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認為，上古時期，天下為公，民風淳厚，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及至春秋之世，天下為家，世風日下，人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禮記·禮運》）。然而鄭國子産卻與衆人不同，仍能保有上古時期的仁愛之心，知禮愛人，寬惠待民，所以孔子稱他為“古之遺愛”（《左傳·昭公二十年》），并把他作為自己“嚴事”的楷模。

子産（？—公元前522年），姬姓，國氏，名僑，字子産，春秋時期鄭國公室貴族，鄭穆公之孫，司馬子國之子，鄭簡公、鄭定公時期（公元前543—前522年）為鄭國執政國卿。

子産執政期間，鄭國内外交困，舉步維艱。外交方面，當時晉、楚兩個大國争霸中原，戰争連年，鄭國“介居二大國之間”，處境極為艱難，子産憑借其特有的大局把握能力和敏銳的分析預判能力，周旋于晉、楚之間，堅持原則，不卑不亢，赢得了諸侯各國的尊重，也維護了鄭國的利益；内政方面，鄭國公族統稱“七穆”，“七穆”之間相互争權，惡鬥不已，禮制秩序遭到嚴重破壞，子産當政期間大力推行内政改革，緩和了社會矛盾，穩定了統治秩序，為鄭國做出了巨大貢獻。

子産推行内政改革，首先從整饬禮制秩序入手。子産出身于貴族世家，自幼接受了傳統的禮制教育，他對“禮”有着深刻的理解，曾就“禮”的構成與功效等問題進行過深入探讨：“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在他看來，“禮”上承天地之性，下應萬民之情，是治國安邦的總綱，因此他執政之初就明确了“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的等級制度和禮制秩序。“都”是國都，“鄙”是邊鄙，都人和鄙人不僅居住區域不同，身份和職責也不同，因此每個人都必須遵從禮制規定，認真履行各自的義務。同樣，地位不同的人，責任和義務也不同，因此每個人都必須遵從相應的等級秩序和行為規範。公族、貴族違反相關禮制規制，也要堅決予以打擊。對于當時盛行的奢靡之風，子産提出“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的主張，崇尚節儉，反對奢靡（《左傳·襄公三十年》）。鄭國豐氏貴族子張舉行家祭，想用鮮活的祭品，向子産提出田獵申請。子産沒有同意，因為“用鮮”是國君特權，公族大夫家祭一般隻用家畜，不能僭禮，而且大夫“用鮮”屬于“泰侈”行為，必須“因而斃之”。經過子産不懈的努力，鄭國内政混亂無序的局面大為改觀。到他執政後期，整饬禮制的效果更加顯著，已經實現“鄭方有令政”。

在整饬禮制的同時，子産還大力實施仁政。春秋時期，随着社會變革加劇，普通國人逐漸成為主導國家發展的一個重要階層，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有着獨立的訴求和願望。如何滿足國人合理的訴求和願望，處理好貴族與平民之間的關系？子産結合内政改革推出了一系列愛民惠民舉措，讓普通國民得到許多實惠，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其養民也惠”（《論語·公冶長》）。

子産畫像

子産在執政之初曾向鄭國賢大夫然明請教為政之道，然明說：“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鹯之逐鳥雀也。”這種“視民如子”的觀念給子産很大影響，如果執政者不重視民生這個根本問題，政權是難以維持的。後來子産對人說：“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把政事比作農事，必須日夜思之，朝夕行之，說明他對民生極為關注，對農事極為重視。有一次子産出使陳國歸來，複命時對諸大夫說：“陳亡國也，不可與（結好）也。聚禾栗，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左傳·襄公三十年》）他認為陳國必将滅亡的重要原因是執政者賦役繁重，聚斂無度，“不撫其民”。如果國民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亡國就是必然的事情。

子産關切民生，最具代表性的事情是不毀鄉校。所謂“鄉校”，是國家設在鄉裡的教化學校，國人空閑時聚集于此，接受教育，議論國政，有時有人也會利用這個公共場所散布對執政者不利的诽謗言論，因此鄭國大夫然明建議子産取締鄉校，禁止謗言。子産則不同意，他說：“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國人早晚空閑的時候到鄉校來遊習講學，議論國政是非得失，為政者正好可以通過鄉校來了解民情民意。如果國人對現行政策措施表示認可，我們就繼續推行；如果國人表示反對，我們就認真聽取，加以改進。從這個意義上說，鄉校是為政者的老師。我聽說，虛心接受别人意見才能平息怨恨情緒，禁止别人發表意見就會加深怨恨，得不償失。國人心中有怨恨情緒，就像河水一樣，如果我們采取禁止一切言論的強制措施，讓怨恨情緒日積月累，越積越多，一旦爆發，就像洪水決堤一樣，必将造成巨大損失。如果允許國人平時在鄉校自由發表反對意見，宣洩心中怨恨情緒，為政者加以正确引導，及時化解矛盾和分歧，像引導河水緩緩流出一樣，國家就不會發生重大危機。”子産不毀鄉校，表現了他愛民惠民的執政理念和執政風格，同時也表現了他的開明和睿智，因此孔子對此做出高度評價：“以是觀之，人謂子産不仁，吾不信也。”（《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孔子畫像

