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堂吉诃德

（一）孤獨求榮的遊俠反映信仰失落的悲涼

堂吉诃德是拉曼卻村年近半百的窮鄉紳，因為醉心于中世紀騎士小說而決心效仿騎士行俠天下，追求他的騎士道理想。他把旅店當做城堡，店主當一個可以受封他為騎士的堡主，磨坊的風車當三頭六臂的巨人，理發師當武士，羊群是擺陣作戰的軍隊，銅盆是曼布力諾頭盔，還把一位醜陋的鄉野村姑視為自己的意中人，帶着忠厚樸實的仆人桑丘·潘沙三次出遊，屢屢受難。

他的行為荒唐可笑，别人嘲笑他癫狂，他卻依舊堅持自己。他有桑丘這樣一個一路跟随他的好仆人為伴，但實際上他還是孤獨的流浪者。桑丘講求實際、目光短淺，因為善良和忠誠一生追随主人，但是他并不能理解主人所謂的理想，他也會認為主人瘋癫、不可理喻。所以堂吉诃德從根本上說是一個人在孤獨流浪追求榮耀，他努力向中世紀的騎士道方向靠攏，向路人展示他的理想，但是沒有人能夠理解他，還被嘲笑是瘋子。

堂吉诃德的固執是因為懷揣一顆有信仰的虔誠的心，他的孤獨也正是文藝複興時期人們信仰動搖與失落的反映。抛開騎士小說的他，其實是一個博學多識、見解卓識的智者。正因為這一點，他是一個不容置疑的正常人。年近半百的他不能徹底抛棄過去的騎士精神，雖然他不同于騎士忠君護教行俠的基本精神，也不是為了維護現存封建騎士制度，但“他想到自己該去肩負起掃除暴行、伸雪冤屈、補救錯失、改革弊端的義務，覺得遲遲不行對不起世人”。[1]他希望通過騎士的形式“立大志，冒大險，成大業，立奇功”，兼濟天下，打抱不平。這些都說明堂吉诃德所堅持的其實是一種大無畏的理想信念，盡管他在那樣一個文明開化的人文主義時代選錯了信仰的主體，但是作為有信仰本身他并沒有錯。文藝複興對古希臘羅馬文學的推崇，對人性的放大，撼動了中世紀基督上帝的權威地位，人們逐漸發現這曾被默認的信仰其實是阻礙他們作為人的主體自由發展的束縛。于是，在還沒有找到另一種合适的精神寄托時，就迫不及待的把人性本身的欲望盲目推舉。雖然這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必經之路，在經過千年中世紀之後，先進知識分子能有如此見識并能由此掀起一場浩瀚的文學運動已經難能可貴了，但是，那時候的人文主義卻沒有規定一個合适的限度，把人作為贊頌的對象，卻沒有标榜一種恰如其分的人性和一個恰到好處的程度。信仰失落了，人人都有自己認為正确的标準，堂吉诃德這樣一個仍追求舊時代信仰的人，才被認為是不正常的人，才會孤獨，但是他給的啟示已經不單純隻是瘋癫和可笑了。

他是一個孤獨的英雄，也是一個失敗的信仰者，他似乎生活在一種“太虛幻境”裡，有着分裂的靈魂和癫狂的思維，但是他信仰堅定，堅持自我。就這一點，他就是值得稱頌的英雄，他的孤獨求榮，也是信仰失落的人文時代一個蒼涼的側影。

（二）盲目固執的性格暗示個人主義的濫觞

堂吉诃德整個的遊俠經曆，是靠着一種盲目的固執在堅持着。

他奇情異想，一路上醜态百出，讓人忍俊不禁。他把理發師的銅盆當做曼布力諾頭盔搶過來，對桑丘說：“這是一隻有名的神盔，大概是由于意外事故，落在一個外行人的手裡……不過，随它怎麼回事，反正我識貨，不在乎它變樣。”[2]盡管桑丘等人百般勸說糾正他，但是他聽不進去，也并不覺得自己荒唐，反而說“你覺得它是銅盆，可我看着就是曼布力諾頭盔，也許另一個人又當成别的什麼東西也不是不可能”[3]。其實他的話很有深意，這似乎是塞萬提斯在告訴人們要相信個人的想法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這也正符合文藝複興時代所張揚的人文主義。塞萬提斯借堂吉诃德之口說出來，也許被很多人認為是瘋話而不在意，也正是這樣的錯過，才會把堂吉诃德的固執性格刻畫的飽滿豐富。[4]

