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僵硬的社會等級制度開始崩潰,正所謂“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周天子權威掃地,各封國國君紛紛僭位,自稱公侯,戰國時更進一步自稱為王。在此社會巨變之際,秦穆公當年的風流早已被雨打風吹去,井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制的産生、賦稅改革的落後,使秦國出現了“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的現象緻使秦國外交地位低下并經常受到楚、魏的侵擾。當齊威王稱霸中原之時,各國紛紛前往朝賀,隻有秦國被視為西部邊陲的夷狄之國而少有往來。

為了改變這種被欺淩、被歧視的處境,胸有大志的秦孝公決心複興秦國穆的偉業。他于公元前362年向天下頒布了《求賢令》,令稱:“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将尊官,并與之分土。”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衛人公孫鞅就是個十分勇敢的人,他從魏國來到秦國,幫助秦孝公實行變法革新,并遷都鹹陽。

商鞅(約公元前390一前338年),戰國時期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衛國國君的後裔,公孫氏,故稱為衛鞅,又稱公孫鞅。因變法有功被封于商,故又稱商鞅。商鞅年少時就喜好“刑名之學”,當時的儒、墨、道、兵等各派學說都谙熟于心。學術積澱使商鞅充滿了治國平天下的壯志豪情，随即他開始尋找“栖身之佳木”

戰國初年,魏文侯因任用李悝變法而一躍成為中原霸王,商鞅認為魏國就是自己的用武之地,而魏相公叔痤非常賞識他的才華和學識,認為他将來必堪大用,他在臨終之際特意向魏惠王舉薦了商鞅,公叔痤還跟魏王說:如果不用衛鞅就殺了他,免得衛鞅為其他國家所用。可惜惠王覺得衛鞅當時太年輕,未聽其言。恰巧此時秦國向天下頒布《求賢令》,招攬賢士,商鞅當機立斷,西行人秦。

史載,公孫鞅是帶着魏國改革家李悝所寫的《法經》入秦的,《法經》作為創建新型法典的藍本,直接影響到了秦律的制定,而秦律又為以後曆代秦君所繼承，可以說《法經》為我國古代法典的編篡确定了基本模式。

在孝公寵臣景監的舉薦下,商鞅獻上了一套“循名責實,信賞必罰”的變法計劃,秦孝公大為贊賞,決心實行變法。

商鞅變法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實行連坐法和推行縣制。第二，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第三,避私鬥,獎勵戰功。

其核心思想是:重刑、弱民、抑商和禁旅,尤其是按軍功大小取得貴族爵位,此舉打破了"世卿世祿”的官制,士兵斬一敵軍官馬上可晉一級爵位，較之魏國隻賞銅八兩的規定高多了。有了軍功即使是奴隸也可以得到解放,沒有軍功即使是過去的貴族也隻能享受平民待遇。變法破除了奴隸主世襲貴族的特權,建立了新的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秦國平民從此有了用戰功改變自身地位的希望,軍人從此成了榮耀的職業。

立軍功者能升官晉爵極大地刺激了秦人的尚武精神和為國作戰的勇氣。而攻城掠地和繳獲愈多也使秦國論功行賞有了資本……如此循環。秦軍愈戰愈強,逐漸成為一支令東方諸國聞之喪膽的虎狼之師。

“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鬥,鄉邑大治。”(《史記·商君列傳》)就連周天子也送禮給孝公,封為“方伯(方諸侯領袖)秦國從一個不起眼的弱國變成了軍事強國,變法使秦成為當時最強大富足的國家。

崛起的秦國首先拿魏國開刀,多次打敗魏軍,攻占了魏國的都城安邑(今山西),魏國盡割西河之地與秦求和,為躲避兵鋒,不得不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魏惠王後悔地感慨:“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商鞅變法,其結果令秦國變得強大,但過程卻相當曲折。據司馬遷《史記·商君列傳》記載,變法之初,即遭到甘龍、杜摯等舊貴族的反對,雙方展開激烈辯論,辯論的内容是:“慮世事之變,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在辯論中,商鞅取得了完全勝利,這更加堅定了孝公變法的意志,遂出“墾草令”。墾草令即《商君列傳》所說的“變法之令”。

變法初期,為了在百姓心中建立有法必依、令行禁止的信念,商鞅采用了“徙木立信”的小策略。他命人在城南門立了一根三丈長的木頭,并宣告有人能移至北門則賞十金。開始根本沒人相信,商鞅又将賞格增到五十金,圍觀的人越來越多,但還是沒人相信。最後有一膽大的人嘗試将木頭搬到北門,結果如數得到了賞金。于是,百姓奔走相告,說商鞅變法絕不欺假,令出必行,于是變法得以推行。

商鞅變法将秦國從落後的奴隸制國家轉變為封建制國家。孝公十年(公元前351年),商鞅又進行了第二次變法,使秦國的封建化進一步深入。秦孝公兌現了當初《求賢令》中的許諾,将商地十五座城邑重重地賞賜了他，從此人稱商君自商鞅變法實行獎勵軍功政策後,秦國軍隊愈戰愈勇,武器裝備不斷改進，兵種已有步、車、騎之分,軍隊數量達到百萬,同時出現了尉缭子、白起王葛蒙恬等著名軍事家和将領。變法使秦邁出了崛起的重要一步,秦國很快躍居戰國首強，成為實現中國統一的中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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