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晔旻
明廷還為蒙古的貢使（也是商隊）無償提供載運貨物的車輛、駝馬草料以及食宿。這也是一筆不容忽視的開銷。在明英宗正統年間，僅大同鎮一地，就為蒙古貢使“往來接送及延住彌月，供牛羊三千餘隻，酒三千餘壇，米麥一百餘石，雞鵝花果諸物，莫計其數”。招待費加在一起，居然要30多萬兩銀子。
對明朝而言，這是不符合市場規律的賠本買賣，當然需要加以限制。所以朝廷詳細規定了朝貢的貢期、貢道和朝貢使臣的人數。相比之下，“兀良哈三衛”與明廷關系更為密切，所以他們一般是一年兩貢，一次是賀“萬壽聖節”，一次是賀正旦（後改為冬至），每次進貢，每衛定額百人，于喜峰口入邊。至于瓦剌與鞑靼則為每年一貢。就瓦剌而言，大體是十月由大同入境，參加正旦朝賀，賜宴，次年正月離京，二月出大同。明方則遣使送瓦剌使臣返回，并随同下一個使團還京。
《西旅貢獒圖》軸
雖然有這樣那樣的規定。但在執行層面就是另一回事了。考察“土木之變”發生前十四年間，瓦剌（包括鞑靼）共朝貢約三十次，除正統五年、七年、十一年每年來明廷朝貢一次外，每年都向明廷朝貢兩次或兩次以上。朝貢人數也從最初“不滿百人”發展到“十三年增至三千餘人”。一時之間，出現了貢使“絡繹于道，駝馬選貢于廷”，“金帛器服絡繹載道”的繁忙景象。
以此看來，漠北遊牧民的生計問題通過“朝貢”貿易似乎已經得到了解決。但實際情況并不是這麼簡單。一方面，随着脫歡與也先時期漠北暫時恢複統一，瓦剌的經濟得到恢複與發展，可用作“朝貢”的物産也越來越多，光是正統十年（1446）送到北京的皮貨就達“青鼠皮十三萬，銀鼠皮一萬六千，貂鼠皮二百”。這個驚人的數量已然超過了明廷的承受能力，最後除了數量最少的貂鼠皮照單全收，青銀鼠皮都隻各收一萬而已。以此不難想見，僅憑一年最多幾次的朝貢貿易，不太可能為所有剩餘畜牧産品找到銷路。另一方面，在朝貢貿易中獲益最大的仍舊是瓦剌的上層統治者，明廷回賜的大量奢侈品（如珍貴紡織品）便是主要為他們服務的。換句話說，單純的通貢貿易僅能籠絡瓦剌的上層，至于不夠資格享受明廷回賜的普通民衆仍舊“衣食将無所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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