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逵對梁山兄弟、梁山山寨以及受苦難的人民的愛，就象大地一樣的深厚，泥土一樣的淳樸。它和李逵的反抗精神是互相激發，互相促進的。兩者的結合，構成了這一個古代革命農民形象的本質特征。這就使他既區别于賈寶王、杜少卿等貴族叛道者形象，又區别于郭解、荊轲等遊俠刺客形象的李逵獨有形象。

為狄太公喬捉鬼；為劉太公賭自己的頭；為了李鬼的一句謊話：“家中因有九十歲的老母，無人養瞻”，“李逵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君”，也頓時心軟手軟，不但饒怨了他而且還很體貼地給他銀子，幫他改業。這些都動人的表現了李逵對受苦難的百姓的愛。而表現得更有李逵特色的，我認為，還應該推“壽張喬坐衙”。

當時，李逵興緻勃勃，喬扮縣官審案，“叫縣門外的百姓都放來看”，又命“公吏人等着兩個牢子裝作厮打的來告狀。”李逵作了一個純粹李逵式的判決：“這個打了人的是好漢，先放他走”卻指着那個挨了打，不敢反抗，隻會告狀的原告說：“這個不長進的，怎地吃人打了，與我枷号在衙門前示衆。”李達做得十分認真：他“直看得枷了那個原告的人，号令在縣門前，方才大踏步去了。”這可能隻是李逵的反抗精神的自然流露。但是，讀者卻會感到：他是在交給百姓一個偉大的字眼——反抗不是憐憫，更不是施舍，而是反抗，這才是革命農民李逵對百姓的愛的主要内容和特點。

明代進步思想家李贽，據說“嘗摘錄《水浒傳》黑旋風李逵事，勒成一帙”。特地“名曰《壽張令李老先生文集》”。因為他知道“嬉笑之言，甚于怒罵。”李贽注目于“壽張喬坐衙”，可以說明這一幕風趣的鬧劇，确實蘊含着嚴肅的政治意義。

說到李逵和梁山兄弟、梁山山寨的關系，那可謂是親密到了不可分割的地步當他剛參加義軍，還沒有踏上梁山土地，在白龍廟商議軍情時，李逵便俨然以梁山的主人自居。從此以後，在他的一舉一動裡，都自然流露出一種強烈的主人翁感覺。他對人自稱姓名，總要自豪地加上“梁山泊”三個字：“則我便是梁山泊好漢黑旋風李逵。”這個專講痛快的黑漢子，毫不嫌這個稱呼長得累贅。

有一次他奉山寨軍令去請公孫勝，公孫勝非要得到“本師真人”的許可才肯去梁山。李逵就大為不滿：“你原是山寨裡人，卻來問甚麼鳥師父。”他當夜斧劈羅真人，心裡好生喜歡：“今番且除了害，不煩惱公勝孫不去。”在李逵想來，既然是“山寨裡人”，就一切都得聽山寨的，還顧什麼師道尊嚴。要是那個防害了山寨的利益，那就是“一害”，李逵就要用斧頭除掉他。這就是這個革命農民的公私觀。

李逵心口如一，表裡一緻，對别人是如此要求，他自己也就這樣想這樣做。為了救梁山兄弟，每次李逵總是搶先挺身而出為了山寨的利益，嗜酒如命的李逵可以滴酒不飲生性直叫直嚷的李逵，可以扮做啞道童，仁人調笑，閉上嘴幾天不說話淪州殺小衙内，本是山寨的軍令，“不幹李逵之事”，但為了團結朱仝，素來不受委屈的李逵，竟能當着衆人的面，“拜了朱仝兩拜，朱仝方才消了這口氣。”有次，李逵私自下山去厮殺，宋江“隻得叫苦：‘……多管是投别處去了。’吳用道：“兄長，非也。他雖粗魯、義氣倒重，不到的投别處去。”是的，李逵再也“不到的投别處去”了。他生是山寨裡人，死是山寨裡鬼，天底下沒有什麼力量能叫李逵和山寨分離開。

魯智深的反抗性誠然也很強烈，但是多年的提轄生活，也帶給他一些“有本領走遍天下”的思想，使他對山寨有時不免流暴出“合則留，不合則去”的态度。獨有李逵這個赤貧的農民，除了山賽，天下雖大，卻再也沒有安身立足之地了。在大部分場合，梁山兄弟和梁山山寨的利益是完全一緻的。但是當兩者發生矛盾的時候，李逵又将怎樣呢

《雙獻頭》在故事情節上和《古城會》很相似：都是場誤會，使魯莽的張飛、李逵，對自己敬愛的結義兄弟關羽、宋江翻臉成仇。但是兩人所維護的義又很不相同。張飛怪的是：“你背了兄長，降了曹操，封侯賜爵……“大丈夫豈有事二主之理。”李逵甚至像張飛那樣的“理”也說不出，隻是“氣做一團，那裡說得出”，但當我們看到他未上忠義堂“先砍倒了杏黃旗，把‘替天行道’四個字扯做粉碎”。我們是能體會到這個魯莽漢子的内心的：玷辱了山賽旗幟的，竟然是最敬愛的哥哥，這使他十分痛心但是山寨旗幟，畢竟高于宋江，他又是剛直的。我們不僅為李逵的凜然大義而喟然贊歎！

​“義”，本來屬于封建統治階級的道德體系。《孟子》第一章開宗明義就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在這裡，“義”直接從屬于封建忠君的大前提，有明顯的盡義于一人一性的封建性。封建社會裡的農民也常常借用這個概念，在另一種意義——互助友愛的意義上使用它，這就是所謂“有禍同當，有福共享”。被壓迫人民的道德，主要是在階級鬥争的烈火中得到鍛煉而發展提高的。李逵正是置身在你死我活的“階級鬥争”中，才能在“雙獻頭”等某些場合進一步突破“義”的封建性，進一步賦予這個概念以團結反抗的内容。這才是農民階級的革命的“義”，這才是大“義”!

在同統治者的關系中，李逵突破了封建正統觀念在同梁山兄弟的關系中，李逵也在不少場合突破了“義”的封建性。這兩個突破，使李逵形象所體現的民主精神，高揚到了封建社會文學中難得的高度。使他高出于張飛、牛臯、程咬金等一切李逵型的形象。張飛等可以有李逵性格的某些因素，卻很難容納一個赤貧農民的堅決反抗精神和燃燒着反抗精神的義。

但是，話又得說回來，正如李逵在同統治階級的關系中，還有其局限性一樣，在他同梁山兄弟的關系中，有時也還可以看到“義”的封建性的一面。當戴宗向羅真人介紹時，曾說：“雖死，其忠不改，……因此宋公民甚是愛他。”羅真人在降服李逵後，又特地教訓他：“竭力扶持宋公明，休生歹心。”李逵在這個半神半人的真人面前，也就“再拜道：‘敢不遵依真人言語’”這些地方，終讓人感到李逵有時分不清盡義于宋江跟盡義于山賽的界線。

《水浒》作者可能也分不清，他所使用的雖然是同一個道德觀念，實質上表現的卻是兩個敵對階級的兩種對立的道德：有時表現的是農民階級的“義”，有時表現的是地主階級的“義”。這對于李逵和作者來說，都是不足為怪的。值得提出的是，有的評論也在這裡放棄了階級分析，籠統地将它都稱之為狹隘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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