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民族融合

漢中地處中國西部南北分界線秦嶺之南，是古代西戎、南蠻、華夏的交彙雜居之地。古代漢中，既有西北民族中的羌、氐，南方民族中的巴、蜀、庸、濮、微、賨、僚，甚至還有北方民族中的匈奴、鮮卑人。氐、巴、蜀、僚等族人在漢中自古就有，羌、庸、濮、微、賨、匈奴等族人系流徙而入。氐人自上古至魏晉南北朝皆有分布，巴、蜀、庸、濮、微人主要生活于春秋戰國之前，羌、賨、僚、匈奴人活躍于兩晉南北朝。隋唐以後，各族逐漸融入華夏(漢)。近現代漢中仍有羌族，但已與古羌人不同。當今漢中人數占絕對優勢的漢族，是曆史上多民族在漢中聚居、流徙形成的，是各民族交流融合的結果。

巴人故國

巴是中國古代起源複雜、延續時間長、分布範圍廣的一個古老民族。在較長時期，許多學者論證巴人起源于漢水上遊，“巴方”和早期的巴國均在漢水上遊的漢中、安康一帶。20世紀80年代以後，又有了巴人為成都平原故有之民族、鄂西香爐石文化為巴民族源頭文化、三峽地區為巴人起源地等說。此外，學界還有巴人起源于隴右、晉南、洞庭湖流域等說。但是，早期巴人生活于漢水上遊有文獻依據、文物印證、學界論述和文化遺痕，漢中應為巴人最初生活和立國之地。

顧颉剛等《中國曆史地圖集▪商時代》書影

文獻線索 巴人在史前的蹤迹渺然難尋，學界或謂其為中原黃帝之後裔，或謂其承東方太皞之衣缽，但都無法确證。三代時，巴人的行蹤漸次清晰。從夏至商，巴人活躍于漢水上遊的漢中、安康一帶。《華陽國志▪巴志》曰：禹“會諸侯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巴、蜀往焉。”此巴蜀即指今陝南、川西北地區。在記錄殷商後期商帝武丁與其妻婦好用兵江漢的蔔辭中多次出現“巴方”，并有“我歎収（登) 人伐巴方”語，“我方”在漢水上遊，“巴方”亦應在漢水上遊一帶,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顧颉剛、章巽所編的《中國曆史地圖集》，即将“巴方”約标于漢水上遊黃金峽(今陝西洋縣東南)地段。

西周時，巴人仍是漢水上遊活躍的政治、軍事實體。《華陽國志》載，“周武王伐纣，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既克殷，封其宗人于巴，巴國成為“漢陽諸姬”之一。既曰“漢陽諸姬”，當然位于漢水流域。從《左傳·昭公九年》周景王使詹桓伯對晉人說“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鄧，吾南土也”之語判斷，巴國在楚(都今陝西河南交界的丹、淅之間)、鄧(都今湖北襄陽市西北)之西，仍應位于漢水上遊。此時漢中的巴人，還向北進入關中地區。春秋前中期，巴始終立國于漢水上遊。不過因受蜀人進逼，活動中心或許已自漢中逐步東移。

春秋末葉，由于楚國的強大和巴、楚聯盟的破裂，巴人在漢水流域式微。前477年，楚國大敗巴國，伴随着“楚主夏盟，秦擅西土”(《華陽國志·巴志》)，巴國無法再在漢水流域立足，乃南遷于鄂西南清江流域。漢水上遊的巴人故地，成為一處處遺迹并進而演變成地名。《戰國策·燕策二》蘇代傳述秦王之語時的“漢中之甲，乘舟出于巴”，《水經注▪沔水》之“巴嶺山”、“巴嶺”、“巴山”、“巴溪戍”等地名，就是巴人在漢中曆史的印記。直到漢末，當漢中的賨人首領李虎率衆歸順曹操被遷至略陽(今陝西秦安縣東北)後，仍被稱為“巴氐”。此前，李虎等自巴西之宕渠(今四川渠縣東北)遷至漢中已十多年，之所以如此稱呼，是因為宕渠、漢中皆巴地。

考古證據 20世紀80年代對南鄭縣東北龍崗寺遺址進行發掘,20世紀末期對城固縣北湑水河畔寶山遺址進行發掘，前者出土大量舊、新石器時代石器、陶器和骨器，後者出土衆多新石器時代、商時期陶器、青銅器，而這些出土的器物，都間接或直接證明了這區域與早期巴人的關系。

巴人柳葉形青銅劍

漢中出土的陶器與巴人有密切關系。龍崗寺遺址仰韶文化半坡晚期類型陶器中的簋、豆、杯等高圈足遺物，在大溪文化中也發現過，兩者應有某種文化聯系。寶山遺址中，有龍山文化時期的4座燒烤坑，出土有多飾繩紋的罐、缽、缸等陶器，陶質基本上是夾砂褐陶和黑皮紅胎陶，其中的寬沿折腹尊和陶器的鍊環狀堆塑紋、禽爪迹狀紋飾，也見于寶墩文化；商代遺存“陶器以土著文化因素為主”(黃尚明《蜀文化研究》)，陶器中陶釜數量龐大，其中多見的小底尊形杯和陶器的貝紋，也常見于鄂西、三峽和川西地區夏商時期文化遺存中；陶器的目紋在香爐石遺址、路家河遺址和三星堆遺址陶器上也有發現，而這些區域也是巴人早期活動的區域。學術界研究認為：“以城洋為代表的漢水上遊，在商代中期和晚期前段，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活動中心”(趙叢蒼主編《城洋青銅器》)，而三代時漢中一帶的民族分布，東部主要是巴人。

