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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線回到十八線的人

生活 更新时间:2024-12-24 10:56:55

想“潤”(run,逃,離開)的年輕人越來越多。

“這個字好像最早是用來說出國發展,但現在已經引申到一切皆可‘潤’了,工作不想幹了可以‘潤’,城市不想呆了也可以‘潤’,我最近在小紅書上就看到好多說‘想潤,離開北京、離開上海’的内容。”一位互聯網沖浪人說道。

而“潤”的理由不盡相同。比如2021年從深圳回到成都的阿藍就告訴燃财經,“吃不消互聯網的加班了,就想換個不太加班的工作,也想脫離互聯網。但在深圳,如果不卷就負擔不了生活成本,僅房租就是一大筆開銷。所以思來想去,最後回到了成都。”

2020年從北京回到成都的謝驢則是因為工作,“我是成都人,我老公是江西人。從居住和舒适程度來說,在我們看來,成都是優于江西的。所以我們一早就有共識,終有一天肯定要回成都。”

所以在2020年疫情沖擊,謝驢很長時間沒活兒之後,倆人就考慮回到成都,“剛好我老公的公司在成都有分部,就申請了内部轉崗。”

回來之後的生活,也是各有感受。

阿藍“确實很滿意”,“我老家是成都郊區縣城的,現在回到成都,可以每周回家看父母,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同學也能經常聚餐。收入雖然比之前在深圳的時候少了20多萬元每年,但我自己沒有房貸和家庭的壓力,隻要不過什麼奢侈的生活,也夠花了。”

謝驢則開始猶疑,“如果你在去年問我,我的答案應該會非常積極、樂觀、陽光,說年輕人回到二線挺好、挺爽的。但現在我可能會重新思考了。”

謝驢的猶豫來自環境的改變。去年年底至今,各互聯網大廠紛紛裁員,“金三銀四”也被求職者證明是“銅三鐵四”。一線打工人苦不堪言,二線城市也與一線同頻共振。

“2021年,我老公從之前的大廠跳了出來,想做一點實事,加入了一家科技類型的創業公司。”謝驢說道,“當時這個公司發展勢頭非常好,拿了融資還在大幅招人,但轉眼今年形勢就變了,他們要裁員20%。我和朋友合夥做的内容創業公司,目前公司整體年收入也減少了大概三分之一。”

就互聯網來說,成都互聯網也在變得更“卷”。

近期,《互聯網人“卷”成都》一文引發了衆多共鳴。2013年左右從北京回到深圳的互聯網人元清向燃财經回憶,大概從2016年、2017年開始,成都互聯網就開始卷了,“猜測一是從一線回來成都的人增多,僧多粥少而且降維打擊,二是當年成都房價開始暴漲,但薪水沒同步跟上,導緻大家的工作壓力更大了。”

阿藍也表示,“因為本身就在互聯網行業,回來之後也接觸了一些成都的互聯網行業。總體感覺就是非常卷。因為成都的大型IT企業很少,但是大學畢業每年人數都非常多,就導緻競争非常激烈。”

事實上,到哪裡都是生活,而生活總是免不了煩惱和麻煩。回到二線也不是解決一切煩惱的“靈丹妙藥”。

“我并不認可我是‘潤’。”2016年從北京回到成都的楊夏直言,“因為我是經過思考,主動離開的,是一種基于自己想法的選擇。如果說‘潤’的話,似乎意味着慌亂地逃避,但至少我不是這樣的。”

不過楊夏還是建議,想要回到二線的人,可以拿到offer或者有了明确的目标和規劃後再回來。

從一線到二線

難找的工作,縮水的薪資

離開的決定并不難做。

“在思考換工作的一天,我刷着朋友圈,看到在成都的朋友豐富的業餘生活,轉頭再看看北漂的自己,工作、生活單調無比。”楊夏是四川人,大學畢業後就到了北京工作,在一家互聯網公司做産品經理。

“當時我開始意識到,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楊夏說道,“更何況還有房價的現實問題。在北京,我不敢想象自己能買得起房。2016年,北京房價是4-5萬元/平米,但成都高新區天府大道兩邊,核心中軸線上,房價才7-8千元/平米。而且我的親人、朋友都在四川。”

