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編鐘荊州?九十四、人間卧龍“（諸葛亮）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刍荛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于曾侯乙編鐘荊州?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曾侯乙編鐘荊州

九十四、人間卧龍

“（諸葛亮）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刍荛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

——《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袁子》

對于青年時代的諸葛亮來說，更為重要的是他的第四個圈子：師生圈。

諸葛亮與荊襄名士結成了師生。

諸葛亮可能很早就拜在了龐德公門下。

清人阮函曾說“隆中之所以為隆中，鹿門有以成之也”（《答鹿門與隆中孰優說》，趙兆麟《襄陽府志》順治九年刻本），鹿門代指龐德公，隆中則代指諸葛亮，就是他認為諸葛亮的成才，是龐德公精心培育的結果。現代學者譚良嘯則認為，龐德公實際上就是諸葛亮的老師。

兩家結親以後，諸葛亮常去拜訪龐德公，大概是常去龐家看自己的二姐。“每至其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黃惠賢《校補襄陽耆舊記》）。每次上門，諸葛亮總是在床邊行跪拜大禮，龐德公則坦然受之，毫不客氣。這就不僅是親戚之禮了，更重要的則是師生之情。

大概在龐德公的引薦下，諸葛亮才結識了對他影響極為深遠的司馬徽（龐統也當是龐德公推薦到司馬徽門下）。

諸葛亮初到荊州時，年齡尚小，不可能不到荊州官學就學。司馬徽是荊州官學的老師，還在襄陽收徒講學，諸葛亮又拜在他門下，就成了司馬徽的雙料得意門生（官學的學生和私學的弟子）。

司馬徽後來對諸葛亮說，“以君之才，當訪名師，益加學問”（《諸葛亮集·遺事篇·仙鑒》）。孔明啊，你如此聰慧，而我學識有限，已經教不了你了，你還是要再拜名師，才能繼續提升啊。然後，司馬徽就特别為他推薦了一位兵學大師：汝南的酆玖。

黃承彥是諸葛亮的嶽父，也是對諸葛亮影響較大的一位老師。黃承彥疼女愛婿，自己“為襄陽名流學者，對這位乘龍快婿的殷切期望、精心培植是不言而喻的”（餘明俠《諸葛亮評傳》第62頁）。

這就是諸葛亮的老師圈，都是那個時代荊襄地區最頂尖的名士。

有了名師大咖的指點教誨，諸葛亮學業進益，可謂一日千裡。

他學儒家經典。

襄陽的荊州官學裡，有三百多名“洪生巨儒，朝夕講誨”，有上千名學生學習典籍；司馬徽、颍容的私學裡，弟子雲集、同門多多。來荊州避難、遊學的儒士們還攜帶了大量的藏書，比如“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王粲”（張華《博物志》），王粲避亂荊州，自然就把這些書以及自己所藏典籍全部帶到了襄陽。劉表“又求遺書，寫還新者，留其故本，于是古典墳集，充滿州闾”（《劉鎮南碑》），形成一方藏書之盛。所以，襄陽有足夠的書，供諸葛亮來閱讀。

隻不過，諸葛亮讀書不是“務于精熟”，而是“獨觀其大略”，深入領會精神實質。或許正如《三國演義》所言，在他看來，“惟務雕蟲，專工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乃是“小人之儒”；隻有“忠君愛國，守正惡邪，務使澤及當時，名留後世”，方才是“君子之儒”（第四十三回）。

他學法家著作。

劉備在白帝城托孤時，曾經專門給劉禅留了一道遺诏：“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韬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三國志·先主傳》注引《諸葛亮集》）諸葛亮能夠為劉禅親手抄寫《申子》《韓非子》《管子》等法家著作，可見他法家造詣之深。

後來，諸葛亮依法治蜀，史稱“刑罰峻急，上下震恐”。為了“訓厲臣子”，教育勉勵臣子和子弟，諸葛亮還“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魏氏春秋》），以明令能知能行的行為準則。他這是依法治國。

諸葛亮治蜀，雖然“刑罰峻急”，但對待政敵的手段卻并不殘暴，于其家屬也甚是溫和，并且在蜀漢形成了政治傳統，這與魏、吳兩國動辄夷三族頗為不同。蜀漢的許多政治事件，如劉備在世之時，劉封“賜死”、彭漾“誅死”，均未見處理其家屬；諸葛亮當國，把廖立“廢為民，徙汶山郡”，死後獲允“妻子還蜀”；李嚴“廢為民，徙梓潼郡”，諸葛亮仍然任命他的兒子李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這些事件如果發生在魏國或吳國，絕對是大肆株連，甚至要掀起政治海嘯的。

由此亦可見諸葛亮“仁恕”之心，已深得儒道之精髓。

他學黃老道學。

道家的黃老之學曾在西漢前期盛極一時，漢武帝“罷黜百家”之後，黃老之學隻在民間私相講授，到了東漢末年又公開流傳了。劉表的别駕劉先“博學強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故”（《三國志·劉表傳》注引《零陵先賢傳》），荊州官學的校長宋衷為揚雄的黃老著作《太玄》作注，又引發了一股研究熱潮，影響遠及江東（陸績、張昭等）。這至少說明黃老之學在荊襄地區已經不再受到限制，諸葛亮的“非淡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緻遠”明顯受到道家學派思想的影響。

他學兵法機械。

他經司馬徽推薦，拜在深明韬略的兵學大師汝南酆玖門下，學習了《兵法陣圖》《三才秘箓》《孤虛相旺》諸書，悉心揣摩研究，“所學皆能緻其奧妙”。學成歸來後，言論識見迥然卓異，遠勝昔日，司馬徽大加贊賞，稱之為“真第一流也”（《諸葛亮集·遺事篇·仙鑒》）。

你看他“推演兵法，作八陳圖，鹹得其要”，你看他“長于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你看他“工械技巧，物究其極”，你看他“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瓷，又何秘要”（《三國志·諸葛亮傳》及注引《蜀記》），這得有多深厚的功底方得如此！

他學縱橫之道。

他隆中對策、折服劉備；舌戰群儒、智激孫權；義正詞嚴、回絕敵國；出師上表、感動劉禅；力排衆議、慶賀盟邦。他言辭犀利、擊準中的，議論風發、剖析深微，縱橫捭阖、雄辯滔滔，與戰國時期的縱橫家們的詞鋒犀利頗有相似之處，顯然也受到了縱橫家們的啟發。

蜀漢章武三年、曹魏黃初四年（223年）五月，劉禅即位，諸葛亮輔政，當此主少國疑之際，曹魏方面的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群、太史令許芝、谒者仆射諸葛璋等人，“各有書與（諸葛）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諸葛亮遂作正議一篇回複（《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諸葛亮集》）；建興七年（229年），孫權稱帝，“議者鹹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諸葛亮曉理動情，苦口婆心，說服衆人，并派衛尉陳震為使，前往祝賀（《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

有了這些名師的指點，襄陽又是群賢畢至、人文荟萃的地方，諸葛亮在濃厚的學術傳統裡侵淫，再加上個人的勤奮好學、博覽群書，以及諸葛氏家族的家風（文化傳統）熏陶，到出山之前，他已經是“逸群之才，英霸之器”了。

遺憾的是，“卧龍”諸葛亮和他身邊的時代精英，卻都不想在劉表手下出仕，不想聞達于劉表這個“諸侯”。

他們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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