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心古代文獻的學者，看《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春秋類，都知道其中著錄有“《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包括四庫館臣在内的不少學者知道這所謂“《古經》十二篇即《左傳》之經，故謂之古”（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六），而所謂《左氏傳》即後來學人稱呼的《春秋左傳》（簡稱《左傳》或《左氏》）。《孟子·滕文公下》《史記·孔子世家》，還有别的好些古代文獻，認為《春秋》是孔子所作。至于《左氏傳》，不少古人說是出自一位叫作左丘明的學者筆下，譬如《漢志》班氏自注就是這樣說的。

“國學經典文庫”《春秋左傳》，嶽麓書社出版

關于《春秋》與《左氏傳》的作者，我們已經注意到早就有與上文所述不同的議論，但我們仍然相信上文所述大體上不假。孔子本不願徒托空言以救世，然而他在汲汲道途求見用而不可得的情況下，據“魯史”而修《春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将來”（杜預《春秋序》），“冀垂訓于後昆”（孔穎達《春秋正義序》），應該是可以做到的事。何況“魯史”本來就有的，孔仲尼先生不過是對“魯史”加工，把史料修訂成《春秋》罷了。《左氏傳》也不是天書，總該有它的撰寫人與編輯者，他（他們）姓甚名誰，現在已經不太重要。

上文已言及學術界關于《春秋》與《左傳》作者的說法有分歧，然而經學、史學研究者以及《春秋左傳》的廣大讀者至少對于下面的客觀事實抱有基本或完全一緻的看法：

一、《春秋》記載魯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六年間（公元前722—前479年）凡244年（也可以說是243年）周王室與各諸侯國的大事，主要是魯國的曆史，而魯哀公十六年正好是孔子卒年。孔子不可能修訂他身後的魯史。

二、《左傳》所記史事，前期早于《春秋》，後期晚于《春秋》。前期姑不論，後期到魯哀公二十七年止，比《春秋》多了十一年。實際上，魯哀公二十七年以後的事，《左氏》也略有交代。書上寫得明明白白，不應該也不容許産生異議。

三、《春秋》與《左傳》都是先秦儒家文獻。

四、《左傳》的思想學術價值遠在《春秋》之上。《春秋》很難說有明顯的哲學思想體系，《左傳》則相反。除了比較完整的哲學體系，我們還可以從《左傳》找到中華民族傳統美德許多方面的明确的表述，然而《春秋》則恐怕無從談起。《春秋》質木無文，而“《左氏》豔而富”（範甯《春秋穀梁傳序》），無疑稱得上我國史傳文學的傑作。

《漢書·藝文志》還告訴我們：《左氏傳》之外，與《春秋》有關的書，已亡佚者居多數，而“《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見存。我們現在看到的《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都止于魯哀公十四年，據說這是因為傳者認為魯哀公十四年有“西狩獲麟”的事，孔子自歎“吾道窮矣”，所以傳者不樂意寫下去了。

經學史把《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春秋左傳》合而稱之為“春秋三傳”。《春秋公羊傳》（以下簡稱為《公羊》，或簡稱為《公》）屬今文經學。《左傳》屬古文經學。《春秋穀梁傳》（以下簡稱為《穀梁》，或簡稱為《穀》）歸于今文抑或古文，有異議，比較多的學者說是屬于今文經。《漢志》春秋類著錄有《春秋》“經十一卷”，論者說那就是公羊、穀梁兩家《春秋》今文經。十一卷也就是十一篇。今文《春秋經》比《春秋古經》少一篇，有學者認為那是由于今文經“系闵公篇于莊公下”，因為闵公在位年短，其事不足成篇。這當然不必是定論。

現在也許不大有人說《左傳》是僞書了。不論今文經、古文經，隻要都是指孔子修訂的《春秋》，那就應該隻有字體或書法的差别。經文原本一樣，而傳者傳經，由于觀點不同，見聞不同，傳經之作也就肯定有了差異。經過漢代大學者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桓譚《新論》以及後來一些學者的辯論，特别是現代著名學者楊伯峻先生《春秋左傳注·前言》的辯護，謂《左氏》不傳《春秋》的說法恐怕也不能成立了。

現在我們應該說：《左傳》作者不但是《春秋》的傳人，而且是《春秋》傳人中最重要的功臣。桓譚說：“《左氏傳》之與經，猶衣之表裡，相待而成。有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太平禦覽》卷六百十引《新論》）若無《左傳》，不僅春秋時代當中有250餘年的天下大事不可能比較清晰，而且春秋之前的史迹也會難于追蹤。《公羊》《穀梁》兩傳合起來的篇幅也大大小于《左傳》，其容量小于《左傳》，毫無可疑。當然還可以說：《公羊傳》《穀梁傳》在中國古代學術史上自有其貢獻，值得研究；但是《左傳》在中國史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以及哲學、文學、語言學諸方面的貢獻，是《公羊傳》《穀梁傳》無法取代的。

我們這裡還要特别說到《春秋》與《左傳》對于中國古代禮學禮制的巨大貢獻。為《春秋左傳》作疏的唐初大學者孔沖遠等人引前修或時賢說：“《春秋》者，禮也。”近代大學者王壬秋先生《代豐春秋例表序》：“《春秋》者，禮也。”蘇厚庵《春秋繁露義證·楚莊王第一》：“《春秋》原于禮。”我們認為：前賢這一類論斷都是對的。周公之後的大禮學家孔子修訂的《春秋》，雖然沒有寫出“禮”字，而實際上自始至終都在宣揚禮制精神。《經典釋文》引鄭康成《六藝論》說：“左氏善于禮。”先秦周禮的原則精神、五禮大典及其演變，《左傳》都有反映。《左傳》是先秦禮書的重要輔助讀物。從某種意義上說，《左傳》本身就是一部重要的禮書。不讀《左傳》，至少治春秋時代禮制者會感到一定程度上的缺陷。（當然，我們不是說有了《左傳》，研究春秋禮制就什麼都好辦了。）

