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範性和規範化的區别?□ 法治時評□ 淩鋒，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于規範性和規範化的區别?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 法治時評
□ 淩鋒
《半月談》近日報道，基層幹部反映，規範化和标準化在一些地方執行起來，規範走了形，标準變了味，手腳被捆死了，心思全花在“描眉畫眼”上，容易滋生隻顧虛功、不重實績的苗頭。
從新聞報道來看，一些地方的“過度規範化”令人咋舌。比如，有的地方要求在農村建立志願者服務隊，不顧在家人口實際數量少且多為留守老人和兒童的現實，僵硬地要求“志願者注冊人數要達到戶籍人口的10%以上”，導緻基層幹部不得不找人挂名。還有的地方要求每個村建設村級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且面積不能低于200平方米，并下達了達标率的考核指标。這些所謂的“規範化”措施不但沒有達到預期目标，反倒讓基層幹部群衆大受折騰。
規範化是基層社會治理中的重要手段，通過制定、發布和實施相應标準，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時獲得最佳社會效益。但上述那些所謂的“規範化”措施，表面看是落實上級有關工作精神，實際上是“有其形無其神”：要麼是閉門造車，沒有深入基層了解情況；要麼是調查研究不認真、不細緻，标準制定不科學。這本質上還是一種形式主義，隻重視落實的行為，不關注落實的效果。
今年上半年，中辦印發了《關于持續解決困擾基層的形式主義問題 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堅強作風保證的通知》，其中強調“加強對調查情況的分析研究，增強針對性和可操作性，避免不接地氣的‘空中政策’”“決不做自以為領導滿意卻讓群衆失望的蠢事。”可以說，看似漂亮、實則效果不佳的“過度規範化”也是一種新的“空氣政策”。
“過度規範化”就不是規範化。真正的規範化關鍵不在于形式上有多少硬杠杠、标準有多麼細緻，而在于設定的标準必須是科學的、合理的、符合實際需要的，這樣才能有效地作用于基層社會治理，否則就可能是自以為是的“拍腦門決策”。因此，在基層社會治理中，各級領導幹部必須放下架子、撲下身子，接地氣、通下情，真正把功夫下到察實情、出實招、辦實事、求實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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