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論語》中曾說：“父為子隐，子為父隐，直在其中矣”。如果我們不認真理解這一觀點，就會很輕率地以為儒學與現代法治思想存在背離的地方。“父子相隐”這一命題在《孟子》中更是得到進一步的闡述。

一個故事：

桃應問孟子：舜是天子，臯陶是官，如果瞽膄殺了人，怎麼辦？

孟子說：把他捉起來就是了。

桃應問：舜不會阻止嗎？

孟子說：舜哪能去阻止？臯陶的權力是承民意的。

桃應問：那麼舜該怎麼辦？

孟子說：舜把抛棄天下看得如同丢棄草鞋一樣。因此他會偷偷地背着父親逃跑，到海濱居住下去，一輩子快快樂樂，而忘了天下。

漢文帝時，刑罰非常嚴厲。齊國一小官吏叫淳于公犯了罪，須押到長安處于肉刑。淳于公生有五個女兒卻沒有兒子，臨行之際他歎聲道：“女兒沒兒子好啊，危難時刻都沒有用！”小女兒緹萦聽到父親的話後，便跟在官差身後一直到了長安。到了長安，她給漢文帝寫了一封書信，信中大概陳述兩個方面，一是他父親隻是一方小吏，雖然犯了過錯，但是當地百姓全都稱贊父親廉明；二是，犯了罪須受刑罰，她很難過，因為她已感受到父親悔過的内心，但是人一死，就算有悔過自新的心也無濟于事，所以她願意沒入官家永為奴婢，為父贖罪。漢文帝看到信後，感于此女子的孝心，不僅赦免了淳于公，還廢除了殘酷的肉刑。

這個故事在曆史上很出名，“孝女上書，律法更改”，這種大孝不僅讓父親免于酷刑，更是讓天下人受惠。法律是社會的需要，然而，我們也應該認識到，任何法律都是為了維護社會和百姓家庭的幸福和穩定，如果背離這個根本原則，則會破壞秩序、混淆是非。

我國自魏晉開始，至于清，都提出“孝治天下”的治國理念。清朝，《孝經》更是官方必讀文本。《孝經》中對孝有三個層次的闡述，非常有借鑒意義：孝敬自己的父母是小孝，孝敬雙方的父母就是中孝，以孝敬父母之心對待天下的父母則是大孝。可見，心體是儒家學問的出發點，孝是直下于心的，但這并不等于否定外顯的法制法規，雙方是相輔相成的。

“百善孝為先”做任何事，都看你是否有顆真心，孝敬亦是如此。因此，“百善孝為先”還有後半句“看心不看迹”。為人處事何嘗不是如此，能力不足可以培養，技術不夠可以學習，如果良心壞了，那就麻煩了！

回到開頭的“父子相隐”命題，就可以比較客觀的看待，不至于以偏概全。偏就是以為排斥法治，全應該是更高的境界立場，即根本處在于心的修養，而法制法規需要由此出發，讓心之良能更加晶瑩剔透的呈現。這一命題的真谛并非争論“儒法”的差異，而在于傳達孝心的真意，就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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