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曾經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而在封建王朝,真正做到這一點的,真的不多。
北宋大家張載也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名言,這句名言說的就是士大夫的責任,也是一種士大夫精神。
然而,我們縱觀封建王朝,帝國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則正是士大夫、官僚集團的腐敗。
宋神宗不同于他的糊塗父親,宋英宗不崇孝道,将北宋搞得雞飛狗跳,而自宋神宗即位以來,一改之前頹勢,積極進行改革變法,力圖富國強兵,甚至謀求恢複盛唐的榮光。
終宋神宗一朝,都圍繞着一場重大改革,那就王安石變法。中期改革的難度,不亞于一場政變,在王安石改革途中,每走一步都是滿路荊棘,其中最大的絆腳石,就是司馬光、韓琦、文彥博等一衆高官。
司馬光借古說今
千古兩司馬聞名遐迩,司馬光的聲譽、才華也毋庸置疑,但要說司馬光為北宋做出了多大貢獻,就真的乏善可陳了。
史料記載“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迩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甯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帝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
宋神宗讓王安石主持變法,從開始到結束,那些反對聲從沒有停息過,司馬光不是第一個跳出來持反對意見的,當然也是不最後一個。
司馬光像
一次,司馬光給真宗講曆史,講到蕭規曹随的故事,司馬光的曆史造詣幾乎無人能敵,他借這個故事就是要告訴宋神宗,變法不可取。
蕭何去世後,曹參成為相國,可是曹參上任後,并不管政事,整日飲酒作樂,漢惠帝對此不甚滿意,就找來曹參問話,曹參自認為不如蕭何,便延續蕭何的法度,漢惠帝認可了曹參的做法,漢朝也得以休養生息。
在漢初,曹參的做法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所以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可是,宋神宗年間不是漢初,熙甯變法開始的時候,已經距離宋朝開國100多年了,各種制度弊病顯露無疑,這就是改革的初衷,如果放任下去,國家能自動變得富強嗎?
很明顯,司馬光雖說是曆史大家,但這一說法太過牽強了。
韓琦依仗老資格韓琦是英宗的恩人,年輕時候的韓琦也曾躊躇滿志,在西北抗擊過西夏,也曾為“慶曆新政”出謀劃策,積極尋求富國強兵的辦法。
可在英宗朝,韓琦就成了徹頭徹尾的老官僚,每次英宗鬧出事端,韓琦就要為其擦屁股,英宗不盡孝道,還要立自己親爹為皇考,為天下所不恥。韓琦為了這個糊塗皇帝,充當了攪屎棍的角色。
史料記載“琦亟言之。帝袖其疏以示宰臣,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
王安石實施青苗法,目的無外乎為國家籌錢,在這其中,國家将之前常平倉的糧食作為本錢,以4分利貸給農民,如此這般,不僅可以增加國家收入,而且還能有效地打擊民間高利貸。
對于百姓而言,到了災年,他們就可以直接向國家借錢借糧,而且以相對較低的利息,這對百姓來說是個好事。韓琦對此提出反對意見,當時,韓琦還在外地,上疏神宗,表示由于上三等戶也能借貸青苗錢,不能達到抑兼濟困的效果。
王安石“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很大程度上就是将世家大族的錢挪到國庫,青苗法,讓民間的高利貸無法使生存,那些之前的既得利益者是誰呢?就是那些高官、世族,和其代表的利益集團,青苗法的實施,就是在卡這些人的脖子,斷了這些人的财路。韓琦為何要反對?就因為如此。
狡猾的文彥博
司馬光、韓琦的反對,大多針對條條框框,當然了,也有不少人身攻擊,而文彥博的反對意見直擊要害,令神宗搖擺不定。
史料記載“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制,于士大夫誠多不悅,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上曰:士大夫豈盡以更張為非,亦自有以為當更張者。”
在熙甯四年,文彥博對變法提出反對意見,文彥博在神宗朝已經是三代老臣,可謂“德高望重”,所以他的發言分量也很重。
文彥博像
由此我們也能看到,改革之艱難,先不論王安石改革利弊,光和這幫老臣打嘴仗,就夠王安石喝一壺了,每每面對旁人指責,王安石必定要條條框框去反駁,還要苦口婆心地勸說宋神宗,一旦神宗有所動搖,改革馬上就會功虧一篑。
在文彥博看來,先帝制定的律法很好,根本不用改,如果更改,便會失去人心。
神宗就問文彥博,士大夫都反對改革,但這對百姓有什麼不便嗎?宋神宗關心百姓疾苦,而這些法令如果能落實到位,大多都是有利于百姓的。
見神宗不上道,文彥博抛出殺手锏,陛下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而不并非和百姓共治天下。文彥博的這一席話,讓神宗陷入深思。
司馬光、韓琦不敢說得這麼直白,而文彥博直接将話挑明了。在文彥博們看來,國家就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不論法治如何改,都要先顧及到士大夫的利益,百姓的死活和你皇帝有直接關系嗎。
這就是保守派反對改革的最終原因,它被文彥博一語道破,這也是王安石改革失敗的症結所在。改革就會傷筋動骨,甚至換血洗髓,必定要觸碰很多人的利益,所以王安石在改革的路上艱難無比。
王安石的改革有很多問題,比如用人不淑,比如執行不力,但這裡涉及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做得越多,錯得越多,如果沒有王安石改革,是否北宋會發展得更好?答案必定是否定的。
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社會進步的必經階段,如果主動改革無法實現,那麼,被動改革就會随之而來,改朝換代就是那個陣痛的過程。
大緻從變法開始,北宋王朝無休止的黨争也拉開了帷幕,以往對事不對人的争辯,變成官員之間的互相傾軋。到了元朝,“文彥博們”估計才會醒悟,那些高高在上士大夫、讀書人,變成了最低等的南人,受盡了歧視和侮辱,到了那時,他們才會明白,原來天堂和地獄離着并不遠。
作者:特邀作者九魚亭
參考資料:《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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