子産為人仁慈寬厚，因此經常有人利用他這個特點耍小聰明，占小便宜。鄭簡公去世後，子産安排子大叔遊吉負責清除出殡道路，遊氏宗廟恰好當道，需要拆除，遊吉當然極不情願，但是他又怕子産怪罪，于是就讓役工拿着工具站在道旁，他對役工們說：“如果子産路過，問你們為什麼不拆除宗廟，你們就裝着悲切的樣子說不忍心這樣做，子産為人心慈，他肯定會答應不拆除的。”後來子産路過這裡，聽到役工們說不忍，果然下令改道繞過宗廟。同樣，管理公墓小吏的房屋恰好也位于墓道，如果把他的房屋拆了，鄭簡公的葬禮可以在次日早上如期進行；如果不拆他的房屋，墓道從旁邊繞過去，葬禮就要推遲到次日中午舉行。遊吉請示子産，并建議把房屋拆了，節省時間，因為諸侯各國都派出使者來參加葬禮，葬禮最好如期進行。子産卻說：“各國來賓能來參加葬禮，必然不會計較半天時間。既然如此，我們可以不拆除房屋，最大限度地維護普通國民的利益，何故不為？”後來按照子産的意見，當道的房屋不拆除，鄭簡公的葬禮推遲到次日中午進行。從這幾件小事可以看出，子産對于民生的關切程度。後來《左傳》“君子曰”發論道：“子産于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左傳·昭公十二年》）

為了切實改善民生，施惠于民，子産在經濟領域也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作封恤”，“作丘賦”，擴大了土地私有化的程度，調動了勞動者的生産積極性，同時也增加了國家收入，增強了國力。

“作封恤”，就是“田有封恤，廬井有伍”，主要内容是重新劃分田界，明确各家土地所有權。同時又把個體農民以五家編為一伍，做到“廬井有伍”，便于控制和管理。這項改革表面上是明确土地所有權，實質上是打破了井田制的束縛，改變了部分土地的性質，承認部分私田和個體農民存在的合法性，使一些農業奴隸變成相對自由的自耕農，提高了他們勞動生産的積極性，改善了他們的生活待遇，在客觀上也促進了農業生産的發展。當然，任何改革都會遇到阻力，阻力不僅來自于奴隸主貴族，也來自于普通國民，甚至來自于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子産推行“作封恤”改革之初，許多庶民都不理解，表示反對，于是民間歌謠傳誦道：“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産，吾其與之。”等改革推行三年以後，改革成效逐漸顯現，民間歌謠又傳誦道：“我有子弟，子産誨之。我有田疇，子産殖之。子産而死，誰其嗣之？”（《左傳·襄公三十年》）顯然，子産的改革措施深受民衆的歡迎和支持。

“作丘賦”，“丘”是井田編制，《司馬法》（相傳為流行于春秋時期的軍事著作）：“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一丘為十六井田六十四夫。“賦”是軍賦，以丘為單位，每丘須出馬牛、車乘、甲胄兵器和士兵若幹，杜預《春秋左傳集解》：“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子産規定，按丘（十六井）向新的土地所有者征收過去一甸（六十四井）的軍賦，同時給予個體農民甲士的身份和資格。這項改革增加了軍費收入，擴大了兵源，促進了土地私有。對于這項改革，國内同樣出現反對的聲音，然而子産堅定信念，不為所動，他當時說了兩句很著名的話來表達推進改革的決心：“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左傳·昭公四年》）

子産為政，非常注意策略與方法，提出了“寬猛相濟”的為政理念。“寬”與“猛”都是為政手段，不同的為政手段是為不同的施政目的服務的。相比較而言，“猛”更适用于整饬禮制和推行法治，而“寬”則更适用于推行仁政，教化國民。子産說：“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左傳·昭公二十年》）由此可見，子産的政治傾向主要是禮治主義，法治主義則是一種補充和完善。但是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法治比禮治更加有效。當時鄭國“七穆”依仗公族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有恃無恐，為所欲為，自私自利，窮奢極欲，嚴重幹擾了國家正常的統治秩序，危害了政令的公正性和權威性。子産意識到，如果對公族不加以約束，任由他們無法無天，胡作非為，鄭國遲早會亂作一團，走向滅亡，因此他決定采取強硬措施，積極推行法治，堅持法律的嚴肅性和公正性，嚴懲各種僭越禮制和危害國家的行為。他打破了春秋時期“刑不上大夫”的舊例，流放子南，誅殺子皙，嚴厲的法治手段有效地震懾了依仗特權恣意妄為的公族勢力，維護了法令的權威和尊嚴。

