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周代可以算中國曆史上的封建時代，周擊敗殷商後大肆分封王公親貴，以公侯方伯的身份協助周天子鎮守和管理廣袤的土地。這些分封到地方的諸侯如法炮制，再進一步分封手下。作戰時，封臣按規定的數量向封君提供戰車、射手和一般步兵。更有象征意義的是，周代的分封似乎也有“我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我封君的封君不是我的封君”這樣的習慣。因此，也有很多人認為，周代的分封制和西歐在查理大帝之後的騎士封建制度如出一轍，甚至可以說基本一樣。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筆者經過大緻比較，發現兩者之間至少有以下重大不同之處：

在筆者看來，周代分封和西歐中世紀最大的不同，可能在于女性的地位。在周代，盡管各地偶有女性有過較大的權力，比如孔子曾“交往”過的衛國夫人南子。但總體而言，這些在政治上嶄露頭角的周代女人和後世因夫死子弱而攝政的太後、太皇太後差不多，各自因為自己的能力，所取得的地位也有所不同。但總的來說，周代時女性的地位不宜高估，女性直接出任國君或封君的更是聞所未聞。

中世紀的西歐，情況則大大不同。羅馬人就開始奉行一夫一妻制度（沒有什麼所謂一夫一妻多妾），在基督教的加持下，一夫一妻制度在西方牢牢的紮根了下來。盡管很多王公貴族都有情人和私生子女，但這并不能動搖正妻在法律上的卓然地位，此外，這種事并非隻發生在男性一邊，女性的出軌也較為普遍。

最重要的是，相比周代（或整個中國曆史），西歐有太多直接繼承和占據諸侯之位的例子（包括很多伯國、子國等）。西歐大國除了法蘭西，基本都允許女性繼承王位，法國之所以能“避免”女性王者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利用薩利克法典玩了一次文字遊戲。在戰争中早亡的男性貴族留下的封國和頭銜，也大多被孀居的寡婦所繼承。

女性地位的不同，不僅體現在她們可以不依賴丈夫或孩子成為獨立的君主，也體現在母系親戚的繼承權上，外甥外甥女、舅舅、女婿等母系一方的親戚或因為女性而産生的親屬，都可以擁有不弱于父系親屬的宣稱權，這在古中國（無論哪個朝代）都是無法想象的。“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不讓女兒出去打工養弟弟就不錯了，還想着繼承家産？

此外，周代确實也出現過一些頗具“騎士精神”的人物，但這些人的所作所為無非是“士為知己者死”，從未聽說過周代武士像西歐騎士那樣，會将“保護孤兒寡母，保護女性”作為自己的誓約或座右銘，并一生緻力于此的。

那麼，女性地位的高低會帶來哪些不同結果呢？對歐洲來說，女性的繼承權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戰争或減弱了戰争的強度。正如哈布斯堡家族的一句諺語所言，就讓别人用刀劍去争奪，我們靠婚姻就能達到一樣的目的。若非母系可以繼承，查理五世也無從從其外祖母卡斯蒂利亞的伊莎貝拉處繼承到卡斯蒂利亞的王位，也無法從其外祖父阿拉貢的費爾南多二世處繼承阿拉貢王位（更确切的說，其父勃艮第的菲利普就成功了一半，可惜28歲就去世了）；也就根本無從建立起一個囊括西班牙-德意志以及龐大海外領地的哈布斯堡帝國，更遑論幾乎不用武力就建立起了這樣一個空前絕後的大帝國。不少歐洲君主的頭銜都有“因妻權而獲得”的拉丁語，指在羅馬法上，他們是通過妻子的繼承權才兼有某地的領主權。反過來，女性君主的頭銜中也會出現“因夫權而”的定語。

同樣，我們完全無法想象周代一個諸侯，可以因為聯姻，而得到女方家族封地的繼承權。

當然，母系繼承權也會引發戰争，比如百年戰争就是英王通過母系而對法王有宣稱權之後爆發的，但這也許更應該歸咎于男性帝王沒有餍足的貪欲和骨子裡的尚武情節，而不能因此就怪罪于女性地位的提高。

總的來說，周代各諸侯國間的紛争，其實是缺乏制約機制的。早期周天子權威較大的時候，諸侯之間的龌龊尚且可控。天子失政後，由所謂的春秋五霸維持大概的諸侯間秩序。但強行人為的“秩序”完全敵不過争權奪利的原始欲望，于是，春秋的有限戰争，有限掠奪自然而然就堕落為了戰國的無限戰争和無下限競争了。