城固、洋縣等地青銅器的出土是巴人在漢中生息繁衍的直接證據。漢中青銅器一類(主要是禮器)屬于中原風格，這與其他非中原青銅器系統特點一緻；而另外一類(主要是兵器)呈現出巴蜀文化的特征；兵器以戈為多，其次是镞、矛、钺，總體面貌以地方性特點為主流。早在1988年，唐金裕《漢水上遊巴文化與殷周關系的探讨》就論證，漢中青銅器“應是巴族文化的遺物”。趙叢蒼等在《城固寶山:1998年發掘報告》中進一步闡述，“城洋青銅器的主要存續年代，與寶山商時期遺存基本同步。文化面貌上的相似性與年代上的一緻性，說明二者有可能是同一個人類共同體所創造的文化”，而“與路家河二期後段遺存有着親緣關系的寶山文化，其性質亦為巴文化”(趙叢蒼主編《城洋青銅器》)，兵器的形制、紋飾，也明顯呈現巴人風格。漢中出土的虎鈕錞于，是“古代巴人的典型器物”；柳葉形短劍是巴人的發明，“應稱為巴式劍”，“三角形援戈和舌形刃斧是巴文化的青銅器”。城固出土的巴氏矛、巴氏钺為商代晚期，而寶雞出土的系西周早期；巴地出土的三角形援戈、長方形直内戈也以城固的最早。這些考古結果，無不印證着古代巴人在漢水上遊以城固、洋縣一帶為中心的活動。

學界論述 巴方和早期的巴國位于漢水上遊，是史學家、民族學家幾十年來一以貫之的觀點。蒙文通《古代民族遷徙考》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莊燕和《古代巴史中的幾個問題》、董其祥《巴史新考》、李伯謙《城固銅器群與早期蜀文化》、孫華《四川盆地的青銅時代》、劉長源《漢中古史考論》、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撰異·巴》、蔡靖權《巴人的遷徙與文明的傳播》、李天福《巴文化的移民特質》等專著或論文，皆以巴人的起源或早期活動地在漢水上遊地區或漢水上遊的漢中為論斷。莊燕和先生《古代巴史中的幾個問題》研究認為：“漢水流域的‘巴方’，比清江流域的巴人更早，清江流域的巴人不是源，隻能是巴人中的一支。當然，清江巴人也不可能興師到千裡以遠去參加周武王讨伐殷纣王的戰争。”“從時間的先後次序分析，從地理位置上看，川北、川東的巴人，湖北清江流域的巴人，貴州烏江、遵義一帶的巴人，很可能是陝南漢水流域的巴人向東南遷移的結果，他們很可能是巴方”的後裔。”鄧少琴《巴蜀史迹探索》在引用《水經注》的相關記載後論曰：“值得注意的是由南鄭到安康之間，有多處記載與巴蜀有關的地名和一些文物事迹。漢水以南的支流發源于巴嶺巴山不足為奇，而特異的是漢水以北之子午河道，竟蒙‘巴溪之名。漢高祖率谷民還定三秦，系出故道’而暗度陳倉，不由此子午谷道。而子午谷道，漢世已立專稱，《水經注》舍專稱而用古名，此或為得之當地自古相傳之地名，此可以反映在殷周之世，漢水流域早為巴族聚居地區。”有的學者還認為，漢中之名即源于巴人。

比較各種相同或有差異的觀點，童恩正、段渝、張正明關于巴人遷徙的論述，可能最接近事實。《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巴”釋文(童恩正撰)曰：“西周初期，(巴人)受周王室分封，在漢水流域建立了巴國。春秋至戰國中期，占據川東之地。”《四川通史》第一冊(段渝主編)曰：“商周時代，(巴人)據有漢中東部。春秋時代，向大巴山東緣發展。春秋末葉，舉國南遷長江川、鄂之間。戰國時期，進入川東，兼及與鄂、湘、黔相鄰之地。”張正明《巴人起源地綜考結合語言學、民俗學、民族學等方面的資料對巴人起源的諸多觀點研究後認為：“早期的巴人是西部民族，屬于藏緬語族。”“巴人起源于羌人頻繁出沒乃至長久栖息的地區，即陝西西南部和甘肅東南部，可能還包括四川東北部和重慶西北部的少量邊緣地帶在内，從流域來說是漢水上遊和嘉陵江上遊。”“巴人推進到峽江地帶的年代不早于春秋中期。”“巴人推進到清江流域的年代不早于春秋、戰國之際。“巴人西遷至今重慶一帶的時間約在前5世紀前後，這時其活動區域東至魚腹(今奉節)，北至漢中。楚威王時，巴人退守阆中(今屬四川)，後被秦滅國置郡。

漢水漁舟

文化遺痕 作為古代巴人的生息繁衍之地，漢水上遊曆史地理、風俗民情中有許多巴文化元素。除《水經注》載漢中一帶以“巴”為符号的地名外，隋唐宋時，在《水經注》“巴溪戍”附近(今陝西洋縣東北)，還設有巴嶺鎮(參見《太平寰宇記》卷一三八)，可見這帶與巴人淵源之深。巴人的經濟活動具有廣泛适應性，生活于清江流域、三峽地區，以漁業、畜牧業為主，生活于漢水上遊和川東，則進行農業生産。将棺木做成船形的船棺土葬、懸棺葬，是巴人的主要葬俗，此類習俗在漢水上遊也有遺痕。巴人有樊、醰(沈)相、鄭陳、程、蹇等大姓，這些姓之人古代漢中都有。東漢時弘農太守陳綱、從事陳調、巴郡太守陳雅、南郡太守程基、計曹史程苞、功曹程信等漢中人可能即屬巴人。當今漢中還有巴、相、稅等古代巴族屬性明顯的姓氏。

來源：文化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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