于是2016年,楊夏結束北漂,回到了成都。

2013年回到成都的元清則單純因為,“我在北京的時候,霧霾太嚴重。所以待了兩年就回來了。不過現在北京的環境好很多了。”2017年從上海回到成都的Sue則是因為在上海工作了一年,陷入焦慮症。

從一線回到二線,多半是為了生活。但坦承來說,人總是離不開工作,現實是即使回到二線,工作依然麻煩不斷,甚至問題更大。燃财經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不少人提到二線城市工作難找,“最近計劃從上海回成都,但看了一段時間的工作,真的沒有理想的。”

2021年從上海回到南昌的夏天告訴燃财經,“回南昌沒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當時雖然是找好工作再回來的,但因為工作并不好找,所以勉強接受了唯一進入面試的這份工作。現在想換工作又很難,能交五險一金和雙休的工作更少。”

這一點似乎是二線城市的通病,“我回到銀川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一個小私企,當時它連勞動合同都沒給我,簽完合同一式兩份都放在公司那兒。而且私企基本上沒有交公積金,五險都是最低标準。”2018年從深圳回到銀川的方立表示。

編制“更香”。“相比互聯網公司聚集的北京、外企紮堆的上海,成都的工作機會有限。身邊一直在成都的同學一半都在體制内。”有小紅書用戶直言。

其他二線城市的情況也類似,方立目前就就職于一家央企子公司,稅前月薪為1.2萬元,“銀川就是公務員、國企員工工資高點,當地人平均收入也就是四五千元。”

對于互聯網來說,二線城市的部門、崗位也與一線城市有一定的差距。燃财經看到,騰訊、阿裡、字節跳動、華為、京東、美團等互聯網大廠在成都均有布局。但就崗位來說,“大部分優質崗位是一線大型企業的成都分部,崗位也以科技行業以研發、客服類崗位為主,産品、設計類較少。”楊夏表示。

這也導緻“技術崗比較容易在成都找到機會,如果大公司内部轉崗也容易平薪回來;但是做市場和運營的,在降薪的基礎上想找個靠譜坑真的比一線難上N倍。”上述小紅書用戶表示。

與這個判斷一緻,做大數據平台開發的阿藍找工作就并未遇到難關,“我回到成都之後,先休息了10個月,因為沒有任何經濟壓力。到2021年10月、11月,才開始找工作。可能因為我本身項目經驗比較多,所以工作還算好找,拿到了八九個offer,但都衡量了一下不想去,所以都沒接。”

“最後是一個獵頭找到我,提供了一個外企的IT崗位,工作時間、薪資待遇還可以,所以我接受了。”阿藍說道。

但産品經理方立就沒這麼幸運,“回銀川之前,我先在網上看了一段時間招聘,都沒看到合适的。但因為當時接觸了自媒體,加上手頭有點積蓄,所以就裸辭了,準備即使找不到工作,回去也可以先做一段時間自媒體。”

折騰了半年,自媒體起色不大,方立的經濟壓力也上來了,于是先找了一份工作,“是一家私企,隻幹了3個月,但因為團隊技術水平和氛圍太差,以及朋友推薦去另外一家更好的公司,于是在即将轉正的時候,我離職了。”

除了工作難找之外,回到二線也必須接受縮水的薪資。當時從北京回到成都,薪水比原來降低了三分之一。”楊夏說道。阿藍也告訴燃财經,“現在一個月到手大概1.6-1.7萬元左右。不到原來在深圳的三分之二。”方立的薪水也比之前在深圳縮水不少。

回到二線,換一種生活

對于從一線回到二線,更大的渴求是換一種生活。

“在北京,所有的一切都以工作為中心,生活都得給工作讓路。如果你晚上或周末想約朋友聚會,晚上八點之前不可能聚齊,因為北京太大了。但在成都,我們經常約飯、約咖啡。即使工作日午飯、下午喝咖啡,都能輕松約到朋友。”楊夏說道。

5月31日中午,燃财經聯系謝驢時,謝驢也告訴燃财經,“稍等,正準備做一個光子嫩膚。這也是我回成都的一個原因,因為成都是醫美之都。”

在一線可望不可即的買房問題也迎刃而解。“回到成都第二年就買了房了,還是一個100多平米的大房子。這在北京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如果沒有離開北京,我應該還租在北京的老舊房子裡。”楊夏說道。