相比之下，西歐的制約就要全面而完善的多。封建貴族和皇帝、國王之間互相制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行為：皇帝用自由城市制約封君；自由城市互相結盟對抗大型軍事體；貴族聯合教皇對抗皇帝，皇帝也會拉攏教皇對付不服管教的自由城市。

總之，整個西歐各種勢力錯綜複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複雜程度絕非周代封建諸侯能望其項背。各種勢力的互相制衡，讓歐洲根本不可能出現暴秦的野蠻統治，遠交近攻、合縱連橫等看似高明的政策在歐洲也根本不可能有效（甚至顯得非常簡單低級）。因為歐洲勢力會非常警惕的謹防任何勢力的一家獨大，當a因為和bcd結盟，挫敗了e，達到了某個目的，變得相對強大之後，bcd會馬上反目，和e結成同盟，共同遏制a的強大，其結果往往是a被迫吐出剛剛獲得的所有收益。

此外，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是從大貴族中選舉産生的，就好比由晉、齊、鄭、秦、楚等大國選舉周天子，如果真有了選舉制度，每個大國的國君都有機會成為“天子”，也許也就不需要像暴秦那樣武力統一了。相應的，在一個看似統一的王國（法蘭西，英國）或帝國（神聖羅馬帝國）内部，也有由諸侯、商人、教士各勢力代表組成的聯席議會，不經過他們的同意，統治者任何稅收都無法進行。和周天子以血統自動取得封君身份不同，西歐的君主在繼承領土，特别是在繼承和自己關系不大的領土時，首先需要得到當地封臣宣誓效忠，如果當地貴族不認可這位繼承者，或更認可其他宣稱者，那麼繼承人就需要展開金錢的競争，用錢和利益買來效忠。如果還是不行，那此人的繼承行為很有可能就此失敗了。

還有一點不得不提，即周代（以及整個中國曆史），幾乎從不存在相對獨立的宗教勢力，西歐教權和王權的競争客觀上遏制了專制王權的出現（即使出現，也遠遠沒有那麼專制），普通人的權利因為有多個訴求的對象而得到了更好地保障。

周代，基本是以物易物的年代，經濟形式以小農模式為主，商品經濟非常有限。梁啟超描述的所謂齊用海鹽和其他特産做武器，對鄰國進行經濟戰争的行為，不能說完全沒有發生，但在規模、影響、動機上肯定不像梁氏描述的那樣“近現代化”，充其量是諸侯競争中的下意識手段罷了，其效果和作用也不宜高估。

反觀中世紀西歐，商品經濟隻是因為穆斯林崛起封鎖了東地中海以及長期的戰亂而沉寂了一段時間（7-8世紀）。9世紀就開始全面複蘇，甚至引發了一個鮮為人知的“迷你”文藝複興：加洛林文藝複興。從此，西歐的商品經濟發展走上了不回頭的快車道，而商業的興盛自然造就了一大批獨立的平民-商業階級。他們形成了封建貴族和教士階層外的第三極。而這個第三極，在周代也是絕無可能存在的。

也許，在觀察者看來，周代和西歐封建制度最相似的地方就在于征兵制度了。周的征兵是要求封臣要求提供約定的戰車，步兵則是從“國人”或“野人”中募集。乍一看，确實和西歐很像，但還是有不少重大的區别。

比如、周代諸侯主除了貴族組成的戰車兵，也會擁有直屬于自己的由家臣組成的“近衛軍”。這些所謂的家臣，其實就是諸侯的私人奴隸。家臣如果軍功卓著，是有可能獲得自由并受封土地，但大多數還是拿主人的俸祿。類似的家臣在歐洲宮廷也存在，但從法律上說，他們絕無可能是君主的奴隸。

再比如，西歐有各種各樣的雇傭軍，這在周代也是不存在的。如果沒有雇傭兵，城市就不可能對抗皇帝和貴族的武力。這些雇傭軍不僅來自歐洲各地，甚至有鄰近地區的穆斯林傭兵。

以上，隻是筆者羅列的重大不同之處，若查究細節，即便是周代各個分封國之間，西歐的不同地區之間，都存在着許多分化和區别，實不能一概而論。而從大體上看，西歐的封建時期和周代的封建時期有這非常明顯的不同，決不能以差不多或非常相似來看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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