他一直在自我認知、自我展示、自我表演，甚至有點目中無人。他把所見都換上中世紀騎士時候的模樣，按照他可愛的幻想去思考、去行動，始終不聽朋友、路人的勸告，還想方設法辯解自己是對的，把别人引到自己的方向上。這表征着一種潛在的個人主義，像很多現代文學作品裡表現的主人公一樣，過分标榜自我，以自我為中心，最後自食惡果。

再聯系那個時代就更順理成章了。前面分析過人文主義萌芽和發展使得傳統信仰失落，每個人都變成了自己的上帝，這就很容易造成個人主義的濫觞，塞萬提斯是以此在暗示人文主義無限膨脹的後果。堂吉诃德代表了固執己見的一批人，在現代後現代很多作品中能找到堂吉诃德的影子。

（三）日神精神與酒神精神的經典诠釋

尼采以古希臘神話中日神阿波羅和酒神狄俄尼索斯為起點探索希臘藝術，尤其是戲劇藝術的起源、發展，并在代表作《悲劇的誕生》[5]中總結出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

日神代表光明，支配内在幻覺世界的感知，對造型外觀十分在意，所以日神是造型藝術的代表。堂吉诃德能看到真實現實的一切，銅盆、羊群、風車、杜爾西内娅的醜陋與粗俗，但是他因為對騎士道的遵守，使得他硬要把他們向騎士世界的對号入座，堅持完成他騎士道路的造型準備。

酒神代表放縱，在尼采看來這是為了追求一種對個體化束縛的消解。堂吉诃德的冒險旅程當然是放縱自我的表現，他不顧現世發展的方向一味地走在自己幻想的信仰世界裡，也好似是他在有意消解自己迷惘人生的痛苦，追求自己的快樂。他不理智，他也不羨慕别人的清醒，他願意沉浸在自己的大無畏的世界裡，享受自我。

堂吉诃德在精神上追尋着自我的消解，在客觀外在上又很遵循事态的要求，這種既矛盾又統一的結合讓他有了更多的研究價值。所以說他身上确實有日神精神與酒神精神結合的現代元素和現代研究價值。

二、桑丘·潘沙：在“小我”與“大我”之間的成長

桑丘·潘沙的存在絕不是偶然的設計，也絕不隻是作為堂吉诃德的多方面對比而出現，他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有自己獨特的色彩和聲音。

講求實際又目光短淺，清醒冷靜而又愚昧自私，患得患失又容易輕信，這些都是他性格的代名詞。他本是堂吉诃德的街坊鄰居，生活貧窮，半輩子都在為一家老小的生計苦惱，兒子上不起學，女兒嫁不出去，這是當時西班牙底層人民的生活寫照。他勤勞務實、善良誠懇的種種品質又是廣大困苦勞動者的表現。跟着堂吉诃德行俠絕不是因為指望他能建功立業，而是幻想能通過冒險發财擺脫貧困。比起堂吉诃德，他肩上有很多擔子，都是現實所迫，他沒有仗義行俠的理想，隻希望生活能過的好一點。說他是平庸者，不假，但是平庸沒有錯，他也一直在努力樂觀處事。他代表芸芸衆生，代表求真務實的農民大衆，也代表未完全從舊世紀的壓迫中完全解放自我的愚昧者。這是他“小我”的存在。

他一路咒罵路途艱辛且沒有利益收獲，但是他始終跟随着他的瘋主人浪迹天涯。他對堂吉诃德又恨又愛，被他的美德和心胸感動，被他善良的追求感染，他也慢慢在改變自己生活的态度，不再自卑懦弱，開始認識自己的價值，發現自己也可以“有一個和别人一樣大的靈魂”。[6]當海島總督期間，他逐漸放棄發财夢，開始秉公斷案、執法如山。慢慢地，他從封閉的“小我”走向更高層次的“大我”。

海涅曾說：“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合起來才是這部小說的真正主人公。”而這兩個人物身上的現代性也将是這部小說源遠流長的重要價值。

參考文獻：

[1][西]塞萬提斯：堂吉诃德[M].董燕生譯，漓江出版社，2012：216.

[2]蔣承勇：堂吉诃德的多重諷刺視角與人文意蘊重構[J].外國文學評論，2001（4）.

[3]劉武和：堂吉诃德的中國接受[J].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2）.

[4]丁卓：堂吉诃德形象的多重解讀[J].東北師範大學，2008.

[5][德]尼采：悲劇的誕生[M].楊恒達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

[6]羅文敏：解構重構性在《堂吉诃德》中的多樣化表現[J].甯夏大學學報，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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