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丘明的《國語》中，提到商周交替時說“武王伐殷”與“武王伐纣”，這是“武王伐纣”最早的出處。

比《國語》更早的文獻或考古資料顯示，當時說的是“武王征商”或“武王克商”，而不是我們熟知的“武王伐纣”。比如，著名的《利簋》青銅銘文記載：“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早晨），歲鼎克昏辰，夙（日出）有商。”

古人寫書，惜字如金，每一個字都有深意。那麼，為何周初金文中說“武王征商”，而不說“武王伐纣”或“武王伐商”？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與“伐”字被誤讀有關。

首先，周人為何說“征商”或“克商”，背後有何政治意義？

所謂征字，本義是征讨，最早始見于甲骨文，因此“征商”是征讨殷商政權之意。

所謂克字（見下圖），就是戰勝，最早始于甲骨文，因此“克商”是戰而勝之的意思。

也就是說，先有武王征商，後有武王克商。

根據相關史料（包括出土的）記載，周人出兵時打出的旗号是“武王征商”，但在戰前宣誓動員時，周武王卻将矛頭對準了纣王，宣讀了纣王四宗罪，牧野之戰後，周人稱之為“武王克商”。

這裡存在一個疑問：周武王在出師名義上選擇的是“征商”，但在戰前宣誓上，卻沒有說商朝壞話，而針對的是纣王，既然如此，為何不說“武王征纣”？

原因很簡單，如果将周武王起兵旗号定位在“征纣”，那麼擊敗纣王之後怎麼辦：讓商朝繼續存在，扶持一個商人繼任王位？“征纣”的旗号，會留下很大的政治隐患。

從政治利益最大化上看，當時商朝搖搖欲墜，周人勝算極大，武王最有利的政治旗号，無疑是“征商”，直接推翻商朝統治，故而當時不說“征纣”。

至于名義上“征商”，宣言上卻是“征纣”，背後邏輯是因為纣王有罪而征商。

其次，從伐字上看，周人當時不太可能直言“伐纣”。

問題在于，既然周武王目标是商人政權，那麼為何不說“伐商”，而說“征商”？這與當時伐字本義密切相關。

所謂伐字，由人與戈組成，從古至今沒有什麼大變化。單看構成的偏旁，大緻可以理解為戰士攜帶兵器戈出征。比如，許慎《說文解字》認為“伐”的構型像人執戈，然後去攻打敵人，即“從人持戈”。按照許慎的解讀，“武王伐纣”的意思，就是周武王征讨纣王。

然而，甲骨文出土之後，人們發現許慎嚴重誤解了這個字，因為“伐”的本義是殺人，血淋淋得非常殘酷。

甲骨文中的伐字（見下圖），不是戰士背着戈或執戈，而是戈刃部分與“人”的頭部明顯有穿插，即用戈割人的脖子。尤其是商代“伐鼎”中的伐字，字形表現得更為清楚。

從伐字演化上看，商代伐字“砍頭”的意思尤為明顯，西周春秋時已經有所減弱，戰國之後變化更大，伐字中的“人與戈”分離，真正變成了“人執戈”的象形，字形上已經無法讓人直觀地看到血淋淋殺戮的一幕了。

因此，左丘明說“武王伐纣”，應該還是指武王殺纣王。之所以有此說法，大概與春秋時代氛圍有關，當時諸侯争霸戰争不斷，渴望和平的文人非常讨厭殘暴好戰的君主，于是才有“武王伐纣”，換言之就是認可仁義的君主可以直接殺掉殘暴的君主。

但在春秋之前，不管君主是不是昏庸殘暴，弑君往往都是不允許的，或者說要受到社會普遍的譴責，當時還是“尊君”的時代。比如，趙氏趙盾弑君事件，其實是晉靈公先刺殺趙盾未果，然後趙盾逃亡國外途中，但還未離開國境時，族弟趙穿殺了晉靈公，之後晉國史官董狐在史冊上記載“趙盾弑其君”，認為趙盾策劃了弑君事件，史稱“董狐直筆”。因此，當時弑君是要被釘在曆史恥辱柱子上的。

再向前看，商周之交時，周武王會不會直接殺了商纣王，纣王投降或被俘的話，周武王會不會直接殺了他？以周代的政治習慣來說，直接殺的可能性不太大，那麼就更不太可能赤裸裸地打着“伐纣”的旗号了。

綜上可見，西周金文中不說“武王伐纣”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周武王要取商朝而代之，針對的不隻是纣王，而是整個商人政權，因此金文中說“征商”；一方面伐字過于血腥，不适宜用于政治旗号，因此金文中不說“伐商”。

不過，由于伐字字形的變化，于是後世理解的“武王伐纣”，變成了周武王率兵征讨纣王，意思就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由此也可以看到，想要讀懂先秦文獻的難度不小，首先一個難關在于某些文字的古今意義已經發生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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