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下午，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強化反壟斷深入推進公平競争政策實施的意見》等文件。會議強調，要加快健全數字經濟公平競争監管制度；要完善反壟斷體制機制。可以說，數字經濟時代，互聯網平台治理已經成為市場公平競争與反壟斷領域的重要新議題。

超級平台“任我行”，公衆“有苦說不出”

随着互聯網和移動終端技術的發展，人們通過手機登錄在線平台便可以即時獲取海量信息，實現遠程互聯溝通。一些被用戶廣泛接入的在線平台逐漸聚集人氣，發展成超級平台，成為普通民衆日常生活須臾不可分離的“必經之路”；而商家也紛紛拼盡全力希望能在這個“必經之路”上占有一席之地。有的超級平台倚仗“此樹是我栽，平台是我開”，設立了大量單邊利己的協議條款，并強調一切解釋歸屬平台，普通民衆和進駐平台的商家往往“有苦說不出”。

有人認為，市場經濟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平台的做法并沒有什麼錯。的确，市場經濟強調自由市場，但自由市場不是沒有邊界的，公平競争是道德也是法律。市場經濟固然強調主體參與交易的自願性，但是這個自願有一個前提：主體之間是平等的，處于可以平等對話的地位。如果一方處于壓倒性地位并利用這種地位要求對方在交易合同上簽字，這種交易并不是真正的自願，會侵害消費者利益，也影響到規規矩矩從事商業活動的誠信競争者的營業與積極性。利用優勢地位或壟斷地位的不正當競争行為，無法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助長了一種不勞而獲、強取豪奪的有悖于商業道德的風氣，不利于提升服務與産品質量、以技術創新赢得市場的正向價值引導。

實際上，數字平台今天的角色已不僅僅是市場的一分子，同時也是具有社會公共服務職能的媒介，應肩負起社會責任。例如，微信成為公衆日常交流與辦公的通用工具。2021年初，每天有10.9億用戶打開微信，微信支付分用戶數超2.4億，每日使用筆數達千萬級。即使在偏遠地區的民衆也能通過這種交易方式進入數字生活。無論從廣度、規模還是不可替代性等角度看，微信具有了某種基礎設施地位和公共服務性質。因此，對平台的治理已成為現代社會的一項重要議題。

平台治理呼喚契合數字經濟發展的新方案

互聯網和平台經濟的發展對規制超級平台、引導數字市場健康有序發展提出了新要求。此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會議強調，要加快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監管體系，實現事前事中事後全鍊條全領域監管。

占據數字市場主要份額的平台服務提供者如“守門人”一般，控制着一般消費者和商業用戶的連接渠道。若對其行為不加以規制，很可能導緻市場無法産生有效競争，從而損害消費者、商業用戶的利益。而以傳統的競争法為核心的規制體系往往會遭遇“相關市場”界定難題和“事後監管”的局限性。因此，需要與時俱進，出台契合數字經濟發展的新治理方案。

現有對平台的監管往往更側重事中事後，在缺乏規範競争的“事前規制”的情況下，平台之間往往相互“封殺”或通過“價格戰”“補貼戰”“生态戰”等以犧牲商家和消費者正當權益的方式“野蠻生長”。這樣的低水平競争模式既不能帶來創新，也不能為依賴平台的商業用戶和消費者帶來更多的福利。因此，要加快相關立法，解決“無法可依”“隔靴搔癢”的窘境。同時，通過梳理平台的不當競争行為類型，并引入事前治理模式，回答好“信息是否安全、用戶可否便利、同行能否共赢”三個問題，是中國未來平台治理與數字市場發展的可選路徑。

（作者為複旦大學法學院教授）

來源：上觀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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