“目前在銀川感覺挺好的,在一家央企的子公司做産品,收入雖然比之前在深圳工作打了折,但稅前也有1.2萬元/月,還買了比當地均價高出兩三千元/平米的所謂‘豪宅’。唯一的落差可能是本地的研發體系、做事方法還是比不上一線城市。但其他的沒有差别,深圳有的,銀川也有。”方立也表示。

燃财經注意到,在既往概念中,北上廣深是年輕人追求夢想的地方,值得年輕人去拼搏一番。而到了安居、成家之時,則不得不考慮現實問題,于是開始向家鄉的省會城市回流。這一點似乎也的确如此,燃财經了解到的從一線城市返回二線城市的年輕人中,以30歲左右為主。

但現在,回到二線城市的年輕人越來越多。燃财經在一個外地回成都、約有200人的小群中進行了一個調查,參與調查的13人中,有5位回成都時的年齡是30歲及以上,有2位分别是27歲、28歲,25歲及以下的則有6位。

比如元清就是在24歲時回的成都,Sue回來成都時則是25歲,夏天去年從上海到南昌時也才26歲。

從一線回到十八線的人(回二線的年輕人)1

來源/燃财經調研 制圖/燃财經

從城市來說,成都似乎更是“回到二線”的香饽饽。

南方周末城市(區域)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指出,2021年全國人口增長迎來急劇放緩,北上廣深均呈現低速增長态勢,2021年增速均不足0.4%;杭州等沿海新一線城市增速明顯放緩,增速比往年下降1%左右;中西部中心城市靠前,接過領跑的接力棒,武漢、成都、南昌、鄭州等城市增加值均在10萬以上。

成都熱度更高。在小紅書平台上,關于“從一線城市回成都”有超過5800篇筆記。與之相對,“從一線城市回武漢”隻有4200 篇筆記,“從一線城市回南昌”則隻有200 篇,“從一線城市回鄭州”則是2000 篇。

一位北漂說道,“我是河北的,離開北京後想去成都或者江浙一帶。因為我是做設計的,河北沒有适合的發展機會。”回到成都的楊夏,為了幫助和他一樣從海内外回到成都、有信息需求的人,還建了一個交流群,“這個群累計有一兩千人加過了。”

對于回到二線,多數人的選擇結合了區域親近性,以及就業考慮。而川渝向來是外出工作的主力軍。根據《2021年四川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年末全省戶籍人口9094.5萬人,而年末常住人口8372萬人。簡單計算,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存在722.5萬人的剪刀差。

至于就業,成都的就業選擇也不錯,“TMT、金融、地産,這些職業成都都有。”楊夏說道。

除了就業之外,天府之國的美譽,以及成都的網紅标簽也是吸引川渝人或者外地人前往成都的原因。燃财經在小紅書平台看到,有用戶表示,“論城市化程度、時髦程度、好吃程度,(成都)都絕對算國内TOP5,但房價約一兩萬元/平米、兩三萬元/平米,連TOP15都排不進去。”

中指研究院百城房價指數顯示,2022年5月,成都新房樣本平均價格為12628元/平米,遠低于北京(44447元/平米)、上海(51534元/平米)、深圳(54350元/平米)等一線城市,在二線城市中,與武漢(13263元/平米)、重慶(11802元/平米)等城市處在同一水平線上。

不過值得說明的是,雖然成都似乎成為了年輕人回流二線的“香饽饽”,但成都并不是唯一,也有不少年輕人選擇了回到離自己更近的武漢、長沙、鄭州、甯波、南昌等地。

一線城市,年輕人曾經的應許之地,正在變得難以企及。“就現在的一線城市來說,稍微普通一點的家庭,根本無法支撐個人在那裡買房定居,除非個人能力非常突出,或者趕上風口年入百萬元。”阿藍強調,“靠自己真的太難了。”

離開了一線,逃不開内卷

但離開了“壓力山大”的一線,并不意味着煩惱全消,尤其是在這幾年。

不管是一線城市還是二線城市,都共享着一個大環境,謝驢直言,“二線城市同樣感受着這兩年環境的變化。進入2022年,除了我老公團隊有了20%淘汰率之外,我自己的創業公司感受也非常明顯。”

