力的。更何況，文姜外出，一定是大隊人馬，史官在側，一舉一動，均在史官眼裡。當然，如何記載，估計需要文姜點頭認可。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這一年的《春秋》完整地記載了文姜的頭銜和姓氏，即“夫人姜氏”如何如何。這種記載徹底否定了魯莊公元年《左傳》的說法，什麼“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看來，“禮”字不過是《左傳》作者一時的激憤之詞，甚至是随便拿來攻擊人的武器！而《左傳》所書奸字，更像是數百年後，晚輩後生發出的輕率诋毀。

從三傳之間的區别可以看出，《公羊傳》沒有了評論但改了史實，《左傳》缺少了史實卻多了微言大義。《谷梁傳》原本長于微言大義，現在卻又變成了政治評論員。這些現象背後，反映的是時代價值觀對曆史事件本身強大的解構能力和塑造能力。就如同有句名言說的那樣：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

同時，這種情況也反映了從春秋到戰國，一直到兩漢，經過數百年、上千年的曆史風雨，原有的曆史面貌或許早已變得模糊不清。而要真實反映古代曆史，就應該脫離時代價值觀的羁絆，進入古人生活中盡可能真實的場景，還原他們真實的思想與情感，尤其要基于當時生産力發展水平，定位春秋期間一般性允許的人際關系和國家關系，從而剝離後代作者強加于前者的思想外套，一窺古人真實的曆史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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