這裡還應該說到《左傳》與《周易》《尚書》《詩經》的密切關系。雖然不能說《左傳》為其他數經之彙歸，但是完全可以說《左傳》一書有《易》，有《書》，有《詩》，更有《禮》。這是隻要讀過《左傳》的人都明白的。

自古以來治《春秋左傳》者不少。成就比較大而有著述傳世的，首先是西晉的杜預（字元凱）。杜氏有《左傳》癖，好《左傳》而深思。他的《春秋經傳集解》（以後簡稱杜注），代表了晉以前《春秋左傳》研究的最高成就，稱得上“春秋左傳學”史上第一塊裡程碑。

唐初，孔穎達等人撰作的《春秋左傳正義》（以後簡稱孔疏），也還可以算是“左傳學”史上的重要成果。唐陸淳著《春秋集傳纂例》《春秋集傳辨疑》，宋劉敞著《春秋權衡》、胡安國《春秋傳》，元吳澄《春秋纂言》、趙汸《春秋集傳》《春秋屬辭》，明末清初大學者顧炎武著《左傳杜解補正》、王夫之著《春秋稗疏》《春秋家說》《春秋世論》《續春秋左氏傳博議》，清學者江永《春秋地理考實》、毛奇齡著《春秋毛氏傳》、顧棟高著《春秋大事表》、洪亮吉著《春秋左傳诂》、劉文淇著《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王引之有《〈左傳〉述聞》、俞曲園有《〈春秋左傳〉平議》，也都是“春秋學”或“春秋左傳學”的有代表性的成果。

而20世紀90年代初出版的楊伯峻先生大著《春秋左傳注》（以後簡稱楊注）修訂本，則為“春秋左傳學”的集大成之作，稱得上該領域的第二塊裡程碑。楊先生的《春秋左傳注·凡例》寫道：“《春秋》經、傳，禮制最難。”“故此注釋，以求真為本，于‘三禮’之說有取有舍。”可見他的大著已經在禮制研究方面下過大功夫。沒有曆代學者的智慧和辛勤，我們的閱讀和研究肯定會碰到更多的困難。

我們的《春秋左傳》，仍以阮刻本為底本，注意汲取前修時賢特别是杜注與楊注的研究成果，并貢獻自己的一得之愚。我們的好些說法與前修時賢不同，這是因為我們自認為應該不同。《春秋左傳》本來是儒家重視的經書中最大的一部，我們的校注不能不曆時十九個月之久。感謝嶽麓書社的朋友放寬了字數篇幅方面的限制。本書校注終于能夠較多地放開手腳，校注者本人的話不算少了。

本來《春秋》是經，《左傳》隻是傳，但是唐人《五經正義》之後，“春秋三傳”都上升為經了。這裡預先說明：20世紀90年代初本人點校《四書五經》而成白文本的辦法，現在有了改善。本校注依春秋十二公之次序，以“經某年”“傳某年”為标題，然後以“原文”标示《經》《傳》的内容，以“注釋”标示我們校注的内容。因為《經》文都很簡短，除了隐公元年（《春秋》第一年）之首為《傳》文（所記時事在本年之前發生），此下，包括隐公元年在内的任何一年的《經》文都在同年《傳》文之前全部一次推出，不必劃分層次。這樣做，既于阮刻本原文無一字增删，又不緻混淆《經》《傳》，庶幾乎于心可安。

有的《傳》文較長，校注較多，我們将其劃分為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小段了，校注也相應地拆分開了，其校注的注碼數字依次遞升。這種拆分是出于閱讀的方便，而非内容的差異。

我們注意到不少學者對于杜注、楊注以及其他相關著述的批評。以杜鎮南将軍終生鑽研《春秋左傳》的功力，以大學者楊伯峻先生的博學，尚且難免差錯，何況淺學如我呢？先師郭君重晉稀先生在世時，多次談到他和楊先生的交誼。而今郭、楊兩先生都已仙逝，無由讨教，心何悢悢！好在可以向廣大讀者朋友、學界同道與健在的先生請教，是為至盼。

本文為嶽麓書社“國學經典文庫”《春秋左傳》序，作者陳戍國。

書 影

“國學經典文庫”

《春秋左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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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傳》以《春秋》為綱，但記事的範圍之廣，叙述内容之具體詳贍，則遠遠超出了《春秋》，是我國第一部規模宏大而内容詳實的編年體史書。全書共六十卷，以魯國君主為次序，記述了魯隐公元年（前722）到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之間的曆史，系統記載了春秋時期的主要事件，涉及周王朝和晉、魯、楚、鄭等十多個諸侯國，對了解先秦時期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

同時，《左傳》語言精煉，文辭優美，善于叙事，對後世小說、戲劇的寫作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是我國古代史學與文學完美結合的典範。

“國學經典文庫”

《四書五經》

李學勤先生曾言：“整個中國學術的核心都是經學。”對《四書五經》的閱讀與理解，是了解我國文化必不可少的環節。本套《四書五經》校注本，凡六種十一冊，是當代經學研究大家陳戍國先生深耕數年之力作，系以阮刻本為底本, 參校衆本，廣泛吸取前人注疏、校勘成果，精校精注，為讀者提供了一種版本權威、校注精審、内容可靠、輕松好讀的《四書五經》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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