“2020年的時候我是直接離開北京的,因為回到成都之後要先辦婚禮。婚禮期間我嘗試性地在招聘網站找了一下工作,但沒搜到适合我的職位。要知道我在北京做個S級項目總導演是沒有問題的。”謝驢說道。

後來謝驢“運氣還不錯”,一位做KOL的朋友想轉型做視頻博主,于是兩人一拍即合成立了合夥公司,“本來一切都挺好的。我們做的内容是平台需要的優質内容,所以平台和我們的簽約合作就有300萬元左右,另外還可以接廣告。但今年,平台簽約的收入就已經砍了100萬元了。”

“自媒體其實是産業鍊最下遊的職業。”謝驢直言,上遊的平台、品牌方收入減少、預算縮減不打廣告了,自然而然也會反映在自媒體的經營上,“現在其實商家也很卷,打廣告都直接看ROI(投資回報率),你能給我賣出多少産品,不再單純做品牌推廣了。”

“也不能說都是消極的。”為了緩解氛圍,謝驢補充道,“身邊也有賺錢的例子,就是我們合作的一個法律博主,落地了一間律所,業務量增長得非常好。因為在這樣的環境下,很多企業需要做破産清算。”但這似乎隻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了,現實的難處。

至于互聯網,在整體環境不佳以及人才湧入下,也在變得越來越“卷”。“2013年、2014年我從北京回成都時,是找好了工作再回來的,當時機會一般,但也沒這麼卷。”元清表示。

成都高校衆多,擁有四川大學、電子科技大學兩所985、211高校,以及西南财經大學、西南交通大學兩所211高校,以及包括這4所大學在内的8所雙一流高校。除了海量大學生,澤平宏觀和智聯招聘數據還顯示,2021年成都應屆生人才流入比例4.7%,僅次于北京,碩士畢業生以上人才流入占比4.2%,位列全國第四。

2017年開始,成都還開始了大力度的人才吸引政策。燃财經查閱2011年至2021年成都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看到,在2018年之前,成都市常住人口增量基本維持在10萬人左右(2015年除外),但2018年、2019年、2021年均維持了超過20萬人的增長(2020年由于人口普查,數據增長較大)。

在《成都市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成都也提到,“出台人才新政十二條,全日制本科以上學曆青年人才落戶超過11萬人。”

從一線回到十八線的人(回二線的年輕人)2

數據來源/2011年至2021年成都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制圖/燃财經

在不太樂觀的現狀但人才衆多的“供需關系”下,雖然成都的互聯網行業正在成長,比如成都高新區就培育了獨角獸/潛在獨角獸企業17家,科創闆上市企業9家。互聯網聚集的天府軟件園也吸引了上千家企業。

但整體來說,“能提供的高端崗位依然有限。一旦有好的工作機會空出,清北畢業、擁有海外留學背景的人就會一擁而上。”楊夏說道。

不過楊夏也指出,“成都的卷,主要還是集中在IT行業,研發類崗位。”這可能跟互聯網的本質屬性有關,“互聯網無限改進、多重項目并行、搶占市場的行業特質,就很容易卷起來。簡單一點來說,産品始終在運行、服務器是全年不停機的,那人怎麼停?”

另外,“職場文化也有關系。就是不敢準時下班,要在領導面前掙表現。”楊夏說到。目前楊夏已經從互聯網換軌到了金融行業,“我是2018年轉行的,因為當時在成都的互聯網公司裡,工資達到預期的要加班,不加班的工資不行,我就妥協了。”

對此,楊夏也非常滿意,“現在每天平均隻需工作6個小時,一周上班4-5天,因為工作主要看業績,不考核坐班,所以平時也比較自由。比起在互聯網行業放松多了,也比之前在北京的時候多了時間生活、休息。”

阿藍也從互聯網行業轉換到了零售行業,“問了一下在西安互聯網行業的朋友,也跟我說很卷。但有個離開深圳去甯波的,告訴我體感來看甯波不是很卷。但總體而言,互聯網都挺卷的,行業就決定了。”

生活不隻在一線,回到二線城市也能過上滿意的生活。但生活總是充滿挑戰,回到二線也并不意味着所有煩惱和問題消失不見,多位回到二線的人士也表示,建議拿到offer再回來,不然會非常被動。

本文源自燃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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