子産推行法治，最具影響的事件是“鑄刑書”，即把刑書條文鑄在鼎上，公布于衆，讓普通民衆了解刑法的具體内容，知道自己應該承擔的法律責任，這樣就限制了貴族階層對刑法壟斷的特權，維護了法律的公平和公正，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曆史進步。但是此舉卻遭到貴族集團的強烈反對，甚至當時晉國著名賢相叔向也緻信子産，對他提出質疑。叔向質疑的主要理由是刑書公開後，“民知有辟，則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徵于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他所擔心的是司法壟斷被打破後，國民從法而不從上，貴族的特權将受到限制。子産在複信中則解釋“鑄刑書”的目的就是“救世”，并明确表示自己“不承命”（《左傳·昭公六年》）。

子産善于用人，能夠做到“擇能而使之”。《論語·憲問》中提到的裨谌、世叔（子大叔遊吉）、子羽等人，都是鄭國賢大夫，子産根據各人專長，安排相應事務。大夫馮簡子善斷大事；子大叔有才，善于行事；子羽口才好，熟悉外交事務；裨谌善謀，而且他謀于郊野則事成，謀于城邑則事不成。因此鄭國如有外交事務，子産就向子羽咨詢，并安排他出面處理；如有需要謀劃的事情，他就和裨谌一起乘車到郊野謀劃，凡事必成；如有需要作出決策的事情，他就去找馮簡之商量；決策作出後，他就把事情交給子大叔去執行。每一個人的特長都得到充分發揮，所以“鮮有敗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春秋時期，由于生産力水平低下，人們認知能力有限，因此天命觀和宿命論仍然是當時社會的主流意識。然而子産學識淵博，思想開明，他在處理天命（鬼神）與人事關系時，既要求順應天命，又強調竭盡人事。魯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天空出現彗星，一些星象家認為這是除舊布新的征兆，預示某些諸侯國将要發生火災，其中包括鄭國。因此一個叫裨竈的巫祝建議子産用瓘、斝、玉瓒等寶物祭祀神靈，消除災禍，然而子産沒有聽從他的建議。第二年，鄭國果然發生重大火災，子産立即指揮國人滅火，他親自辭退來訪的晉公子，命令司寇安排好諸侯各國的使者，命令子寬、子上等人四處巡視，防止發生叛亂，命令公孫登等人轉移大龜等祭祀用品，命令祝史之官遷先君牌位于周廟，命令府人、庫人各司其職，慎守庫府……内外安排有條不紊，大火很快就被撲滅。第二天一早，他組織國人到郊外祭祀水神和火神，貢獻神靈，祈求庇佑。同時他下令舉國關閉集市，哀悼三日，并派出使者通報諸侯各國。此時裨竈又說：“子産不采納我的建議，招緻鄭國大火。如果現在還不用寶物祭祀神靈，鄭國還有可能發生大火。”子大叔遊吉等人也勸谏子産道：“如果寶物能救國救民，您為什麼舍不得幾件寶物呢？”面對各種質疑，子産說道：“天道遠，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後來有人據此分析子産在這裡所表達的是“天人相分”的思想。其實子産後面還有幾句話：“（裨）竈焉知天道？是以多言矣，豈不或信？”（《左傳·昭公十八年》）如果完整理解這段話，子産是批評裨竈假借星象，故弄玄虛，蠱惑人心，“天道遠，人道迩”是為了說明裨竈“焉知天道”的。《春秋谷梁傳》中也記載了這件事情：“人有謂鄭子産曰：某日有災。子産曰：天者神，子惡知之？”這裡的意思就更加明确了。

從子産對火災的應對态度和處置措施來看，他不是無神論者，他是相信天命（鬼神）的，而且也相信天命（鬼神）對人事是有影響的，所以大火熄滅後他立即組織國人舉行郊祭，兩個月後他又在國内舉行大規模的祭祀活動，“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災”，希望得到天命（鬼神）的庇佑。但是他反對裨竈等人完全依賴天命（鬼神）力量而放棄人為努力的迷信做法，所以大火發生後，他不是消極等待天命（鬼神）顯靈，而是積極采取應對措施，組織國人滅火自救，把損失降到最低，這是他與裨竈等人的根本區别。

子産作為春秋大變革時代鄭國貴族的代表，他思想開明，行事務實，才華出衆，寬惠愛民，銳意改革，卓有成效。但是春秋時期鄭國在諸侯國中的地位充其量隻能算準二流，由于受到鄭國政治地位的限制，子産個人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功績，隻能勉強維持鄭國得以承繼，對當時諸侯各國并沒有産生多少影響，對春秋大勢更沒有産生多少影響，這也許就是司馬遷在《史記》中沒有為他單獨立傳的原因。由此而論，有時事業的平台比個人的能力與勤奮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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