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新聞客戶端文雁兵

視覺中國圖。

【編者按】

8月17日，中央财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研究紮實促進共同富裕問題。這是中央财經會議首次專門研究共同富裕問題。

如何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核心在于構建橄榄型社會。會上，“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榄型分配結構”的目标，再次被提及。

中國的共同富裕大工程，從浙江開始。浙江作為首先探索和實現共同富裕的示範區，在今年7月發布的《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實施方案（2021—2025年）》中，提出率先基本形成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體的橄榄型社會結構。到2025年，浙江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斷擴大、結構持續優化、生活品質不斷提升，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50萬元的群體比例達到80%、20-60萬元的群體比例力争達到45%。

那麼，什麼是橄榄型社會？浙江離橄榄型社會還有多遠？我們要如何加快構建橄榄型社會結構？為此，湧金君邀請了一批大咖專家，從不同角度共話橄榄型社會。今天推出橄榄型社會系列湧金策的第一篇，由嘉興學院經濟學院院長、中國共同富裕研究院執行院長文雁兵撰文，為我們深度剖析橄榄型社會的表現、規律與本質到底是什麼？

中等收入群體要足夠龐大

橄榄型社會，是社會形态或社會結構的一種表現，指社會階層結構中，極富、極窮的都很少，而中間階層相當龐大的社會。

從社會學意義上說，中等收入群體的壯大，使得對立的貧富兩極，成為一個連續性的排列。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能看到拾級而上的希望，有助于舒緩貧富差距蘊蓄的對立情緒，以及由此衍生的系列社會問題。

從經濟學意義來說，就是中等收入群體或者中層階級人數的比例最高，中等收入群體比例不斷上升和壯大。

與之相對應的，便是中等收入群體比例過小或中層階級人數過少，即病态的沙漏型（或稱啞鈴型）社會和金字塔型社會。

目前來看，發達先行國家的中産階級或中等收入群體，都占較大比例。

如澳大利亞，中等收入群體占66%；比利時、新加坡，中等收入群體占60%以上；意大利、日本、西班牙、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英國，中等收入群體達55%以上；愛爾蘭、荷蘭和新西蘭，中等收入群體比例達50%以上。

關鍵在增加收入和社會流動

從全球視域來看，世界上許多現代化發達國家都是橄榄型社會結構。也正是這種結構，鑄就了許多國家今日的發達和輝煌。

從橄榄型社會的基本表象來看，提高中等收入群體比例或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是形成這種社會的關鍵。

它取決于兩個因素：收入增加和社會流動，前者是基礎，後者是前提。

形成和維持橄榄型社會的典型規律，就是要保持良好的社會流動性和形成多元化收入結構。

首先，從收入增加角度看，橄榄型社會依賴于多元化的收入來源和良好的收入結構。

個人（家庭）或地區的收入結構通常由工資性收入、轉移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财産性收入組成。從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來看，個人（家庭）或地區的收入結構由土地、勞動、資本、管理、技術、數據等各類生産要素收入組成。

發展中或發展落後國家的個人（家庭），收入結構中工資性收入和勞動要素收入往往是主要部分，而這兩類收入往往又較低。

因此，提高中等收入群體比例或擴大中層階級人數規模，進而形成橄榄型社會的關鍵途徑之一，便是提高個人（家庭）或地區的收入結構中的轉移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财産性收入。尤其要創造條件讓更多老百姓擁有經營性收入和财産性收入。

以财産性收入為例，發達國家居民收入中，财産性收入在其收入結構中占比在40%以上。

提高經營性收入和财産性收入，浙江有優勢。

如浙江推動民營經濟健康發展和民營企業家健康成長“兩個健康”、大力推動“大衆創新萬衆創業”和助力小微企業發展，都是“藏富于民”的好法子。

其次，從社會流動角度看，橄榄型社會建立在充分的自由選擇和良好的機會平等的流動社會。

中國古話“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說的是較低的社會流動性，造成的社會僵化和階層複制；“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則描述了較高的社會流動性，提供的機會公平。

此外，社會學主要從發展過程和社會公平視角考慮不平等問題，強調機會不平等；經濟學則主要從發展結果和經濟效率角度考慮不平等問題，關注結果不平等。

中國古話“不患寡，而患不均”，意為相比結果而言，人們更注重公平。

遺憾的是，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在其著作《21世紀資本論》中指出，不平等已成為“世界潮流”和全球現象。以勞動和資本要素收入為例，全球勞動收入份額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呈下降趨勢。

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在《2017世界經濟展望》中指出：

“由于技術進步和全球化，如今發達國家的勞動收入份額比1970年下降4個百分點，美國下降50%，德國和意大利下降 75%；由于參與全球價值鍊，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勞動收入占比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同樣出現下降。”

國際勞工組織2019年使用包含189個國家的勞動收入分布數據集測算發現：

“10%高收入群體掙得全球近一半的勞動收入，勞動收入占比從2004年53.7%下降至2017年51.4%。”

社會流動性下降與收入不平等，呈現出很強的相關關系，社會流動性下降容易讓經濟發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社會流動性下降會造成。通過提高社會流動性，解決階層固化、社會僵化、機會零化，消除社會排斥、階層排斥、經濟排斥，實現包容性發展，為個人（家庭）收入增加提高機會和前提。

橄榄型社會讓人感覺到希望

勞倫斯·詹姆斯在《中産階級史》中，分析英國中産階級發展壯大并影響國家和社會的過程後發現——

自從中産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誕生以來，逐漸形成了獨特的品味、訴求和消費，并最終在英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為社會主流和中流砥柱。

盡管過程有波動，但中産階級始終在促進社會穩定等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

也就是說，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具有對社會貧富分化較強調節功能和對社會利益沖突較強的緩沖功能。

而貧富分化所導緻的階級對立，勢必會加劇社會動蕩，于國于民于生産力都極為不利，這是任何國家和民族都不願意重蹈的覆轍。

全球知名經濟學家阿西莫格魯，曾全面比較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美國模式”和“斯堪的納維亞模式”。

前者收入差距過大，但創新激勵相對非常大，後者收入過于平均，但創新激勵相對非常小，兩種模式都各有利弊。

要保持社會的穩定性、平衡性和發展性，對國家來說，橄榄型社會最穩定和最有活力；對社會來說，橄榄型最安全和最有保障；對民衆來說，橄榄型社會最自由和最有希望。

橄榄型社會中最穩定的中等收入群體，在政治上被看作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在經濟上被看作是促進消費和内需的重要群體，在文化上被看作是承載現代文化的主體。

因此，橄榄型社會本質是一種動态的社會發展機制，在物質财富、發展穩定、社會流動等方面，具有自我調節和完善能力。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和形成橄榄型社會結構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是紮實推進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也有利于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提高社會總體消費水平、促進宏觀經濟穩定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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